关于财政分权、企业税负与税收政策有效性的探讨

我国的税收呈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主要是得益于分税制的改革.近期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性的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将会带来企业税负也随之升高,这一现象一般表现在非税收保护公司.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财政分权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但是这种降低也只是对于非税收保护公司起作用.税收政策对于稳定经济是有限的,可能面临财政当局主观臆断,造成更大程度的经济波动.政府要适度的使用宏观调控来调节我国的经济.关于财政分权、企业税负与税收有效性的探讨此文基于财政分权制度的角度,为中国现阶段税收高速的增长做出了制度层面的诠释,充分的拓展了财政分权制度带来的经济后果、税收增长的因素与税收政策有效性等领域的研究.     

我国名义税负与实际税负比较及提高实际税负的征管对策

本文从税收角度就我国实际税负水平的高低,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差距的成因,以及如何提高实际税负水平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制度创新:旅游企业的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

近年来 ,我国旅游企业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发展迅猛 ,成绩喜人。但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 ,旅游企业税收流失严重 ,导致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相差悬殊。文章主要针对目前旅游企业的现状进行剖析 ,从制度创新上提出解决的方法和措施 ,加强对旅游企业的税收征管。     

地方财政压力会影响企业税负粘性吗——一种企业税负“痛感”的解释

减轻企业税负及税负粘性的“痛感”,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创新能力。近年来我国减税降费成果瞩目,但经济下行使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日益增大,企业依然感到“税负过重”。基于此,利用2009—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研究了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税负粘性现象,滞后一期财政压力对企业税负粘性有显著影响。在地方财政压力持续增大时,税务机关可能会重点关注避税程度高以及规模大的企业,造成其税负粘性更大,税负“痛感”增强,主要表现为企业利润增加时,被关注企业所得税的边际增量显著大于利润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因此,政府应建立减税降费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协同机制,加快地方主体税制建设;协调税制改革和税收征管制度,减少弹性征管空间以降低企业税负粘性。同时,企业应提高纳税遵从度,培育企业自身税务核心竞争力,合理进行税收筹划活动以降低税负粘性。     

官员晋升激励与企业实际税负——来自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证据

本文以2009—2015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实证考察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辖区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该影响对处于东部地区企业的实际税负影响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实际税负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此外,本文探索官员晋升对企业实际税负的作用机制,揭示了税收征管强度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此阐释了地方官员晋升所带来的税收征管变化,以期为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     

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与地方财政压力

规范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提质增效与保持地方财政压力适度性是"十四五"期间财税体制完善的重要环节.基于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与地方财政压力之间的内在逻辑,本文以财政分权治理理论、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地方财政压力机理为导向,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揭示财政分权治理与减税降费之间的三重关联性,以及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路径及其效应.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收入汲取能力、系统性减税和规范清理收费是财政分权治理有效性的基本要件,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及其方向取决于传导机制.为此,应进一步规范财政分权治理的保障机制,适时调整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以确保地方财政高质量运行.     

税收任务、策略性征管与企业实际税负

长期以来,基于收入任务完成度的考核构成了中国税收征管绩效评价的主要特征,也成为理解中国税收征管力度变化的重要逻辑。基于2008—2015年间全国微观企业与省市宏观层面的匹配数据,本文考察了地方层面的税收任务对于税收征管以及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任务显著推升了税收征管力度,平均而言,税收任务目标每提高1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将提高0.138个百分点。同时,以任务完成度为临界点,税收任务对于税收征管力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未完成任务和恰好完成任务的组别,而在超额完成任务的组别中则并不明显。这一结果契合了地方征税机关在完成任务之后,通过"藏税"来降低未来任务基数的现实逻辑。本文的研究对我国未来税收征管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税收计划与企业税负

基于2002—2012年中国省级税收计划的数据,本文发现地方税务机关很少出现未完成税收计划的情况;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税局的税收目标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地税局的税收目标增长率反而逆势上升,与经济税源的偏离程度也相应拉大;与此同时,税务机关为避免出现未完成税收计划的情况,相机提高税务稽查的强度和平滑税收收入。这表明,在中国现行的税收征管体制下,税收计划具有很强的指令性,是税务机关必须完成的任务底线。进一步深入到企业层面,本文发现当地方税务机关完成税收计划的压力较大时,企业税负显著上升;而当年初税收目标增长率较高时,这一情况更加严重。此外,地方税务机关的税务稽查显著提高了非国有企业的税负,但是对地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揭示出,中央政府在运用税收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特别是治理衰退时,不能仅仅停留在政策设计本身,还需要改革当前脱胎于计划经济的税收征管体制。     

税务检查、税负水平与企业生产效率——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税务检查是税收征管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使用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考察税务检查对企业税负水平与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税务检查对企业税负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源于税务检查产生的"征税效应"和"寻租效应";(2)在财政创收压力越小、法制环境越好的地区,税务检查与企业税负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弱;(3)税务检查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法制环境改善将显著弱化这一效应。本文提供了税务检查影响企业发展的微观经验证据,并为当前税收法制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

利用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探究了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的减排效应,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水平,意味着财政和环境的分权治理并不利于中国生态环境优化。引入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则表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即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环境分权有利于降低中国环境污染水平。     

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

在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政策背景下,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成为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点。文章基于我国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的关系。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越多地通过出让土地资源获得土地财政收入,就会越少地将土地资源抵押或质押,从而削弱了隐性债务的扩张,土地财政与隐性债务呈现相互替代的作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财政压力就越大,地方政府就越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资金来源,从而推动了隐性债务的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的上升,会削弱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促使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偿还地方债务的保证,削弱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的替代效应。结论丰富了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影响效应的研究,为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提供对策建议。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

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后果,财政分权导致政府间财政竞争,并改变了财政均等状况。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尤其是官员委任制以及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使得政府间财政竞争更易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呈现结构性扭曲。因此,制订合理的政绩考核标准,并相应调整财政体制是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当务之急。     

财政分权下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和变化,特别在经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已基本建立起了全国范围的财政分权体制,近年来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日益完善,但也出现了许多体制结构的问题,其中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其最显著的表现之一.转型时期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促进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得以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从财政分权角度入手,分析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机制及我国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一点见解,以期对财政分权下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有所借鉴.     

广东省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研究

采用广东省上市公司2008—2011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广东省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回归分析了影响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因素。结果发现:广东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总体税负较重;公司规模、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盈利能力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呈显著负相关;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重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没有显著关系。     

房地产限购与企业负担——来自企业税负和罚款支出的证据

在“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限购成为了地方政府稳定房价的重要政策工具选择。但这一从民生出发的政策却可能因影响了土地财政而导致地方政府将财政收入压力转嫁给企业,文章以企业税负和罚款支出为例对此进行了探讨。以各地限购政策为冲击,构建多点冲击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发现：（1）限购政策增加了企业税负和罚款支出,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相比未限购城市,限购城市企业的整体税负平均增加6.25%,罚款则增加46.67%。（2）限购下的政府税收征管和罚款行为存在一定的策略性,在更易受地方政府直接影响（有政府补贴、地税局管理）的企业中,限购更多影响了税负;而在难以直接影响（无政府补贴）的企业中,限购更多影响了罚款。（3）进一步考察限购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的影响发现,限购政策降低了当地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加大了财政缺口,但却增加了非土地财政收入,这从宏观上佐证了限购之后地方政府的替代性“创收”行为。（4）最后发现政府法治水平和纵向财政平衡等体制建设能够约束地方政府的策略性税费执法行为。文章从企业税负和罚款支出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下的策略性执法行为及其治理机制,结论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限购政策的影响...     

财政职权、征税努力与企业税负

分税制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入权、税收征管权都呈现逐级上移的特征,这势必会弱化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和经济建设职能。本文利用撤县设区改革,研究了收入和支出端的财政职权对县级政府征税努力和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撤县设区改革降低了县级政府财政自主权,新设区的财政收支明显下降,而市本级的财政收支则显著上升。第二,撤县设区弱化了县级政府征税努力,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实际税率,不过仅限于区县政府管辖范围内的企业所得税,对国税局管理的增值税和2002年之后新企业的所得税没有影响。第三,撤县设区有助于扩大企业销售产值和利润总额,并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分税制框架下要实现企业的实质性减税,需要通过财政收支权力的同步调整来降低地方财政压力,形成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政府间财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