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的施行能否改善公司治理*——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反垄断法》能够有效改善中国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提升市场效率。本文以中国2005—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总经理离职事件为研究对象，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反垄断法》的施行是否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本文研究发现，《反垄断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离职与企业业绩的敏感程度，促进了市场公平，缓解了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问题，强化了股东对CEO的有效监督。此外，本文通过将样本按照行政垄断程度、行业垄断程度及企业垄断程度进行分组并对比分析后发现，该效应在行政垄断程度较高、行业垄断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明显，在地方国有企业中尤其显著。以上结果均表明《反垄断法》的实施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公平。     

竞争政策与职工工资——基于《反垄断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规范收入分配问题以及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是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文章以《反垄断法》实施为契机,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反垄断法》施行对职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低垄断程度企业相比,《反垄断法》实施显著降低了高垄断程度企业职工工资水平,且经过平行趋势、倾向匹配得分、改变样本期间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考察影响机制发现,《反垄断法》通过降低高垄断程度企业的垄断利润率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来削弱职工工资。异质性检验发现,《反垄断法》对职工工资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市场竞争程度较弱行业的企业、行政干预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税收规模较高的企业。文章的研究丰富了职工工资的影响因素研究,为《反垄断法》的施行效果评价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同时对于完善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研究

在国家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城市群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城市群政策有助于优化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使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缓解政府干预下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以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作用路径。当企业所在地的行政垄断程度较高、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或者企业的劳动与资本要素互补关系较强时,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城市群政策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而非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从而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纳入城市群政策的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均得到显著提升,且不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这排除了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城市群政策经济后果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而且对于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会驱动劳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发生转变，进而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实现企业内部共同富裕目标；员工规模的扩大、员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路径；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而对管理层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相比数字技术实践应用，底层数字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相比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为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争议提供证据，同时也对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提供参考。     

通往共同富裕之路：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

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企业ESG建设对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深刻影响,成为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新动力。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的上市非金融企业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外部融资能力低、外部治理能力弱、劳动密集型和高污染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机制分析发现,重塑要素投入结构、改善融资约束和治理能力是ESG建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微观视角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研究边界,为新时代如何深化企业ESG建设和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政策启示。     

劳动收入份额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劳动收入份额为初次国民收入分配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本文系统梳理了文献中关于劳动收入份额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并讨论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度量标准。即使数据口径一致,劳动收入份额也很难完全符合Kaldor事实。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格局最根本的因素可归纳为经济结构转型、有偏技术进步、产品和要素市场扭曲三个方面,其他因素可通过它们间接地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实证分析倾向于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多由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解释,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差异还可解释国家间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同,而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则更多由产业结构变化所致。对有偏技术进步的探讨中,已有研究多围绕要素替代弹性和要素增强系数的估计以及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实现展开。市场偏离完全竞争造成的扭曲也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例如在产品市场上,垄断和企业追求利润之外的目标均是代表性因素;要素市场中,重点讨论的则是劳动和资本的谈判能力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等。     

流通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劳动收入是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直接体现，不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优化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和推动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重要举措之一。市场经济的流通过程是商品交换关系的集中领域，关乎商品价值及其背后不同所有者经济利益的实现与协调，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流通业发展为视角，考察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进一步考察了国有资本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流通业发展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但当流通领域国有资本占比超过一定限度后，上述提升作用会减弱；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干预程度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高低会影响流通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创新现代流通体系、推动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政策启示。     

企业风险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证据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分析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主要关注企业风险的影响。通过扩展Holmstr?m&Milgrom(1987)的经典模型说明,企业风险降低使劳动者努力程度提高,产出水平和工资都得以增长,但是产出增长更快,因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实证研究支持上述分析,企业风险与劳动收入份额正相关,并且在使用替代性的风险指标和不同的模型设定下都有稳健结果。对影响机制的考察发现,企业风险降低时,人均产出比工资增长更快,且工资结构中固定工资份额下降,这与理论分析的预测一致。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对资本市场中的共同机构所有权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关注不足,文章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有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显著促进了投资组合企业间的研发溢出,提高了企业研发人员占比和高学历人才占比,优化了人力资本结构,从而带动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文章还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增加了企业技术人员,减少了生产工人,进一步支持了协同效应的理论逻辑,并基于行业竞争视角排除了合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共同机构投资者控股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加显著。文章不仅将共同机构所有权的研究拓展至劳动力市场,还从全新的视角探究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基于行业视角的广东劳动收入份额实证研究

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存在地区差异,而目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探讨很少有基于一省或一区的研究。文章结合广东2005-2009年14个行业的劳动报酬数据,用Pooled EGLS方法发掘提升广东省劳动收入份额的行业途径。结果显示,行业规模、工资水平对劳动收入份额增长有正向作用,行业垄断程度则起负向作用,而行业劳动密集程度对该份额的拉动作用存在行业差异性。要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广东应加快推进行业转型升级,降低行业行政垄断程度,着重发展服务业。     

卖空约束放松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已有文献从诸多视角对其决定因素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少有研究关注资本市场制度设计与变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文章利用融资融券制度推出的外生冲击,考察了放松卖空约束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卖空约束放松显著提高了标的企业未来的劳动收入份额。机制检验发现,缓解企业未来融资约束是卖空约束放松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研究发现：（1）卖空约束放松显著降低了企业未来的债务融资成本；（2）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越严重、公司治理环境越差时,卖空约束放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越强烈；（3）“卖空威胁恶化企业产品市场表现”这一竞争性假说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卖空约束放松的经济后果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对于如何通过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以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时代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     

经济下行背景下产业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在经济下行背景下,产业政策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问题值得关注。在理论阐述产业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以2009年中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出台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发现,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提高企业融资可得性和可负担性,缓解其流动性约束,扩大雇佣规模,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内向型企业、政府干预程度较强地区企业的影响更大,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差异较小。研究结果不仅识别出产业振兴规划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机制,也为重新审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债券融资与劳动收入份额

文章结合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及推动企业利用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现实背景,考察了债券融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债券融资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正相关,并且在采用基于倾向匹配得分的双重差分模型、考虑RZ分析框架、控制高阶固定效应、利用工具变量法以及通过短期融资券推出的外生冲击进行双重差分检验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融资可以通过降低整体债务成本和发挥溢出效应降低银行贷款利率,继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一个重要因素;"工资侵蚀利润"这一竞争性假说并不影响本文结论.文章的研究丰富了企业债券融资经济后果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对于深化对债券融资作用的认识、理解劳动收入问题以及促进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才引进、个人所得税优惠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完善人才激励政策,提高人才竞争力,对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为事件冲击,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高端人才引进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劳动要素相对价格,显著地提高了政策内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竞争性行业、非国有企业、非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高技术含量企业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发现,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降低了人才要素相对价格,不但能激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力资本深化,而且能促进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增加研发人员和技能人员数量,以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因此,建议加大人才税收激励力度,促进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提质增效;完善人才引进制度体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化企业人才培养制度,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收入份额、内外环境与企业绩效

分群体探索收入分配影响后果是合理构建收入分配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以199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微观视角探索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后果。研究发现，在激励效应和成本效应共同作用下，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呈非线性关系，且当前成本效应占主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成本效应促使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劳动保护通过激励效应缓解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高管过度自信放大成本效应使两者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缓解成本效应从而能够缓释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绩效；随着时间推移，创新有助于缓和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从员工管理、企业发展战略角度为企业应对劳动成本上升提供相关建议，从微观层面为国家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新参考。     

产业结构调整下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路径

当前中国处于结构转型期,如果为了提高加总劳动收入份额而忽视产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那么可能导致错误的、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干预.本文利用改进的Gollin修正方法测算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适度区间,针对三大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现状运用实证模型检验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取决于第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预计在2020年和2025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43.89％和42.94％,劳动收入份额分别提升至52.48％和56.46％.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需要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并且需要在产业内处理好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规模经济”与“竞争”的难题,注重发展第三产业.     

工业机器人使用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以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理论为逻辑起点,分析了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利用2006—2017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工业机器人使用规模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伴随着工业机器人使用规模的扩张,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但从长期来看,当越过极值点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将会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因此,短期内政策的关注点应是在推动工业机器人研发与应用的同时,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构建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于劳动保护制度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伴随着最低工资水平的上升和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冲击会弱化,这意味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强化劳动保护可以缓解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冲击。     

中间品贸易网络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开放经济下的收入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核心问题。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和全球双边贸易数据库等，基于佩奇方法估计企业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进而研究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如何作用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研究表明，提升企业的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使用混淆变量的影响阈值检验、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等缓解内生性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通过要素成本、技术进步和工资提升机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拓展分析发现，加大教育科技支持力度、提高国内上游供给能力、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规模，有助于缓解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因此，应积极推动建设以政府为主导的二次分配和以慈善活动为代表的三次分配机制，加大财政、教育、科技投入力度，加快提升国内供应链的供给能力，积极培育国内市场需求潜能，进而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