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演化分析

文章运用CHNS数据库,从收入流动性视角,通过反事实计量和数值模拟方法,从众多影响因素中分解出城镇化因子对收入流动性的净效应,进而研究城镇化对我国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虽存在较高收入流动性,但底层居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并不大,且阶层联动结果证实了农村收入分布存在极化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化效应引起的农村收入流动性并不高,主要是引起相邻收入阶层之间经济地位转换;同时,从城镇化导致的阶层联动看,既有促进较高收入阶层和较低收入阶层向两极分化的作用,又有抑制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变小的作用。总体表明,城镇化对农村中等收入以上阶层经济地位提高更有利。     

数字经济带来低效内卷还是公平竞争：对同龄群体收入收敛趋势的观察

文章通过对“内卷-竞争”的量化识别分析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中国同龄群体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拓宽竞争方式与竞争范围营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缓解了“内卷”带来的努力收益回报下降的不利影响，使同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逐年收敛趋势且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降低了40岁以下群体的同龄收入差距，但对40岁以上同龄群体的作用却相反。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的工作用途和机会型创业两条竞争路径更加强化了对同龄收入差距的收敛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同龄群体中，相比中等技能水平群体，低技能和高技能水平群体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更多；数字经济对农村群体的收入促进效应更大；同时，女性受益于数字经济的收入溢价更高。因此，加快数字化进程，使同龄人不同群体充分享受数字经济红利，对缩小同龄收入差距进而迈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解释。     

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现实基础、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是我国处于相对贫困治理时期的重点工作，更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与时俱进的农村改革、不断优化的农村体制机制、脱贫攻坚的胜利经验和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提供了现实基础，然而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来源单一、内生动力不足、人力资本贫乏和利益联结方式不紧密等也制约了他们的增收，还需要为农村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加公正、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使他们更快融入现代化进程，共享发展成果，从而实现可持续的收入增长。     

数字技术采纳、社会网络拓展与农户共同富裕

数字技术不仅是农户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而且是推进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现有研究对共同富裕的测度多从宏观视角出发,测度区域和国家的总体共同富裕水平,鲜有研究从微观层面探究增进农户共同富裕的问题。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数据,对7031份农户样本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刻画,运用O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采纳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采纳显著提升了农户共同富裕水平,在更换变量、采取工具变量法估计与PSM匹配等检验后,结论仍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技术采纳通过拓展社会网络促进农户共同富裕,其中,社会网络规模和社会网络强度是其主要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采纳对低收入组农户的共同富裕促进效应强于高收入组,有助于缓解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发挥着促进"增富"及"共享"的分配效应;采用数字技术进行浏览信息、休闲娱乐、商务工作和投资理财对农户共同富裕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采用数字技术进行商务工作,对农户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效应最大。可见,应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契机,完善农村数字硬件设施和软件基础,提升农户数字技术采纳能力,共享数字化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移民汇款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环境调节效应的实证考察

基于1981—2018年114个发展中国家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广义矩估计法(GMM),实证检验了移民汇款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汇款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制度环境对移民汇款与人力资本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对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移民汇款对中低收入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更大;就制度环境在国际移民汇款对人力资本影响中的调节效应而言,中高收入国家更显著。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与共同富裕

促进农村共同富裕是当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2017年以来正式启动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具有强农富农使命,但其对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尚不明确。文章以“总体富裕”和“成果共享”两个维度构建地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使用2015—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从农业生产效率和劳动力转移就业角度研究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有助于推进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处于经济发展中间水平地区。同时,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成果共享”效应大于“总体富裕”效应。进一步地,在机制检验方面,文章发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提高了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农民群体就业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提升了弱势群体收入,从而促进了发展包容性,切实推进了共同富裕。因此,文章提出：加快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总量扩容,扩大覆盖面,严格考核,切实发挥其包容性发展效应;加快形成省市区联动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体系,为农村共同富裕注入持续动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应注重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外延式发展;各地区应因地制宜依托...     

家庭收入流动性分解测度、税收负担及制度改革效应分析——基于家庭微观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收入流动性是动态反映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指标，主要被用来考察社会个体收入分布的机会均等程度及时间路径。本文探索税收对家庭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理和制度改革效应，从福利主义视角将总收入流动性分解为交换流动性和结构流动性两个指标，利用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两阶段法，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了个税负担、税改带来的减税规模、地区和收入阶层差异对三类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总流动性、交换流动性和结构流动性三者对家庭个税负担的反应程度依次降低；个税制度改革前后的减税规模对交换流动性的影响大于结构流动性，并且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和收入阶层之间的异质性，即东部地区和高收入阶层的总收入流动性受到减税规模的正向冲击最大，而西部地区和低收入阶层的减税规模对总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较小或者甚微。此外，个税免征额比重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工资额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免征额有利于增强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性，而低收入家庭却与之相反；每个家庭挣工资人数的差异也会导致个税负担对收入流动性产生截然不同的作用。有鉴于此，结合个体、家庭、地区和收入阶层的特征设置富有弹性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     

关于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依然有很大的差距,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都属于低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研究分析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对于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数字金融、家庭财富与共同富裕

文章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家庭财富积累、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家庭财富积累,经过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2)创业和配置风险金融资产是数字金融影响家庭财富的重要渠道。(3)财富规模越小的家庭,使用数字金融产生的创富作用越大,并且老年人、低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农业户口群体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使用数字金融能够产生更大的创富作用。总的来说,财富是富裕的题中之义,数字金融能够在提升家庭财富总体水平的基础上缓解财富不平等,从而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参考依据。     

人力资本、劳动收入份额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目标的核心是增加居民收入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收入分配的一项重要指标,有利于改善初次分配不平等,缩小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利用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人力资本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在两者之间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且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在人力资本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和经济规模大的地区,人力资本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代际传递性分析

本文通过对父子收入代际弹性和家庭收入代际弹性的研究,发现子女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到父亲收入或家庭收入的影响,证明了中国居民收入代际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传递效应,特别是低收入群体。通过内外因分析,可以发现教育成为影响中国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现象的重要因素。教育是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个人教育水平提高和教育环境的公平可以使低收入群体有机会流向更高收入阶层。     

平台经济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分析

数字革命催生的平台经济以强大的就业效应重塑劳动力就业形态和收入分配机制，为缩小性别收入差距带来契机。文章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平台经济发展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改善女性就业条件、削弱女性家庭责任限制、便利女性就业搜寻及提升女性人力资本，平台经济提高了女性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给女性劳动者带来比男性更大幅度的收入增长，从而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性别收入差距缩小效果对已婚、中低技能、受雇型及服务行业的劳动者群体更为明显；当今劳动力市场上禀赋收益率差异（性别歧视）依然是性别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来源，女性具备的平台经济接入优势和回报率优势都对性别收入差距起到收敛作用。     

优化社会结构 促进和谐社会发展

和谐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中等收入阶层尽快形成；贯彻公平原则，确立公民的平等权利；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有效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憧憬橄榄型分配结构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会议明确,"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的科学分配结构,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     

教育投资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研究

中等收入群体大多有着稳定的收入来源、较强的消费能力,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消费升级、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另一部分人也要富起来,并带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教育人力资本是影响个人收入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借鉴和比较已有关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测算文献的基础上,使用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位数的75%～150%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测算了我国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测算结果的基础上,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性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教育投资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教育投资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存在长期的正相关关系,且互为格兰杰原因。因此,为扎实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应充分发挥教育投资的作用。     

中国1991～2006年收入分布的动态变化:基于核密度函数的分解分析

本文使用多年微观家计调查的数据,利用核密度估计分解方法,分析1991～2006年间收入分布变动的差异,通过分解差异的不同来源考察其所代表的不同的福利含义,并试图回答改革过程中增长与不平等对于分布变动的相对影响。研究发现,这十五年间收入分布的显著变动主要体现在中等收入组分布密度的下降以及中低收入组向高收入组的流动,同时分布多年呈现出双峰或多峰形状说明了异质性群体的存在。分布变化的首要原因为均值效应(增长),其次为方差效应(不平等),残差效应(异质性群体)的效果最小。分布变动主要源于收入的增长和福利的改善,不平等效应虽然也起到很大作用,但整体效果小于均值效应,而异质性群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低收入组,且重要性相对较小。不平等削弱了增长的福利效果,使得部分低收入家庭受损,又可能使得部分高收入家庭获益。城乡虽然都享受到了收入增长的益处,但乡村地区经历了更为显著的收入分化,且异质性群体的作用更为明显。     

农村低收入群体社会保护的理论基础探析

文章在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保护政策含义.从而得出:社会保护是政府通过收入支持对社会上最低收入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赋予教育、医疗和就业等机会,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政策措施.它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生命周期理论以及社会风险管理理论,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对低收入家庭和个人进行政策干预.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文章运用门槛效应检验的实证方法，选取2016-2020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存在门槛效应。关中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值明显高于陕北和陕南地区，而陕北和陕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增长率则高于关中地区。鉴于此，提出增强农村数字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农村数字金融服务水平、推行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化发展战略、提高农村居民数字金融意识等措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领域

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嵌入和依托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以及城乡间的均衡分配.我国应积极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从规范数字经济分配关系、加强对数字经济领域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着力扩大线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方面加快推动共同富裕稳健前...     

二元结构下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CHIP2002和CHIP2013数据,采用基于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分解法,比较了不同时间维度和不同分位数水平上,我国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性别工资差距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差距不断扩大,其中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距全方位扩大,且低分位数上的增速最快,致使2013年其各分位数上的性别工资差距超过城镇职工。其中,低收入城镇职工与中等收入农民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及其来源具有相似特征。第二,系数效应是造成城镇职工和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的主要因素,两个群体的性别歧视均有所增强。但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群体的性别歧视较大且增速较快。由于低收入群体中性别歧视的快速增长,城镇劳动力市场中遭受性别歧视最严重的群体由2002年的高收入的城镇女性职工和高收入的女性农民工,转变为2013年中等收入的女性农民工和低收入的城镇女性职工。第三,尽管针对中高收入城镇女性职工的市场前歧视和市场歧视均有所弱化,但低收入的城镇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及其回报率仍低于同类男性,呈现与女性农民工相似的特点。上述结果意味着,城镇劳动力市场中不同户籍、不同收入水平的女性,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应针对不同群体采用差别化的性别干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