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进口?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外贸发展成为实现高质量国际循环的关键抓手。文章采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的合并样本，系统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进口贸易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进口规模，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的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企业所在地区、贸易方式以及产品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作用渠道方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促进企业进口增量提质，并且数字化转型同时通过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渠道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提升；拓展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进口可能性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进口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对于推动中国数字经济与进口贸易融合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在数字革命的背景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出口稳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文章基于2001～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和机器学习方法从微观层面测度了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并结合对应的上市公司经济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深入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出口的增长,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该影响存在长期持续的正向动态效应,且对于扩展边际和广延边际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和供应链管理渠道影响企业出口。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冲击将深刻地影响实体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本文以2007—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合作创新，但是并没有显著地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并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和增加企业间的研发溢出来实现。分样本回归发现，在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成长期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分解发现，底层技术层面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合作创新均具有促进效应，而区块链技术和实践层面的数字技术运用对合作创新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探究了数字化背景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提质增量”

文章基于多目的国、多产品异质性贸易理论模型，利用2001～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就影响机制而言，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国多样性带动企业出口规模的提升，同时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私企、外企、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国企、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且相对于出口到发达国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和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明显。     

下游企业数字化可以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供应链溢出的视角

当前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关联主体的溢出效应。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客户和供应商逐一匹配的供应链条和企业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专利大数据,首次从产业关联的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特别是当上游企业规模较大、具有国有性质、知识存量较为丰富,或其所在行业市场竞争度较高、需求量较大、污染密集度较高时,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创新的牵引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上游企业提高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和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能力,进而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向溢出效应的影响下,上游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质量提升;不仅对企业策略性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对实质性创新产生“杠杆效应”;但在现有阶段,上游企业绿色创新主要还是集中在生产的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环节,还未深入到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的源头预防阶段。文章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建立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低碳经济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低碳经济转型与贸易强国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匹配2007～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低碳经济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在不同产业、不同碳排放强度行业、不同清洁程度产品以及是否为资源型城市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层面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环保投入效应尚未得到验证；产品层面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资源配置优化促进高质量产品升级，抑制低质量产品升级。文章的结论从贸易高质量发展维度验证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为未来实现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     

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框架,选取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高治理水平、低融资约束的公司驱动作用更大。机制路径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会计信息质量,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对进口扩张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积极探究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对于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构建理论框架解析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机制。通过采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发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实际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扩张。该结论在经过替换关键变量、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估计、更换估计方法、调整样本范围和控制多维固定效应等多重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技能水平，即通过融资效应和技能升级效应促进企业进口扩张。异质性分析显示，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产权性质、规模和区位异质性。人工智能对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进口扩张的带动作用更为强烈。文章通过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以及Cloglog生存模型法考察人工智能与进口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延长进口持续时间，维持进口贸易关系稳定性。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也为政府通过积极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中国进口供...     

数字化转型、企业生命周期与突破性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本文使用2007-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识别企业数字化相关无形资产占比构建微观层面数字化指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于突破性创新的作用。研究表明：整体而言，企业数字化对于突破性创新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进一步的分样本回归显示，数字化促进了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并且这种提升效果在制造业、高科技行业更为明显。进而，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数字化与企业创新间的因果关系，所得结论一致。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通过融资纾困、推动产学研协同研发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本文结论对于当前深入推行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赋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知识产权保护:扩张进口种类抑或增加进口数量?——基于中国产品层面进口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HS-6分位产品层面的国际贸易数据,遵循Hummels和Klenow（2005）的方法计算了1995～2011年中国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并运用面板数据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进口及其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的进口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增长,但知识产权对中国进口积极作用则是沿着扩展边际而实现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扩张和市场势力效应分别作用于中国进口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而前者占据主导;知识产权保护增加一个单位,扩展边际增加约36％,集约边际约减少5％。     

知识产权保护:扩张进口种类抑或增加进口数量?——基于中国产品层面进口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HS-6分位产品层面的国际贸易数据,遵循Hummels和Klenow(2005)的方法计算了1995~2011年中国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并运用面板数据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进口及其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的进口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增长,但知识产权对中国进口积极作用则是沿着扩展边际而实现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扩张和市场势力效应分别作用于中国进口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而前者占据主导;知识产权保护增加一个单位,扩展边际增加约36%,集约边际约减少5%。     

数字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人力资本和交易成本传导机制的视角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及与产业的渗透融合，企业数字化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大基本特征。聚焦于数字化带来的变革，本文基于我国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LDA主题模型构建企业创新指标，从多重维度考察了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成为驱动企业创新的新动能，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交易成本来推动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科技企业和高市场地位企业(行业领导者)的数字化发展具有更为明显的创新改善效应；与此同时，可以通过降低环境不稳定性程度、促进市场竞争和发展数字经济的途径来进一步发挥数字化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依托数字化及数字技术赋能创新、以创新驱动引领经济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微观体现,在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爬取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构造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从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来全面反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还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在作用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管理性交易成本机制并不显著。（3）异质性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西部地区企业,对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结论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     

自贸区设立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自贸区政策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异质性检验表明，自贸区设立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自贸区通过增强技术创新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地，调节效应揭示了营商环境优化在贸易便利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

本文基于 2013-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机器学习方法构建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采用回归分析法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风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范围规模效应、信息效应增强了企业的经营能力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降低了企业财务风险。（3）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信用环境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会对数字化转型的风险抑制效果产生影响。横向看,法律监管可以提高数字化的风险抑制效果;纵向看,经济政策波动越小、不确定性越低,可以显著强化数字化的财务风险抑制效果。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内部管理、人才培养、政策激励、全要素生产率四个角度就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提出建议。     

产业集群效应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广东省制造业集群的调研

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广东省关于“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调研及问卷数据,检验了产业集群归属是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同时探究其作用机制,并考察了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特征、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以及企业技术特征等不同情境下产业集群效应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产业集群有利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并提高数字化转型成效,且集群内的企业主攻生产制造环节更能充分发挥效能。产业集群的效应在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特征、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以及企业技术特征三个方面体现出异质性,更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薄弱、中小民营和“专精特新”等企业破解数字化转型难题。机制分析表明,产业集群通过共享技术研发、培训服务、同源供应商和订单分配等途径推动数字化转型,反映出集群的知识溢出、资源共享和交易匹配等三大效益机制。该研究以一手调研数据拓展了现有文献中对产业集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方法;以机制分析揭示产业集群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和阶段差异,印证并深化产业集群理论。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企业“不敢转、不想转、不会转”,推动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     

企业数字化转型、容错机制与研发创新

对企业创新失败的容忍是激励管理层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条件。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容错机制”视角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水平的提高。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了管理层因创新失败导致的薪酬降低和职业生涯风险，有效地提高了企业对管理层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证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容错机制”激励企业创新这一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较差、高管持股数量较低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最后，创新产出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发明专利的增加，有助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创新。本研究丰富了管理层创新激励的相关文献，为如何提高管理层的创新积极性以及高质量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间品进口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为了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提高企业经济实力,对我国中间品进口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正向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中间品的国际溢出显著提高了我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且对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的创新影响较大;增加进口中间产品多样性以及扩大来自发达国家高质量中间品的进口量是推动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的重要措施。     

产品内分工下中国进口结构与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引力模型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中国深入参与国际分工使得进口大幅提升,本文采用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以及市场多元化方法分析了进口产品的结构.2001-2006年,我国进口增长主要依靠数量扩张,进口构成主要还是来自老市场的老产品,并且中间品所占比重和增幅大干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趋势还在扩大,这表明我国进口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在双边贸易框架下研究各类产品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文章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从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增长的决定因素和发展潜力.结果显示,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和多边阻力提高均能有效促进双边进口,产品内分工也有利于中间品进口增长,而中国从多数贸易伙伴进口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可见,我国不仅要进一步扩大进口数量,还要丰富进口产品的种类,这样才有利于进口结构的调整.     

贸易摩擦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关于外部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化改革、营商环境、数字金融发展、政府扶持政策等正面激励视角,较少有文献从压力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引发的企业转型问题。文章使用2012～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影响企业显著提升了数字化转型水平,这种提升效应在进行多种检验后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倒逼效应和资源效应,即中美贸易摩擦对有较大竞争压力和更为依赖出口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明显,表现为倒逼效应;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融资约束较低和成熟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作用更明显,表现为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因贸易摩擦引起的信息需求和降低成本需求;同时,数字化转型还能帮助受影响企业提升实质性创新水平,而对策略性创新没有产生作用。文章研究对中国企业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