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激情、创业学习与农民工创业绩效

创业激情作为个人积极情绪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创业实践活动成功的重要因素,创业者具有的激情往往通过一定的创业学习行为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绩效。ABO模型提出创业者个人的情绪会影响创业者的学习行为,进而影响创业者的绩效。基于此,文章借鉴ABO理论,基于陕西省889份农民工创业者实地调研数据,结合农民工创业者特点,运用分步回归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农民工创业激情可以通过身份认同、创新、乐观、心流4个维度进行测度;创业激情中创新和心流对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均具有直接正向影响,身份认同与乐观只对个人绩效有直接正向影响;农民工创业学习对两类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学习在创新、心流与组织绩效、个人绩效之间均起到了中介作用,但在身份认同、乐观与两类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研究成果可为中国情境下如何提升农民工的学习能力,进而保持其创业激情、提升其创业绩效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模仿还是创新：创业机会开发与创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创业者是选择模仿还是创新关乎企业绩效及创业成败。传统理论认为创新道路更容易成功,原因是创新能够帮助企业构筑竞争优势。但国内外实践均表明,大量中小型企业恰恰是凭借模仿实现成功创业,中国情境下新创企业模仿型高于创新型的现象则更加明显。本文将创业者的创新选择与机会开发联系起来,认为创业者选择的原则是在约束条件下权衡何种机会开放方式能够增进创业绩效,通过194份新创企业样本分别考察模仿型机会开发和创新型机会开发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内外部情境因素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模仿型机会开发与创新型机会开发均能促进创业绩效,但在不同情境下作用效果有别：模仿型机会开发与创业绩效间关系对情境依赖不明显;创新型机会开发对情境依赖明显,越发激烈的外部环境会削弱创新型机会开发对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创业者自身行业经验的增加又会增强这一关系。可见模仿型还是创新型机会开发不应是简单的孰优孰劣,而是创业者在约束条件下理性战略选择的结果。     

用户创业者与用户社区如何影响创业绩效提升？

用户创业绩效反映了用户创业活动的结果与成效。然而现有研究侧重于探讨用户创业的前因机制及形成过程,对创业绩效提升的结果机制关注不足。本文以21家用户创业企业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用户创业者与用户社区层面的关键因素对创业绩效提升的联动效应与路径选择。研究发现：（1）用户创业者与用户社区的单个条件变量不足以揭示创业绩效提升的内在机理,但用户创业者先前经验和用户社区成员参与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高创业绩效存在3条驱动路径,包括大型活跃用户社区中通才型用户创业、多元活跃用户社区中通才型用户创业和经验型用户创业,其中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境下用户创业者受教育程度、用户社区规模与成员背景多元化之间任意两个条件变量的组合均可推动创业绩效的提升。（3）非高创业绩效存在2条驱动路径,包括沉默用户社区中经验型用户创业和通才型用户创业,非高创业绩效与高创业绩效的驱动路径并不对立,在用户社区成员参与度低的情况下,即使是通才型用户和经验型用户,也不能实现高创业绩效。研究结论揭示了用户创业绩效提升的多重驱动路径,为用户创业的实践活动提供指导和借鉴意义。     

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行为的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创业日益成为我国创业活动的重要形式，社会创业企业由于兼顾双重使命导致其面临严峻的资源困境。资源拼凑被认为是突破资源困局的有效途径，然而，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行为的驱动机制尚不明确。文章构建了先前经验、社会网络、市场导向、创业导向、环境包容性影响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行为的理论模型，以国内26家社会创业企业为样本，运用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资源拼凑行为具有不同的前因组态，高先前经验、高社会网络、低市场导向、低创业导向的联动匹配能够激发社会创业企业要素拼凑行为；高先前经验、高社会网络、高市场导向、低环境包容性的联动匹配能够激发社会创业企业市场拼凑行为；高先前经验、高社会网络、低市场导向、高创业导向、低环境包容性的联动匹配能够激发社会创业企业制度拼凑行为。本研究丰富了社会创业领域及资源拼凑理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社会创业企业突破资源困境也具有重要启示。     

从期望的成长到真实的成长：创业时间投资与创业动机水平视角下的思考

为什么有的新生代创业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创业行动，而有的却筹备几年时间始终难有进展？立足新企业尚未形成的“新生”阶段，本研究从创业成长期望角度解释创业者完成创业行动的差异表现，引入创业动机水平与创业时间投资，探讨上述关系的边界条件与中间机制。利用中国创业者动态跟踪调查数据（CPSED）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创业过程中，拥有高成长期望的新生代创业者能够完成更多的创业行动；并且创业者的创业动机水平越高，其成长期望对于创业行动完成的促进作用越强；进一步地，新生代创业者的成长期望，经由其对创业过程的时间投资，作用于创业行动的完成。该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新生代创业者对成长的期望如何转变为现实的行动化成长的内在机理，丰富“创业期望-创业行动”的作用机制研究。     

大数据—大数据分析能力匹配与产品创新度

遵循信息处理理论的配对匹配法，构建大数据—大数据分析能力匹配模型，分析 4 种匹配 / 不匹配情况对产品创新度的差异化影响。收集 164 个医疗健康服务创新项目数据，经回归与 ANOVA 分析发现：大数据与大数据分析能力高—高匹配最大程度提升着产品创新度；低—高不匹配的提升作用仅次于高—高匹配，并高于低—低匹配高；低—高不匹配不会比高—低不匹配更能提升产品创新度；高—低不匹配与低—低匹配提升产品创新度的作用最低且无显著区别。研究结论印证了大数据与大数据分析能力匹配赋能创新的机制和效果，拓展了信息处理理论，丰富了产品创新度前因研究，为企业大数据资源配置与大数据分析能力构建提供经验证据与实践启示。     

FDI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6年—2015年我国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模型、GMM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但降幅较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对低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对高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抑制作用，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具有异质性。进一步考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在跨过环境规制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低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减弱，但对较高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增强。今后应建立健全外商绿色投资机制，根据不同行业发展水平确定环境规制强度，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周边国家进口竞争、制造企业服务化与生产外包

文章考察了在贸易自由化加剧了本土企业竞争的背景下，来自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的产品输入对中国企业经营战略调整与绩效的影响。文章利用中国上市企业与UNcomtrade数据库进行匹配构建的样本研究表明：海外进口竞争提升了制造业企业服务化的概率，但企业涉足的主要为与其经营生产活动相关程度较高的嵌入式服务；企业也会因进口竞争选择将生产外包，但更热衷于选择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企业受资源约束难以同时参与两类活动；企业在进口竞争下绩效出现亏损的可能性会随之提高；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更容易涉足服务化或将生产外包，而进行出口贸易的企业受到冲击时亏损的可能性较低。研究还发现，企业实现服务化的主要手段是将内部员工从制造行业转向服务行业。     

信息加工视角下创业者的认知变革过程——一项多案例研究

作为创业研究的新兴流派，创业认知研究关注创业行为背后的认知机制。已有研究显示，创业者能否根据环境变化进行认知变革，是其新企业能否成功适应环境的关键。虽然有学者从信息加工视角对创业者认知形成与变革等议题做出相关探讨，现有文献对创业者认知变革过程却缺乏相对完整的解释逻辑。鉴于此，文章基于信息加工理论构建了"环境扫描-信息加工-认知变革"的概念框架，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创业者识别和利用机会过程中的认知变革进行了经验探究。研究发现：第一，模式识别是创业者信息加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相关决策情境因素共同影响信息加工方式的选择；第二，基于不同模式识别的信息加工会对创业者认知变革产生差异化影响。几个研究命题有助于从模式识别和信息加工方式两个互补的方面揭示创业者及其新企业适应环境的认知机制，对于创业决策理论与实践均有重要启发意义。     

薪酬激励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

“双碳”目标进一步明确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是判断企业是否低碳发展的指标之一。文章以2013—2021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薪酬激励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直接影响，并检验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结论表明：薪酬激励可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且环境规制增强了这一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门槛值0.021时，薪酬激励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果最佳；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来说，环境规制的正向调节作用只在国有企业和中部地区企业显著。     

大学生创业的行业选择原则及方法

随着高等院校扩招机制的实施,毕业生总量的跳跃式增长,使毕业生的就业难度不断加大.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大学生选择了自主创业这条新径.然而,各种资料显示,大学毕业生创业成功率低,创业道路困难重重.本文试图分析影响大学生创业的行业选择因素和行业环境,认为大学生创业要依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爱好,并结合对市场的分析,最终选择自己适合的行业.     

不平衡时代的创新与创业研究

不平衡是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对于创新与创业而言，正是因为时代的不平衡而孕育了更多具有时代特色的创新想法和创业机会，也正是因为时代的不平衡为中国情境下的创新创业研究理论开发带来了更多挑战。在此背景下，首先，客观环境的不平衡来自创业者的主动感知，解决不平衡问题需要提高创业者的创新、创业能力，而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创业认知加工和积极心理资本发挥作用。创业者通过环境扫描进行信息加工从而引发认知变革。创业团队知识和经验异质性带来了积极的心理资本。其次，合法性是创业企业在不平衡时代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心剂"。创业学习、关系网络都有助于企业获取合法性、解决新企业的合法性困境。创业企业战略选择和战略导向对于创业合法性也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最后，创业与创新融合下的商业模式创新逐渐成为不平衡时代的研究热点。商业模式创新需要适宜的资源开发、机会开发或机会-资源一体化开发行为支持，且机会、资源的开发还离不开由"环境-组织-个体"所组成的多层次影响因素发挥的联动效应。     

创业团队异质性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对七省市264家创业企业的调研分析

团队创业比个人创业更具优势,成功机率更大。在组建团队过程中,选择具有异质性特征的成员能够形成互补优势,提升创业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促进创业绩效,但也有学者指出,创业团队异质性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为解决创业团队异质性对绩效影响机制的“黑箱”,文章引入团队氛围变量,通过对264家创业企业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创业团队异质性一方面对创业绩效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通过作用于团队氛围对绩效具有间接的正向影响,有效地破解了“黑箱”的内容。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幸福感研究：个人—组织多重匹配的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个人—组织匹配的视角,从微观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幸福感进行了研究。理论推演和514份问卷的实证分析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与其工作组织之间的三个匹配维度(价值观匹配、个人需求与组织供给匹配、工作要求与个人能力的匹配)对工作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到的工作意义在此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另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现代性,即个体的价值取向,在该影响关系中有正向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匹配、个人需求与组织供给匹配对工作幸福感的作用关系上。     

谈钱真的伤感情吗？创业团队契约治理对成员亲密关系的影响

创业团队通常拥有亲戚、朋友等亲密关系,实践中却存在不少因权利争斗而导致关系破裂的例子。创业团队契约治理作为一种通过正式、具有法律约束的协议规范契约双方的行为和结果的治理模式,是否能显著提升团队亲密度呢？基于377份主创业者调研问卷,本文发现：（1）创业团队契约治理能够有效提升团队成员亲密度。（2）创业团队契约治理主要通过提升团队成员的分配公平感和程序公平感,从而提升团队成员亲密度。（3）当新创企业绩效水平较高时,分配公平感对亲密度的促进作用越强,而程序公平感对亲密度的促进作用有所削弱；当新创企业绩效水平较低时,程序公平感对亲密度的促进作用越强,而分配公平感对亲密度的促进作用有所削弱。本研究丰富了创业团队治理及亲密度的研究,并对创业实践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三峡水库移民创业及培训问题研究

摘要通过个人访谈、集体座谈、家庭走访、课堂旁听等方式,对三峡坝区周边移民区的移民进行调研,对其生活现状、创业现状、创业培训学习、创业需求、创业动机、创业困难及其对创业培训的评价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就水库移民创业及创业培训中存在的现象：绝大多数创业移民选择了传统的商贸领域、利润不高,善于利用移民区资源的创业者获得了初步的成功……进行了简析,并提出了创业培训改进的建议。     

乡—城流动中西部农民工的创业需求

西部地区农民工的“乡—城”循环流动,会分化出“务工农民工”和“返乡农民工”两类创业主体.外出务工农民中有约55.0％的人是潜在创业者,他们的资金、社会资本的需求满足程度相对较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需求呈动态变化趋势,其创业需求满足率和满足度也都较低.要充分尊重两类主体的创业需求差异,以“需求决定供给”的理念建立有针对性、差别化和动态化的西部地区农民工创业扶助制度,并加大贯彻执行力度.     

新时代的创新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过程、战略与绩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创新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的中国情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实践和理论创新都面临新的挑战。中国家族企业正在步入代际传承的高峰期,家族企业传承从来不只是任期的交接,而是家族企业生命周期中具有战略地位的关键事件,深刻影响了企业的战略转型、技术创新、跨代创业与其它重要事宜。因此,不少企业家族和学者常常将家族企业传承视为企业转型和持续创业的重要契机。华帝股份和宁波夏厦齿轮的案例研究表明,一代与二代的社会情感财富存在差异是传承中战略变革的阻力和推力差异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一代家族性资源为二代组合创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传承的策略性要素推动二代从适应性组合创业到选择性组合创业到一代+二代选择性组合创业的转化。创业与家族企业领域的理论视角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征,主流管理理论增长放缓,而二者特有的理论视角发展更快,创业研究话题呈现多极发展趋势。创业者个体层面的实证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通过效果逻辑和因果逻辑对创业绩效产生了影响,即创业决策逻辑是二者的中介机制。高新科技企业创新方面,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有效互动有利于管理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的矛盾需求,从而提升创新绩效;企业研发国际化对母公司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吸收能力和地理多样性对二者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部分积累制公共年金、双向利他与内生增长

本文采用内生增长的叠代模型，考察中国的部分积累制公共年金对人口总量、经济增长和代际净转移的影响。结果显示：提高个人缴费率和企业缴费率会减少孩子数和代际净转移率、提升经济增长率。在一定条件下，提高个人缴费进入个人账户的比例和企业缴费进入个人账户的比例都会减少孩子数、提升单位劳动产出增长率和代际净转移率。选择适当的费率组合以满足一定条件，能够适度控制人口规模，使经济合理快速地增长，并实现子对父的物质支持。     

创业者社会身份认知与新创企业创新

创业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活动,创业者社会认知如何影响其创业战略决策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区分创业者达尔文主义、社群主义和传教士主义三种不同社会身份认知对新创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达尔文主义身份认同感促进创业者为积累个人财富而选择不确定性较低的商业模式创新;社群主义身份认同感使创业者为提供真正造福社区的产品和服务而积极开展技术创新;而传教士主义身份认同感促进创业者开展一切提升社会价值的创新活动,包括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且创新网络关系强度通过提供创新所需的资源与信息在上述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借助社会认同理论,将创业者社会身份认同感进一步引入新创企业创新决策的驱动因素研究中,深化和拓展了创业者创新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