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企业金融投资动机与“脱实向虚”问题——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证据

金融发展是企业进行资产配置所考虑的核心因素。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的供给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这势必会对企业金融投资选择带来影响。文章以中国企业微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金融投资动机视角，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而非预防性储备，金融科技发展会加剧投机性逐利动机，促使企业偏好金融投资活动，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该核心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的正效应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样本中更大更显著，而且金融科技发展对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促进作用越大，企业金融投资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被再次验证。此外，检验影响机制后发现，金融科技发展通过改善金融投资收益增强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进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问题。本研究从金融创新角度挖掘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相关治理措施，深入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有助于厘清并验证中国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动机，进一步梳理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问题与治理逻辑，为政府合理引导金融科技发展、...     

公司治理、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管理

宏观经济因素与企业治理水平的共同作用,对公司的经营活动和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构建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综合性指标体系,提出公司治理指数,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系统研究了公司综合治理水平和不确定性与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存在最优现金持有水平,企业的流动性管理策略体现出向这一目标水平动态调整其现金持有规模的特征;综合治理水平越低的企业,其现金持有水平越高;与低治理效率公司相比,高治理效率公司的现金持有策略调整速度较快,并且对不确定性表现出积极反应。研究结论证实了高治理效率公司现金持有策略的预防性动机,以及低治理效率公司现金持有策略的代理动机。     

公司治理与投资决策研究

公司治理理论是企业理论的重要内容,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监督与制衡要求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同样,为提高公司决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从利益相关者立场出发,也更加强调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重要作用。文章首先对公司治理进行简要概述,进而分析公司治理对投资决策方面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现状及企业投资决策中存在的问题,对此提供一定的改善建议。     

私人治理、法律规则与金融发展——基于供应链金融合同治理的案例研究

对供应链金融合同的案例研究结果显示:供应链金融合同的主要当事人——银行、借款企业与物流公司之间通过合同设计的保证金、优先权、第三方监管以及供应链商业网络等私人治理机制促进了供应链金融合同的履行,进而促进了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法律则通过嵌入到供应链金融合同的私人治理机制,影响供应链金融发展.这一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并不仅仅依赖于具有普遍性的正式制度或者非正式制度,私人之间通过合同安排的非标准的个性化的私人治理及其与法律规则的互动亦能对金融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基于“陆港通”开通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是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文章以中国启动"陆港通"交易试点为背景,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引入"陆港通"机制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缓解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增强外部监督,削弱企业避税的动机和能力,进而发挥资本市场开放的治理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治理作用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弱及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与企业内部治理存在协同效应,但未能产生对外部税收征管的替代效应。本研究为坚定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战略、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实现税收公平和正义、促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银行金融科技与企业金融化：基于避险与逐利动机

本文识别了中国商业银行2010-2020年的金融科技专利信息,并将其与企业贷款信息结合后考察了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能有效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该结论在排除银行金融科技属性对优质企业的“选择效应”和遗漏变量偏误等影响后仍然成立。银行金融科技不仅能通过促进银行信贷规模扩容、减少抵押贷款依赖有效弱化企业风险规避动机,还有利于降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缩小实体与金融投资利差,从而弱化企业投资逐利动机。此外,银行金融科技主要通过底层数字技术类专利对企业金融化发挥作用,重点影响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而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对具有较高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影响效应更为明显,并有利于引导企业资金回流促进实体经济创新。     

高管股权激励可以促进企业“脱虚向实”吗？——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高管股权激励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意愿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低,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技术市场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也较显著。研究结论对实体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优化投资决策,对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一定启示。     

银行债权监督与公司外部治理:研究综述

本文主要从政治法律制度、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竞争、声誉机制四个方面综述关于银行债权监督与公司外部治理机制间作用关系的文献。综述表明,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获得更优惠的银行贷款政策,但是会导致过度投资、恶性增资。政治干预产生"信贷歧视",导致我国银行债权治理效应的弱化。我国债权人法律保护制度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不足;银行通过控制权市场发挥着积极的公司治理效应;产品市场竞争对银行债权监督发挥着重要作用;银行对企业声誉的关注有助于提高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银行债权与公司治理各个机制之间的关系,但并未充分研究银行债权如何通过其他外部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司价值的作用机理及效用,也缺乏银行债权治理机制的具体研究。同时,大部分学者仍停留在银行债权与其他治理机制的单一关系研究上,并未从互动角度进行研究。     

共同股东的治理效应：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共同股东指同时拥有多家公司股权并对公司治理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股东。随着专业投资机构的发展和分散化投资策略的盛行,共同股东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本文系统梳理了共同股东治理效应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与最新进展。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溯源了共同股东参与治理的内在动机,剖析了其参与治理的具体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公司治理的不同维度梳理了共同股东产生的具体治理效果。进一步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特征,本文探究了共同股东的结构差异以及其面临的治理问题差异,并分析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共同股东的治理效应。最后,本文从共同股东的成因、具体治理行为、潜在趋同效应、外部制度因素等诸多视角提出未来可以拓展的研究方向。本文通过构建“治理动机→治理机制→治理效果←制度因素”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提炼了共同股东发挥治理效应的一般规律,并揭示了其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普适性与异质性,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以及Zephyr和fDi Markets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和规模,且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金融资产种类和经济周期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也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实体企业金融化通过缓解杠杆压力、补充现金流和降低融资约束,有效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降低了OFDI的非效率水平。金融化与OFDI的交互作用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并在过度金融化的企业中效应更强。在目前企业“走出去”加快和金融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双重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引导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资产配置情况合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理性配置金融资产,并为企业提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金融支持。     

融资融券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企业过度投资的视角

文章以近年来我国融资融券交易机制施行为背景,研究融资融券对上市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在定性分析融资融券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关系的基础上,以2007-2014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构建Logistic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上市企业的确存在过度投资现象,但企业在进入融资融券标的范围后,过度投资程度显著下降。因而,融资融券的推出在治理企业过度投资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特征与治理现状分析

股权特征作为公司治理关系的基础,它不仅决定了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结构,而且影响着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并通过内部治理机制的运行和内部治理关系的相互作用对公司投资决策产生影响[1]。本文首先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结构两个方面,分析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特征;其次,分析了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效应。     

城市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研究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是在合并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由地方政府、企业、居民投资入股并共同发起设立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成立时间短,底于薄,普遍存在规模小、网点少、业务单一、赢利能力低的特点。面对金融危机挑战,本文通过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现状分析得出,只有按照市场化原则,积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运作体系,城市商业银行才能在面对金融危机时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金融企业之路,实现城市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研究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是在合并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由地方政府、企业、居民投资入股并共同发起设立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成立时间短,底于薄,普遍存在规模小、网点少、业务单一、赢利能力低的特点.面对金融危机挑战,本文通过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现状分析得出,只有按照市场化原则,积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运作体系,城市商业银行才能在面对金融危机时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金融企业之路,实现城市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审计关系错配与企业投资效率

文章基于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审计关系错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探究客户——审计师关系暗含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监督力量之间的博弈。研究结果显示：审计关系错配区分向上错配与向下错配两种,其中,向上错配关系与企业投资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向下错配关系与企业投资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而良好的治理环境有助于弱化错配关系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向上错配主要是通过监督治理渠道降低企业过度投资,从而实现投资效率的提升;而向下错配通过信号传递渠道导致企业投资效率降低。研究丰富了审计关系错配经济后果文献,有助于厘清外部监管与企业行为间的互动关系,对促进审计市场良性关系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引进战略投资者作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重要途径之一．自2005年6月起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开始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文章在分析了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产生的积极影响基础上指出现实中存在影响境外战略投资者参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因素．最后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提出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融资结构与企业环境投资

绿色信贷政策是中国发展绿色金融的主要实践,然而其政策效果及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方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投资及融资结构的影响,以此评估政策在污染治理方面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能够通过融资约束机制显著促进企业的环境投资。污染企业会基于长远发展考虑增加环境投资,试图通过改善环境的行为缓解信贷约束。绿色信贷政策也会改变污染企业的融资结构,不仅显著抑制企业的信贷融资,还会促使企业通过增加非信贷融资来弥补资金缺口,而这主要体现为股权融资的增加。进一步,本文发现高污染企业非信贷融资的增加,会对企业的环境投资激励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形成对企业环境投资的替代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绿色金融政策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金融体制改革的遗留与展望

以规模和政策取胜的国有金融企业改革,除市值、利润总额排名之外,其他业绩实在乏善可陈。十二五规划中,恐需进一步深化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就与遗留＂十一五＂规划对深化金融企业改革的要求是：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通过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等途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控机制,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银行。合理确定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健全自我约束机制、风险调控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     

全球疫情对浙江企业境外投资的影响

受疫情影响,一季度浙江企业境外投资呈"双下滑"态势,疫情已对企业境外投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要全力帮扶境外投资企业打赢疫情防控战,谋划推进浙江产业链全球高质量布局当前境外疫情呈快速扩散蔓延态势,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浙江境外投资面临新的风险挑战。为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等方式,分析全球疫情对企业境外投资的影响.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与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本文针对《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存在的缺陷,基于投资绩效与投资动机的内在联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评价的准则与体系进行研究。本文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评价必须建立在对投资动机的全面考察基础上,并须正确区分政府宏观目标与企业微观目标的差异性;在评估中必须坚持差异化与一致性原则、全面性与总体性原则、短期绩效与长期绩效结合评价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