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金融科技与企业金融化：基于避险与逐利动机

本文识别了中国商业银行2010-2020年的金融科技专利信息,并将其与企业贷款信息结合后考察了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能有效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该结论在排除银行金融科技属性对优质企业的“选择效应”和遗漏变量偏误等影响后仍然成立。银行金融科技不仅能通过促进银行信贷规模扩容、减少抵押贷款依赖有效弱化企业风险规避动机,还有利于降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缩小实体与金融投资利差,从而弱化企业投资逐利动机。此外,银行金融科技主要通过底层数字技术类专利对企业金融化发挥作用,重点影响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而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对具有较高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影响效应更为明显,并有利于引导企业资金回流促进实体经济创新。     

境外投资者治理对企业金融投资决策影响的研究

基于企业金融投资决策的预防性动机与投机性动机,以“沪港通”交易机制为视角,考察了境外投资者治理对企业金融投资决策的影响,并通过影响机制识别不同动机下产生的双重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在投资决策中对金融投资的倾向性,且这一影响在高成长性、风险承担能力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同时,境外投资者还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企业投资结构与抑制管理层自利对企业金融投资决策进行积极干预,并以此对企业预防性与投机性金融投资决策发挥出积极的双重治理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效应，在改善企业投资不足的同时会刺激企业过度投资；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投资不足方面无显著的所有制差异，但在过度投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更易导致民营企业过度投资；机制检验发现，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分组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缓解”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加剧”作用主要体现在小规模企业。研究结论为进一步约束企业投资行为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企业金字塔控股结构与金融化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样本数据,考察金字塔控股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金字塔控股结构加剧了企业的金融化程度;机制检验表明,金字塔控股结构通过为企业实现过度融资便利加剧了金融化程度;进一步研究表明,前述效应在货币政策较为宽松的时期、竞争强度相对较小的行业、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中更加明显;经济后果研究表明,金字塔控股结构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程度,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该研究结论对于加强金融市场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提供有益参考。     

金融去杠杆、股价变动与企业研发投入

本文以 2010-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了股价变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及金融去杠杆对两者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股价大幅变动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负向关系,金融去杠杆缓解了这种不利影响。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股价变动一方面加剧了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管理层的代理成本,二者共同作用减少了企业的研发投入。结论表明,国家应持续实施金融去杠杆调控,稳定股价变动,促进企业创新行为。     

金融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2015—202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探究金融化行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创新投资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金融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创新投资在金融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市场化水平异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而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两者关系并不显著。     

企业金融化行为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预防储备动机和资本套利动机两个方面阐释了金融化行为影响实体企业创新质量的内在机理,并探讨了融资约束影响金融化行为对企业创新质量的调节作用。选择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与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不同融资约束情景条件下实体企业金融化动机差异及其可能存在的调节机制。研究表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导致企业创新质量下降0.496 7%,即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行为并不必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企业创新投入并最终降低实体企业创新质量;从不同动机的分类回归结果看,实体企业出于预防储备动机抑或资本套利动机配置金融资产对创新质量的边际效应呈现出显著差异;此外,金融化行为对实体企业创新质量的抑制效应会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下降而减弱。     

通往绿色之路：企业ESG表现与环保投资——基于中国绿色金融创新政策赋能的经验证据

ESG是双碳时代背景下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使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11-2022年数据集，检验企业ESG表现提升对环保投资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条件。实证结果发现，企业ESG表现提升有助于提升环保投资强度。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ESG表现提升对于民营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提升具有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ESG表现提升对环保投资活动的赋能效果，是通过改善市场主体的预期、提升经营稳定性并增强企业绿色转型动能的路径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创新政策的支持是企业ESG有效转换成为环保投资活动的重要条件，在得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的支持下，企业ESG表现提升能够赋予环保投资活动更大的加速度。本文从强化ESG信息披露规范和治理、设置ESG基金、推动可持续金融的多元创新、革新监管方法等多个维度提出了政策建议，以增强企业ESG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质效水平。     

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员工收入——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对推动实体企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有关金融科技发展能否提高企业员工收入这一问题缺乏有效验证。文章基于2014—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引入虚拟变量方法检验了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员工收入的影响、作用机理及异质性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整体上看,金融科技发展显著提升了员工收入;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科技通过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企业生产率,进而对员工收入产生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在非国有企业、东中部地区、高技术密集型行业,金融科技对员工收入的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提高员工收入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的实证分析

作为传统金融体系的补充，数字金融模式的发展能否为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起到促进作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2011至2020年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信息与财务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推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基础，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金融的发展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融资约束在二者的关系中起着中介效应。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对企业创新有正向影响，其中使用深度的影响效果最大；覆盖广度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于创新的促进效应对于非东部地区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更明显。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发展数字金融的过程中，要注重覆盖广度的扩展，更需注重使用深度的挖掘；要注重不同地域间数字金融水平的均衡发展。     

把脉赣南经济发展现状 推进区域科技金融结合 2014“科技列车赣南行”之科技金融对接活动实录

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科技与金融结合已经成为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的重大引擎。为促进赣南地区科技型企业了解金融、掌握金融工具,加大金融对科技的支撑力度,"科技列车赣南行"活动专门设立了金融与科技对接板块,包括科技金融政策宣讲与培训、科技企业创新项目展示会、科技与金融对接洽谈会、投资机构实地考察意向企业等一系列活动,在赣南苏区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企业金融化、社会责任与创新投入——基于金融渠道获利能力门槛效应的再审视

为深入探究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产生的创新不足问题，实现“质量追赶”和“创新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文章使用2010—2020年沪深A股1 847家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直接影响，重点分析金融化挤出创新投入的非线性特征，并进一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具有挤出效应；企业的金融渠道获利能力发挥了显著的门槛效应；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弱化了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研究结论为有效防范过度金融化给企业创新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新思路，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内部控制、法制水平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审慎开放，中国金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实体经济则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增速放缓，实体企业基于“蓄水池”效应和“投资替代”效应而不断扩大金融投资，使得企业金融化现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系统研究内外部治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有利于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将其金融资产占比连续3年及以上增加界定为金融化，从内外部治理视角探究其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最终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并且法制水平增强了内部控制质量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最后提出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建议。     

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投机套利”动机,会对实体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的目的不明确,对实体投资产生的作用不显著;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主要是“投机套利”动机,会显著抑制实体投资。     

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二元边际与生产率门槛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8-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东道国金融发展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上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以及投资所需生产率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不同生产率的企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的影响是异质性的。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会系统性地降低投资所需的生产率水平，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次数和规模。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高的东道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更显著，投资所需生产率下降得更多。尽管如此，高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的最低生产率门槛仍然高于低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控制了金融发展指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     

实体企业产权性质、金融化程度与研发投资——基于新常态背景下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新常态背景,以我国2014～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与研发创新的关系,进一步从企业产权异质性角度研究金融化程度对研发投资调节效应的大小。研究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对创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从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角度进行分样本检验,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强度均为负向影响,但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强度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     

数字金融、融资成本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制造业企业创新是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核心任务。从融资成本视角分析数字金融驱动制造业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利用2011年至2020年我国A股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其中融资成本具有调节作用，即融资成本越低，越有利于通过数字金融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在小规模企业和欠发达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认为鼓励数字金融发展、降低融资成本、促使数字金融向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倾斜等，是激励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有效手段。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兼论过度金融化识别与治理

文章利用2008-2019年沪深两市A股公司数据,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价值影响效应与企业金融化水平有关,当企业金融化水平较低时,金融化对企业价值产生正面影响;当企业金融化水平过度时,金融化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表现为"倒U型"关系。特别的,将企业按照产权属性和行业属性进行分组,研究不同企业的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可以看出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也表现出异质性。另外,采用局部调整模型估算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水平发现：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企业之间相差较大,会随着企业个体的差异及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对过度金融化治理研究发现：可以通过加强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改善来治理企业过度金融化问题,促使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上,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绿色信贷政策变迁与企业环境治理行为选择——《绿色信贷指引》出台前后的实证比较

绿色信贷政策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引导绿色发展的重要实践探索。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方法，通过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出台前后的实证比较，从微观层面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整体上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资和绿色创新，抑制了其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进一步研究表明，信贷约束是重污染行业企业生产规模受到负向影响的传导机制；同时，企业会出于创造竞争优势的动机提高环保投资和绿色创新。研究结论证明了《指引》具有促进绿色发展的政策效应，对重污染企业能够起到“优胜劣汰”的效果。未来，还需进一步研究完善绿色金融政策，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地结合，共同助力绿色发展。     

金融地理结构与企业进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中国政府在全面对外开放阶段将扩大进口规模、促进贸易平衡作为新的贸易战略。文章利用2003～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城市数据,从地方金融集聚和金融中心溢出的双重视角深入研究了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进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金融集聚和金融中心溢出均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从传导机制看,融资成本降低和生产规模扩张是地方金融集聚和金融中心溢出促进企业进口的重要途径。异质性检验表明,地方金融集聚和金融中心溢出对非国有企业、沿海企业进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地方金融集聚对不同规模和年龄企业以及加工贸易企业进口具有促进作用,而金融中心溢出仅对中上规模企业、年龄较大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进口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金融集聚和金融中心溢出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进口概率,增加企业的进口种类,另外它们还促进了企业对中间品与消费品的进口。文章的研究不仅为近年来中国进口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新颖的解释,而且对当下金融供给侧改革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