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与相关犯罪的界限问题分析

醉驾入刑使得我国由醉酒驾驶引发的犯罪出现了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三罪并立的局面。司法实践中，这些犯罪的界限比较模糊难以把握．如何区分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罪、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是醉酒驾车犯罪刑法适用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危险驾驶罪之解读

危险驾驶行为具有较大的危害性,不断给社会制造严重风险和恐慌.过去由于刑法规制漏洞,这种“醉酒驾车、飙车”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行为没有受到刑罚的制裁.为顺应民意,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危险驾驶罪入罪,可谓众望所归.然而,其罪名的设置适用与理解并不尽善尽美,对于这一年的实践中遇到的挑战,可借鉴外域经验不断完善.     

新增危险驾驶罪之刑法规范的不足与完善

2011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现行刑法作了许多修改。其中。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之一条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这一修改是本次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定罪,改变了“肇事后再处罚”的方式,对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正式法律化。刑法修正案（八）正式颁布后,对于这一新增之罪褒贬不一,本文针对现阶段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以及司法适用的问题,提出了对危险驾驶罪的几点完善意见。     

我国扩大危险驾驶罪入罪范围之合理性研究——以风险刑法理论为视角

当今经济高速发展,风险社会随之产生,故以规制抽象危险犯为对象的风险刑法应运而生。《刑法修正案(九)》对危险驾驶罪进行了修改与补充,扩大了危险驾驶罪的入罪范围,这反映了我国对危险驾驶犯罪予以刑法控制的决心。在风险刑法的视角下,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危险驾驶罪扩大了本罪的评价范围,符合了公众对安全诉求的呼唤。在我国设置危险驾驶罪的具有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立法基础。危险驾驶罪的修改应该是审慎的,要理性的评价其存在的不足。     

危险驾驶罪入刑化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机动车数量急剧增加，危险驾驶者也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马路杀手且屡禁不绝。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称《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危险驾驶罪，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和适用该条文，仍处于摸索阶段。该条文的先天不足也在实践中初现端倪。文章试图从如何理解适用危险驾驶罪的角度提出笔者的一些看法，并就该条文的局限性提出一些反思。     

浅析刑法中的“公共安全”

公共安全作为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同类客体，其涵义的科学界定对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现今理论通说“不特定多数人”的观点过于狭隘，不能全面反映和涵盖各种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形。所谓公共安全应当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安全以及其他重大公共利益，对其认定不能单纯的从结果立场考虑，而应当将行为和结果判断结合起来。     

论交通肇事案件的新判——以黎景全案和孙伟铭案为例

最高法院公布的两起醉酒驾车犯罪案件，均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行为人进行定罪处罚。其实两案的行为与情节有异，不可一概而论。在交通肇事案件中，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存在复杂的罪过形式，具体行为不尽相同，可供刑法考量的情节也存在差异。现行法上的交通肇事罪因其本身在罪过形式和逃逸行为的界定等方面存在缺陷，无法评价所有的交通肇事情况。故重构交通肇事罪，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并根据罪过的四种组合模式评价交通肇事案件，是摆脱现实窘境的较好选择。     

尽快建立国家补偿制度

“去年9月，艾绪强制造了震惊京城的王府井劫杀的哥连撞9人造成3死6伤的案件。昨天上午，市二中院以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艾绪强死刑，并赔偿死者家属和伤者经济损失共100余万元。”     

关于刑法第13条中“但书条款”与危险驾驶罪相关问题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来，有关醉驾入刑的话题一直争论不休，同时困扰着我国刑事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其中就包括如何理解我国刑法13条中“但书”条款对危险驾驶罪的适用问题。本文将以此为焦点，力求能够阐述出我国刑法13条“但书”规定在危险驾驶罪中所具有的正确指引机能。     

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醉酒驾驶引发交通事故应如何定性

通过主观罪责、立法目的、罪刑均衡等角度的分析,并结合刑事政策的反思可以发现,对于大部分的醉酒驾车连续冲撞致多人伤亡的行为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而按照常规以交通肇事罪论处的做法并不足以震慑犯罪分子。     

一周要言榜

“研究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 ——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盂建拄4月28日提出：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将醉酒驾驶机动车、在城镇违法高速驾驶机动车竟逐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刑法》。并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最高刑。     

论我国金融犯罪的刑法分类是否合理

金融犯罪并非一个法定概念，我国刑法中设计金融的犯罪集中表现为刑法分则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规定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金融犯罪概念本身没有统一的界定，就是以“金融犯罪”概括我国刑法中有关金融的犯罪是否科学也受到质疑。有的论者称它为“危害金融罪”，也有的称为“扰乱金融秩序罪”等说法。本文采用通说，以“金融犯罪”作为有关金融的犯罪的类罪名。     

论紧急避险之危险来源

紧急避险在我国刑法中同正当防卫一样是阻却性违法事由,规定行为人在遭受现实紧迫危险之时,可以采取损害第三者较小合法利益来保全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利益.紧急避险中的危险,我国刑法理论界并没有对其作条文式的明确规定,本文从国外刑法相关理论出发,重在探讨我国相关理论争议和对国外的借鉴.     

从《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辨析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别

醉酒驾车引发的惨剧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由此并产生了到底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众安全罪还是定交通肇事罪的争议，本文试着从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着手，分析两罪的区别。     

积极刑法观下关于高空抛物的理解与适用

积极刑法观和持消极刑法观向来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两种观点的立场一直难解难分，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高空抛物罪”等一系列轻罪，这也是体现出我国刑法发展倡导积极刑法观的思路，针对轻罪立法也引起不少学者的讨论，高空抛物入刑既是积极刑法观的体现也是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但是针对高空抛物的“情节严重”要件法律尚未给出相应的标准，需要司法实践当中进行综合判定。高空抛物也存在与具体危险犯的竞合问题需要谨慎地处理认定，虽然我国倡导积极刑法观，但是不能冒进，而应当持谨慎的态度。     

简析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依据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笔者认为：本罪的犯罪客体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本罪的客观方面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醉酒驾驶的行为;本罪的主体是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已满16周岁的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明知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论我国金融犯罪的刑法分类是否合理

金融犯罪并非一个法定概念,我国刑法中设计金融的犯罪集中表现为刑法分则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规定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金融犯罪概念本身没有统一的界定,就是以"金融犯罪"概括我国刑法中有关金融的犯罪是否科学也受到质疑.有的论者称它为"危害金融罪",也有的称为"扰乱金融秩序罪"等说法.本文采用通说,以"金融犯罪"作为有关金融的犯罪的类罪名.     

刍议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之目的确定

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被认为是刑法解释方法之冠,在司法实践中,对维护刑法的正义性价值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中对于目的的确定应考虑刑法的基本原则、内容和功能,进而正确适用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     

保险中的道德危险及其消解

道德危险一直是保险的一个难题，法律规范无法解决变化着的现实中所有的问题，日本司法为消解道德危险对保险的负面影响寻求民法的依据，其利弊有待深究。我国保险法对道德危险的防范则存在诸多需要商榷之处，立法仍需完善。     

交通肇事罪与罚

文章论述了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提出了区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的主要方法;分析了我国恶性交通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指出了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并不是遏制恶性交通事故频发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