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一个基于组群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高储蓄率越来越引起关注。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市家庭的收入、消费以及储蓄率进行基于组群分析的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家庭的储蓄行为具有独特性,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此做出解释:其一,各个组群的家庭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其二,年轻组群的高储蓄倾向及其在样本中随时间的比重不断提高。此外,本文也分析了养老金收入对于年老组群家庭收入和储蓄的影响。     

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一个基于组群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高储蓄率越来越引起关注。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市家庭的收入、消费以及储蓄率进行基于组群分析的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家庭的储蓄行为具有独特性,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此做出解释：其一,各个组群的家庭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其二,年轻组群的高储蓄倾向及其在样本中随时间的比重不断提高。此外,本文也分析了养老金收入对于年老组群家庭收入和储蓄的影响。     

家庭结构、生产活动与农户储蓄行为

基于2009花旗-北大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利用GMM估计法,分析了我国农户储蓄行为的特征与成因。实证发现:第一,农户储蓄与储蓄率均随家庭收入增加而上升。第二,家庭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儿童数及儿童-劳动力比对农户储蓄和储蓄率均有正向影响;家庭成员数对农户储蓄率有显著负影响,但对农户储蓄无显著影响;病人和老年人两个维度对农户储蓄和储蓄率均无显著影响,即没有很强的证据支持生命周期假说。第三,生产活动对农户储蓄有显著影响,但对农户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体现在参与养殖业的农户更倾向于储蓄。第四,离最近金融机构的距离与农户储蓄负相关,对农户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农户储蓄及储蓄率的相当一部分波动可由县际差异来解释;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流动性约束会强化预防性储蓄动机。     

计划生育政策放松对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基于“单独二孩政策”的研究

中国家庭的高储蓄行为广受学界关注,其中,低生育率导致的家庭代际结构变化是高储蓄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松,这是否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本文使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CFPS数据,借助“单独二孩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城镇家庭生育决策短期内对储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政策放开对降低储蓄率的短期效果十分明显,政策适用家庭相对于非适用家庭储蓄率显著下降3.4%。政策效果的异质性研究显示,第一胎为女孩、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储蓄率下降更明显,符合中国家庭对于子女性别偏好,以及收入对于生育意愿影响的预期。     

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女性劳动参与的角度对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给出解释。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同一社区、同一年龄段的其他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作为家庭中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显著增加家庭储蓄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20岁到30岁女性家庭、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和有二孩意愿家庭的储蓄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促进家庭储蓄率增加的原因是,家庭的收入水平显著增加,而家庭消费水平未发生显著性改变。同时,现阶段中国女性劳动参与没有显著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本文为理解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未来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耐用消费品与储蓄

我国经济已经持续增长多年,但是,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心问题就是我国的国民储蓄率较高。如何来理解这一问题,国内外都有相关研究分析导致中国储蓄率过高的原因。本文在标准的Ram sey模型中引入耐用品消费来试图估算出中国的最优储蓄率,给出评判我国储蓄率高低的标准。通过对中国经济的模拟,我们得到此时的最优消费率和储蓄率,耐用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给出的结论可以很好地理解我国现阶段的消费和储蓄行为。     

城乡差异视角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

本文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进行了城乡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较明显的城乡差别,而在中部地区则没有体现。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家户储蓄率上升

本文在二元经济框架下,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探讨中国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为此本文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家户的消费储蓄决策,将总储蓄率分解为城市居民、农民工和农民三类群体的储蓄率。由于社会保障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异,农民工的边际储蓄倾向比农民和城镇居民高。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持续转移的进程中,农民工群体随着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而不断扩大,其高储蓄行为也推动了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上升。     

中国消费和储蓄的国际比较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使用世界银行的WDI数据集,分析了储蓄率的决定因素,认为消费习惯、人均收入、政府支出、人口抚养比和GDP增长率是决定储蓄率最重要的因素。通过以上几个因素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和高经济增长是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政府支出是影响消费和储蓄最重要的政策变量之一。通过改进政府支出的规模和组成可以有效促进消费,扩大内需。     

中美两国可比居民储蓄率的计量:1992-2001

储蓄率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指标,尤其是居民储蓄率。然而,目前中国国内使用的所有储蓄率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国际惯用的储蓄率在计量方法和统计口径上不一致,因此,中国与其他国家当前的储蓄率是不可比的。本文首次使用美国NIPAs中的储蓄率计量方法和口径,重新测算了中国1992—2001年十年间的居民储蓄率,并对相应年份的美国储蓄率作适当调整,得到了目前中美最为可比的居民储蓄率。结果表明:第一,1992—2001年中美两国平均居民储蓄率的差异由25.60%降至15.87%,降低9.73个百分点,中美两国储蓄率之间并不存在普遍认为的高达30%的差异。第二,1992—2001年中国平均居民储蓄率由29.32%降至22.69%,其中,2000年和2001年的储蓄率甚至低于20%。因此,本文认为,再用30%—40%这样异常高的数据来表示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