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理性：道德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状态

“经济人”具有经济理性，“道德人”具有道德理性。“道德经济人”实质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和融合，因此，“道德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状态是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并存的双重理性。因此，在讨论“道德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状态时，认为人的正常行为是从一定的理性出发，反映了人对于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思考，解决了人的行为的形式与内容，“道德经济人”个体的外部性经济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增加，其结果具有互利性。     

双重理性：道德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状态

“经济人”具有经济理性,“道德人”具有道德理性。“道德经济人”实质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和融合,因此,“道德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状态是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并存的双重理性。现实中,“道德经济人”能够很好地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在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共同支配下的“道德经济人”占主导的社会必将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     

理性经济人批判与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

该文基于理性经济人批判,提出符合时代要求与社会进步的"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即假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国家行为必须要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综合权衡全体国民短、中、长期的利益需求及其可获得性,以均衡、稳定与可持续地增进全体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目的。     

理性只是对自利最大化的追求吗?

基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不仅无法解释由“囚犯困境”所引发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悖论,也无法解释现实中行为主体在“囚犯困境”情境下对合作行为的选择。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总是将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等同于理性,进而再把实际行为等同于理性行为。其实,不仅人类寻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是理性的,而且对利他行为的追求也是理性的。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体现出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道德人”的双重性。对“囚犯困境”悖论的解决应该引入道德维度,引入理性“道德人”进行分析。     

试析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道德理性

纯粹理性的批判,不仅探讨感性、知性和理性,而且探讨人类追求幸福的希望,探讨人和人类社会的道德理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从逻辑、认识论、本体论三方面界定理性概念的意义,突出理性作为人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指出理性的主要目的在于道德。道德理性并不仅是作为知识理性存在,而是在价值评判上彰显了价值理性,又在人生目的上指向幸福。     

从有限理性到适应性理性

“有限理性之父”西蒙以及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等人对人类“理性不及”和偏离理性的非理性行为做过深入系统的描述,并卓有建树,但是他们并未阐释人类决策过程中如何对理性与非理性进行合理有效配置的内在机制。基于此,本文从认知和心智层面,提出了适应性理性的假设命题,探索性地构建了适应性理性理论的解释框架,以一个全新视角,深化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和内涵,并运用其理论重新阐释了行为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偏差和简捷启发式的合理性。本文认为人类的经济决策行为同样遵循“心智经济性”的原则。     

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和政府提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化，视“社会”的发育为改善民生的结构性条件。但在普通人看来，“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而“社会上的”人和事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靠。同时，在普通人眼里，国家总体上的正当性不可置疑，具有高度的道德性，但是地方国家机构则不可信任，与它们的交往倾向于利益化、无规则。这一“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中国社会“总体稳定”和“具体失范”并存的现象。本文由此认为，追求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分化在现阶段缺乏基础，更重要的是重构彼此之间在多个层面上的有机联系。     

论制度和理性的相互关系

在经济学中对人性的假设存在“有限理性”与“无限理性”的假设,在制度经济学中,“有限理性”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三大理论基石之一。而知识和制度都与“有限理性”假说存在密切的联系。作为制度设计的理性假设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包括人的理性能力究竟有多大;另一层含义是,人的行为是否一定可以根据行为规律做出推断,根据过去的行为对未来做出推断。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限理性是制度产生的前提,制度可以扩展人的有限理性。     

效率、公平、社会稳定与住房问题——基于世代模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土地和住房是劳动者历史共同体的公共物品。社会是否能够按照效率与公平的原则解决住房问题,其本质是社会是否能够解决劳动者现实具体利益与历史一般利益的矛盾,即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的矛盾。公共权力通过经济制度对租金的抽取和使用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基本途径,不同制度模式具有等价性。在社会稳定的约束条件下,公共权力对租金的抽取和使用并不必然保证住房问题的解决符合效率与公平的原则,为此社会还需要具备公共权力良好的政治性质、法律约束力以及劳动者对国家理性道德自觉的条件。     

房地产市场博弈的理性与非理性行为

文章分别从经济学、心理学和哲学层面分析了行为主体的理性和非理性,指出非理性行为是人类正常的行为,但个体的理性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非理性行为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局限性和破坏性。杭州房地产市场是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市场,其中集体的非理性行为非常突出,政策制定时应密切注意。     

国家和政府的本质

国家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抵御自然灾害和防御其他部族侵袭而建立的,因而具有历史属性。由于人的自私性及狭隘的国家观念,我们常常是以邻为壑。随着人类理智的提高,国家必将消亡。而政府作为一种人类构造的、带有契约性质的工具有其光明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光明的一面是,国家维护公民的安全、人身自由和平等的秩序,妥善处理公共领域的各种事务,人民以税的形式向政府支付费用和报酬;阴暗的一面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由于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财富资源和自由度非常大的处分权力,自私和贪欲常常使得他们蜕变成人民的对立面,甚至妄想着将权力传授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这就是独裁、专制、野心。这让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着,因为政府的权力里潜伏着对我们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致命威胁。     

人性的假设与市场经济的产生(外二篇)

西方人对人性的假设远比我们中国人来得悲观。西方人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认为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是人的本性，道德秩序不足以约束人们的恶性行为，故主张法治，以严格的法律管制人们的行为。但法治的前提是必须把人们的权利界定得很清楚，并且人们在行使法治时要有权力的制衡。否则，法律条文廉洁没有依据，并且权力若无制衡，有了法律也不会有法治。西方人对权利界定和对权力制衡的需要与兴趣就是来自他们对人性的假设。     

基督教的理性传统如何促进西方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

基督教的理性传统为西方带来了现代科学,同时也影响着西方财政体制的形成与运转.公共财政体制在西方的建立同样源于根植于基督教的理性传统,在欧洲产生的这些理论与思想,包括契约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法制传统和宪政精神,促使政府的行为以纳税人的公共需求为目的,形成了服务性政府,建立起议会中心主义的公共财政体制以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保证纳税人的消费者主权在公共财政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     

胡适与国家认同

在中国从古典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必须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胡适也处在这样的状况中。对于胡适而言，古典帝国时代的中国文化，始终是他要表达忠诚和倾慕的对象。但在文化意义上的“祖国”与政治上正在建构之中的现代“中国”之间，胡适的国家认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紊乱。对于祖国的传统文化，胡适一直是尊重和自豪的。但对于建构中的现代“中国”这一政治实体，由于没有坐实在他所理想的宪政民主平台上，因此他的认同态度是复杂的：对于20世纪中国建构的两个政党国家而言，胡适均不太认同，但对两者的具体认同态度又有明显差异。而在中国与美国的国家建构与认同差别的体认上，胡适确定了自己国家认同的典范形式——宪政民主国家，并期待中国的国家建构能够落定在这样的国家平台上。     

实践理性语境下的经济理性分析

作为价值观念、行为标准的经济理性,是在突破了作为方法论的经济理性的心理学假设层面的基础上,将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而成为一种实践理性.本文分析了实践理性语境下的经济理性的确立历程,即经济理性是随资本主义的诞生而确立的,是在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而确立的,是资本主义科学理性在经济领域的展开与呈现.实践语境下的经济理性具有计算主义和统计化倾向、个人物质利益至上主义、工具化倾向三大主要特征.经济理性的内在特征将不可避免地使社会陷入现代性的困境,为突破经济理性的思维界限,摆脱经济理性的困境,经济和谐为当下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发展理路.     

浅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理性精神

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价值和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高效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经济体制 ,它不仅创造着巨大的物质价值 ,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意义 ,而道德理性精神便是其中的重要一项。所谓道德理性精神 ,指的是主体在理性认知能力和理性价值追求基础上 ,产生的主观道德状态及其所形成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专属于自己的道德理性精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说 ,道德与经济从来就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首先 ,道德理性精神是市场经济运动的反映。道德是由经济基础…     

宪政经济学的国家观念研究

在经济学世界里对国家问题的认识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文章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观念的检讨,重点从宪政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国家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有可能成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政府与市场之间并非是简单的互补或互替关系,宪政秩序是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平衡机制,也是"国家悖论"的制度之解.     

建设80后现代社会正确价值理性

新时代人们的价值理解与以往道德价值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我们只有正确看待80后现代社会价值理性的冲撞，才能正确理解变化发生的现象和原因。根据80后社会现象，在正确理解价值理性的指引作用下，把个人价值同集体、社会、国家整体价值相结合，在理想和现实中寻找平衡发展的契机。     

翻译目的论的理性反思

翻译目的论强调翻译行为的目的理性,翻译行为的目的决定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交往行为理论认为目的理性只是交往行为的一个纬度,翻译目的论在提升译者主体性的同时,将主体间性交往行为“异化”为主客关系的工具目的行为。交往行为理论视角下翻译目的论既有合理性也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     

经济学理性的层次与界阈

传统的经济学理性是点理性,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极端——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如此,便丝毫不能容纳利他行为,除非将利他行为纳入利己框架中,而用利己统一利他又备受垢病。本文的分析表明,经济学理性是层次理性,是区间理性。传统经济学理性假定是初级层次的,其内涵必须随社会进步予以拓宽;中级层次的理性行为的下限是利己不损人,上限取决于一个社会公认的道德境界。利他行为并非如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不理性,它是高级层次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