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集体化时代的政治身份与乡村日常生活——以平遥双口村为中心的考察

国家对个体政治身份的界定使先验性的政治关系嵌入乡村社会,生命个体重塑自己的个人形象与社会关系,将国家界定的政治身份通过行动赋予实在意义.虽然“红”与“黑”的政治身份对村民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传统的道德与经济理性更多地主导着村民的日常交往,这使政治身份呈现出复杂的意义和内容.农民的人际关系与话语表述在充满政治压力的公共空间和相对独立自由的私人空间中产生矛盾,形成日常生活的异化.这是掌握权威的政治主流文化对乡村亚文化入侵和颠覆的结果,也是农民及其文化发挥主体性作用的结果.     

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

政治契约创建了平等者的共同体,但在卢梭的观念中,平等并不适用于婚姻契约,那么之于女人,公民身份与婚姻身份的逻辑断裂,在平等理论发生的那一刻,就隐含人权与女权的互不兼容性。尽管通过女权运动,权利清单增补了女性条目,但这种偿还式的“正义”依然局限在“人权”逻辑之中。依循卢梭的疑虑,女公民何以成为一个问题,政治与自然的差异法则,使得女人处在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之中,人权无法安置“女人”。而正是这个充满困难的位置,让赋予式的界定性的权利论走向一种发明的、变化的、生动的话语实践之中。政治平等的动态平衡机制,必须同时面对“一”与“多”的问题。权力的统一性不可能蛮横地采取排斥原则,漠视世界的复杂性。有关复杂性的政治理解,与权利再造与平等再生相关,并表现在女权与人权的抗辩之中,基于此,作为价值预设的政治平等,才可能释放出更强大的解放力量。     

利益集团规制理论的演进

利益集团规制理论是当代西方规制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在对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上,在“寻求规制政策的政治原因”的研究主题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迄今已经历了规制俘获理论、规制经济理论、新规制经济理论、内生规制变迁理论、利益集团政治的委托—代理理论的演进。本文试图对利益集团规制理论的这些分支理论加以述评,以挖掘其演进的内在逻辑,并对利益集团规制理论的“革命”与“扬弃”式演进做出评论。     

财富、权利与声望:民营企业家行动的制度分析与实证研究

本文从制度理论视角分析了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慈善行为及其背后的逻辑。企业家政治身份有助于企业获得制度层面的合法性以及资源。行业、地区制度环境差异显著影响企业家政治身份;企业规模作为一种经济权利,企业慈善作为一种声望资本,都有助于企业家获取政治身份。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可以被视为由经济动机驱动的去获取规范合法性以赢得利益相关者认可和良好声誉的战略性行动。民营企业家制度行动促使财富、权利和声望产生互动,这些行动已经超越了仅仅是获取合法性的象征性行动,而是能带来有效资源的实质性行动。     

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霸道”

追求“王道”,反对“霸道”,一般被视作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立场。若对这一认识进行严肃的思想史考察,则会得出一系列与之相悖的结论：霸道在早期儒家经典中非但不是“坏政治”,而且作为一种德性政治被孔子肯定,它在经史传统中有其制度根源;孟子尊王贱霸是因其政治修辞的需要;荀子则将霸道视为“次优”的政治类型;汉儒将霸道视为不充分的仁政。对霸道的认识在北宋发生转折：邵雍将其视作实力政治,程颢、程颐将其贬低为功利政治。从朱熹到王阳明,对霸道的评价越来越低,最终将其视为一切“坏政治”的渊薮。宋明儒学对霸道的贬低导致三个方面的理论后果：政治思考的空间大为收窄,以致无法容纳现实政治;唯道德主义倾向间接促成政治和道德的截然二分;泛和平主义想象无视政治体之间的永恒冲突,因而发展不出成熟的敌友政治。     

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

1946年至1948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期间，北方解放区广泛开展了所谓“翻心”的实践。本文集中考察这场革命武教化运动过程中以“主人翁的自觉”为政治旨归的言说与权力运作。从普通农民的思想“障碍”出发，文章引出围绕“思想”展开而以发动与领导为基本内容的权力实践。以“苦”这一革命教化在广大乡村中的主要经验着力点为轴心，文章着重分析思想权力行使的两种重要方式：“诉苦”（及“解苦”）实践与“访苦”（及“引苦”）实践。关于土改“翻心”的经验考察揭示出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特征，即突出“心”、“思想”或“精神的东西”的重要性。就此而言，“翻心”可谓未来共和国的革命政治文化之滥觞。同时，它也揭示出现代革命实践与关注心术与教化的中国传统之间的深刻延续性。     

礼序政治:“大一统”叙事的回归与重构

在对“大一统”的形态化叙事中,依赖于现代权力政治所形成的观点不足以将“大一统”真正“去蔽”,应当返回到与“大一统”相契合的礼序政治的传统维度,对其予以重新解释.礼序政治将对中国政治本身的阐释引入传统语境中,一体沟通了传统范畴的观念背景、日常生活与政治构成,为重释“大一统”提供了逐层具象化的知识路径.在内在意蕴层面,“大一统”指涉的是一种与时间、天道相关的整体性秩序;在生活向度层面,“大一统”所指涉的整体性秩序以“礼”为根据,在日常生活的现实维度中展开,构成了礼序政治赖以运作的传统基础;在政治形态层面,对应于“礼”的宗法制及其拟制化,为“大一统”整体性秩序的体制构建及民间社会的嵌入开辟出存在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与公民权政治的兴起

本文通过在上海的实证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究竟有何不同?他们会对中国政治带来什么影响?要回答上述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生产关系和劳动过程,必须超越“生产政治”的视野,进一步关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私密空间与生活质量,居住空间从生产场所向社区转移;权利意识更加清晰,更接近公民人格;融入城市的愿望较为强烈,汇款占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就地消费比重提高,具有更强的移民倾向.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是身份与阶级的双重不平等,公民权则是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的交汇点.“公民权政治”是对“生产政治”的理论补充.     

双重大转型下的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模式变迁——以A市南厂“入厂包工”模式兴起过程为例(2001-2013)

本文试图在劳动过程理论框架下对一家国有重型工业企业的生产模式“入厂包工”——其运作方式、出现和发展过程进行分析,揭示经济全球化下跨国劳动过程的兴起与社会主义市场转型下国企改革这两组结构性力量推动下,国有企业生产模式变迁的实践逻辑,并探索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将自身纳入以“灵活积累”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地方性实践.本文发现,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模式的变迁是在“跨国劳动过程下的生产重组”与“车间政治下的劳动力置换”两种逻辑的共同推动下进行的.如果说西方工业企业是通过“空间调整”的策略完成从“福特-凯恩斯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转变,那么国有工业企业则是通过直接转变生产模式而将自身纳入了以灵活积累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     

中国改革中的政治经济化

文章澄清了对政治改革“滞后”的误解，认为改革开放的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原本就是一次政治转变，也就是“政治经济化”。政治经济化的必要性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要改变过去政治运作的模式，二要把本来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主要是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经济。     

事与愿违:财政支出导向与政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较为单一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以及经济高速增长而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使得我国面临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困境”.既存的有关中国政治信任的经验研究基本上是在个体的层面上探讨,本文则运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主观”数据与相关地方财政收支的“客观”数据,在多层次上探讨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在个体层面上,我们的发现与既有文献基本一致,即城市居民、高收入群体、人际信任度更高、互联网使用更为频繁的公众会更加不信任政治机构,而自由民主价值观较弱的负作用与传统社会价值观较强的正效应并存于大陆公众之中.在跨省层次上,我们发现地方财政的再分配支出加强公众的政治信任度,而发展性支出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共的政治信任度.这一发现表明,经济发展本身非但不足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甚至构成其“合法性困境”的来源之一;国家应通过提供更多的再分配公共物品和高质量的“政治公共物品”以提高公众政治信任.     

法秩序与政治决断——有关“政治宪法学”的批判性检讨

本文通过探讨“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之争，尤其是对于两种版本的政治宪政主义的检讨，以揭示隐藏在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本文将首先探讨政治自主性这一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要素，并在此基础之上检视高全喜式的政治宪政主义的限度。其次，本文将探讨作为人类意志之表达机制的法秩序的性质，并以此修正陈端洪式的政治宪政主义。最后，本文将通过重新阐发古典国家观念以便提出一种国家德性理论，从而将国家德性作为“驯化”那个会随时不受自身设定之约束机制所约束的“政治”。进而阐明法秩序与德性作为国家之自我约束的两种不可或缺的机制，而这正是一种康德式的政治宪政主义，亦即一种自我立法式的政治宪政主义的基本旨趣。     

后革命与公共文化的兴起——《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前言

当革命政治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不是就可以不过政治生活了,而是我们必须通过探索,寻求新的、代替革命政治生活的政治生活形式。在这种新的政治生活形式正式形成之前,整个促进其形成的过程,就是后革命政治运行的过程。于是,问题就此再次突兀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后革命时代,我们如何面对政治生活     

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的制度前提分析

文章简单回顾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认为“国有资产所有权”和“全民职工身份”互为存在前提 ,并据此质疑了几种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措施对所有者利益的损害。在分析马克思“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 ,提出通过国有资产所有权的移交赎回“全民职工身份” ,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 ,是国企所有权改革的制度前提和逻辑起点     

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东亚儒家社会的公民价值观念的链接

西方政治学界对当代民主化的比较研究,多年来主要形成了两个研究路径:“转型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政治文化的变迁或者公民价值观念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是结构主义研究的一个前沿.这一视角认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会促使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公民形成一组亲民主的价值观念.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增长,一国公民这种较强的要求民主政治和支持民主运作的价值观或政治文化会带来一国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或者提高一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质量.本文以这一理论框架为前提,探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或价值观念中几个重要维度在本世纪初叶的变化情况以及其政治影响.我们将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中国大陆的公民在文献中确定的“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各个维度上的变化情况及其政治意义,并和其他几个东亚社会加以比较.     

阶级政治与单位政治——城市社会的利益组织化结构和社会参与

作者通过一个国有企业的职代会案例,分析了社会利益组织化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实社会参与特征。本文认为,认识到聚合政治利益的公共领域分割问题,对于理解社会公众的参与行为具有特别意义。与阶级政治不同的是,单位政治的利益冲突在单位之间展开;社会个体通过单位成员的间接身份获得利益分享,在这种情况下,单位利益无论主题和参与范围都是有边界的,甚至在多数情况下是特定的,无法提供给单位之外的其他人员共享。     

虚拟社区与现代社会的公共治理——以"躲猫猫"事件成立调查委员会分析为例

作为一种基于网络发展起来的新型组织形态,虚拟社区日益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出自身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在最近的"躲猫猫"事件中,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成立和运作,意味着虚拟社区作为治理主体之一对社会公共治理的介入.文章通过对此事件的分析,初步探讨虚拟社区在现代社会公共治理中产生的作用及其需要注意的问题,并认为虚拟社区在网络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塑造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     

“公司+农户”模式:一个文献综述(1986-2011)

本文从一个逻辑一致的角度对“公司+农户”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回顾,特别是分析“公司+农户”模式类型、演进路径以及稳定性.首先回顾了“公司+农户”模式概念的文献并对运作模式的类型及演进路径进行了梳理;接下来从交易成本理论、契约治理和社会交换理论三个视角层面重点分析了“公司+农户”模式稳定性;同时对文献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具进行简单的统计梳理;最后进行了总结并展望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价值重塑与制度新探——基于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分析

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阐述的是一种“深绿色”环境观，生态危机的根源并非“浅绿色”环境观所主张的“人口膨胀”“技术决定”以及“消费方式”等因素，而是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即狭隘的价值观、合作社群的消失以及权力的过度集中。解析丹尼尔·A·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探寻生态危机发生的逻辑以及破解环境危机的策略，结合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可以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启示。     

农民工就业资本的身份因素分析

农民工是转型中国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也是一种不同于市民和农民的社会身份。农民工身份对农民工就业资本发挥着直接和间接的消极影响,是农民工公民资格无法充分实现的因素之一。文章基于"差异政治"的价值诉求,提出了提升农民工就业资本的政治策略,即实施"差异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