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从业、农村不平等和贫困

本文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课题组"(RUMiC)2008年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基础上,使用两种互补的参数和半参数方法估计农村住户劳动力外出从业如果未发生时的农村居民反事实收入分布,进而比较基于反事实和事实收入分布的不平等和贫困指标值,以考察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业对农村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现阶段农村住户劳动力如果不外出从业,将更加集中地处在农村收入分布的中低端;而农村住户劳动力的外出从业降低了农村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程度。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2006~2010年的农村住户连续调查数据,采用A-F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从消费、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资产5个维度测算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并按多维贫困持续年度将贫困动态性划分为从不贫困、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多维动态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状况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没有农村家庭处于极端多维贫困;影响农村家庭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因素主要有接受培训劳动力占比、家庭经营类型和所在村是否在郊区,此外,农村家庭慢性贫困还受劳动力占比、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所在村地貌和是否为老区村的影响。因此,在扶贫实践中,应根据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构建贫困动态识别和退出机制,加强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完善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易地扶贫搬迁,克服地理条件对农村家庭发展的约束。     

外部冲击对贫困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分析——以金融危机中贫困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就业为例

笔者使用3省6县24乡镇共计720户农户的入户调查资料,分析了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劳动力非农就业情况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贫困农村地区仅有一半左右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工作是在非农行业就业,和我国其他地区相比偏低.教育程度低、未接受专业技术培训的非农就业劳动力受到危机的负面冲击要大干教育程度高和接受过培训的劳动力.研究发现,贫困农村地区劳动力不仅非农就业参与率低,而且在危机期间非农就业受到的负面冲击也显著地比非贫困农村地区大.这对政府今后扶贫和在危机环境下如何瞄准脆弱人群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研究--以湖南省岳阳县云山乡为例

贫困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是一定区域内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户）之间因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婚姻结构、收支结构、生产条件结构等不同而产生的贫困。围绕“精准扶贫”,可以采取三大对策破解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一是精准界定扶贫职责;二是精准确定扶贫对象;三是精准实施扶贫之策,包括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善贫困农户生产条件,提高贫困农户劳动力素质,为贫困农户就近务工创造条件,引导贫困农户走合作化道路。     

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分析

随着社会的深入发展,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呈现出上升趋势。通过采用相对贫困指数测算法和GLS线性回归法对农村相对贫困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近年来农村相对贫困持续走高;而农村相对贫困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性不强;劳动力价格差异对农村相对贫困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特别是加大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基础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基于国际比较的中国消费视角贫困标准构建研究

我国农村贫困标准是基于收入视角的绝对贫困标准,世界银行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消费视角的绝对贫困标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收入视角的相对贫困标准。基于CHNS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基于不同视角贫困标准测度的我国农村贫困程度差异很大,对不同视角贫困标准进行简单数量关系转换和基于边际消费倾向推算后的对比并不严谨,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的标识指标也存在缺陷。基于消费视角构建贫困标准和扶贫标准存在诸多优势和可行性,可分阶段推进该项工作。     

西部农村贫困陷阱反思及终结治理

西部农村贫困现状问题是困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其先天的自然条件、人口素质、公共资源缺失、农业结构调整错位滞阻了西部农村脱贫步伐,构建适宜西部农村的“人本”治理、劳动力转移治理、农村发展方式转变治理、农村信息化治理范式是缓解西部农村脱贫的有效路径抉择。     

中国农村长期贫困程度、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2年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的长期贫困与暂时性贫困。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更多呈现出暂时性消费贫困的特征,并且贫困家庭脱贫后进入高收入阶层的机会较小;离贫困线越远,其脱贫能力越低,离贫困线越近,其返贫的比例越高。远离区域经济中心、家庭负担较重、小孩老人较多的家庭容易陷入长期贫困。村支书的年轻化对于中下层贫困阶层摆脱长期贫困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政治资本、劳动力素质和居住条件是影响中等贫困家庭脱离长期贫困的重要因素。     

西部农村反贫困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消除西部农村贫困是中国反贫困战略的重点。西部农村贫困的根源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过多、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接近零。要实现西部农村脱贫目标，根本出路就是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强化职业培训、完善劳动力市场、改革户籍制度等措施，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     

贸易自由化影响农村贫困的路径与特征

城乡人口流动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最为显著,为此,我们运用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影响我国农村贫困的路径和特征。结果发现,贸易自由化主要从经济增长、就业与工资以及物价水平路径影响农村贫困。并且,贸易自由化和农村贫困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倒U关系,即在贸易自由化初期,贸易自由化加重了农村贫困,当贸易自由化水平越过某一门槛值时,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农村减贫。因此,继续扩大自由贸易的层次与规模,是未来农村反贫困的一个政策选项。     

农村贫困特征及区域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经过近30年的农村扶贫开发,我国农村贫困治理成就斐然,农村贫困问题得到很大缓解,解决了大量的生存贫困。到2006年,全国农村生存贫困人口减少到23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3％。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到来,农村贫困状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村扶贫工作进入到了新的阶段。了解现阶段的农村贫困特征对于深刻了解农村贫困问题和制订相应的反贫困政策具有指导意义。     

对我国新城市贫困现象的思考

新城市贫困已经成为我国城市贫困的主力军,并伴随着产业升级而不断增长的趋势。大部分新城市贫困将面临不能重返就业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竞争。通过产业政策和提高新城市贫困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就业是解决新城市贫困的根本举措。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国内外农村发展和反贫困的思潮中,人的发展都处于核心位置。在我国贫困的农村地区,一方面,人力资源低效 使用,另一方面,高素质劳动力却极为缺乏。因此,加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我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即从这一点出发,对我 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途径。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缓解贫困——基于甘肃省贫困地区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家庭收入、消费、农业生产投入和农村生态产生了积极影响,改善了劳动者本人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了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当前教育和医疗成为致贫的主要原因,这对建立适应农村的教育体制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提出了迫切要求。     

新农保与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和不同贫困标准

为考察新农保在精准扶贫时期能否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利用2014—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2 300元/年和每人每天32美元两类不同贫困标准衡量的贫困脆弱性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缴费参与新农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削弱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根据领保状态的分阶段分析发现，缴费参与新农保和缴费参保人数增加对未领保家庭和领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和领保人数对贫困脆弱性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改善健康成员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无储蓄家庭和无借贷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具有显著缓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减少代际转移，进而缓解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而领取新农保则通过增加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而加剧家庭贫困脆弱程度。     

城市居民贫困现象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是农村贫困问题。到目前为止，仍有5000多万家农民仍未解决温饱问题。相对而言，城市贫困问题则很少有人关注。但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特别是最近几年，由于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多，城市贫困日益突出起来。消除贫困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我们应当避免国家在接近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又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贫困问题。从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看，城市贫困不同于农村贫困，它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而且表现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研究与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我国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战略选择。共同富裕是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指向,而相对贫困治理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手段。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A-F方法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维度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生活水平、健康、劳动能力、医疗保险和住房,同时遭受5个以上维度或单一维度贫困的相对贫困家庭数量均较少,超过50%的相对贫困家庭同时遭受至少3个维度贫困;区域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严重程度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收入分解结果显示,收入越低的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越高,遭受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深。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减贫效应探析——以新疆为例

运用FGT贫困指数,以新疆为例,基于Lorenz曲线对农村贫困变动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则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     

农村能力贫困、权利贫困与农民阶层固化、政府信任感——以湖北省鄂东北农村地区为例

造成落后地区农村贫困的原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社会因素。单一的财政扶贫政策难以使农村落后地区脱贫,要消除贫困必须深入分析农村贫困的成因。基于权利贫困与能力贫困,剖析了湖北省鄂东北农村地区贫困的原因,分析了能力贫困、权利贫困与阶层固化、政府信任感的影响机理,提出了缓解、消除农村贫困的具体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