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随着大数据与5G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发展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总体的发展质量,数字经济如何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值得探究。从理论机理上看,数字经济将创新成果和创新源泉融于实体经济中,以新一代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全方位变革,一方面推动实体经济分工的演进,另一方面推动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发展速度持续提升,但仍然存在数字意识薄弱、数据碎片化、转型服务供给不足、信用评估体系不健全、人才供给不足、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数字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应从数字经济发挥支持作用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与政策机制出发,通过完善数字基础建设、加强数字核心技术供给、加强数字治理制度供给、完善信用评估体系、加强数字化素养教育等路径,推动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新型举国体制与世界数字经济强国的构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其中,第一要务是做强。做强数字经济,必须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基石,数字经济的竞争本质上是数字技术的竞争。数字技术的研发面临技术和市场双重风险,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做强数字经济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数字技术。为了打赢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攻坚战,应牢牢抓住数字技术范式变革和数字经济动力转换的战略窗口期,强化党中央的集中领导与统筹协调;整合运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六路大军”,系统构建政产学研用多元互动的数字技术创新格局;形成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双向嵌入、集中化与扁平化有机融合的数字技术创新模式,最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数字经济强国。     

数字经济的节能减排效应

随着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和电子商务等数字产业的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力量,为环境治理、节能减排带来了新的视角。基于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分别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指数,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中国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结论显示：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之间均存在典型的“倒U”型关系,换言之,数字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阈值后才能实现节能与减排的双重红利,并且这一效应也存在于高碳排放区、低碳排放区和东中部地区。此外,数字经济的两个不同维度也呈现一定的差异性,数字产业化的节能减排红利效应要先于产业数字化实现。进一步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和金融发展水平等途径间接影响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中的数字经济测度思考

目前,在数字经济研究中,并不存在具有统一统计口径的测度核算体系。为了构建数字经济核算和测算数字经济规模与经济效应所需度量工具,文章分析了数字经济测度的框架结构,基于数字经济测度的基本目标,明确了数字经济测度的基本原则,基于基础设施、社会自主权、创新和技术选择、就业与增长四个维度,选择了宽带普及等23个指标构成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并对各指标的内涵进行了阐述。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度不断增强,数字化治理能力加速提升,产业数字化应用潜能迸发释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利于有效整合现有资源、拓展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十四五”时期,要充分认识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从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强化基础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打造平台经济新模式激发新动能、加快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深化数字经济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重点发力,打造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增长点,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天津数字经济的发展测度与对策研究

利用熵权法拟合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以测度天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ARIMA模型预测天津数字经济未来变化趋势,使用改进后的经济增长模型测算数字经济对天津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2000—2020年天津数字经济整体呈快速增长态势,目前正在赋能实体经济,预测今后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天津数字经济仍在技术自主创新、相关人才供给以及与实体经济融合等方面存在短板,需要在支持数字技术研发、加强人才引育、深化创新融合应用、优化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调整,以此更好地释放数字红利,助力天津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旅产业数字化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融入文旅产业发展及催生新业态，助推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耦合作用机理，从发展规模、资源要素、市场效应等三个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广东省为例，分析2011—2020年三个产业耦合发展的时序演变规律和协调发展类型，构建障碍度模型进行障碍性因子诊断。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发展整体关联性强，由低水平制约逐步向高水平的相互促进转变，耦合协调度由中度失调向良好协调转变。基础建设、劳动力结构和市场机制是影响广东省产业耦合协调度的重要障碍性因素。为此，政府和行业应加强弱发展地区的技术设施建设与升级改造，重视数字创新主体投入度，完善数字化人才引进体系，培育数字文旅市场发展新模式。本文聚焦区域产业耦合研究，丰富了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当前经济形势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战略思考

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中有多重不确定性的交织,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推进经济向中高速高质量发展,以及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与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背景下,对于我国“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经济发展的压舱促稳与提质增效是首要保障。结合现实发展需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需进一步加深与优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战略层面上的基本考虑需紧紧把握三个重要视角:一是重视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潜力空间;二是要充分认识“互联网+”与“+互联网”的产业发展大势而抓住重点;三是实施必要的政策优化支持,守正出奇地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     

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运营管理与服务创新

本文从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运营管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入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和5G等数字技术为依托,揭示数字经济赋能对企业运营与服务管理的影响机理,阐述数字经济下企业运营管理与服务创新机制,并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运营管理与服务的研究重点,为企业智慧运营与服务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经济窗口期下中国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及路径探析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产业数字化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前沿端口。数字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引擎,文章立足于数字经济影响产业链变革的经济学分析,分析中国产业链数字化面临的数字博弈、数字壁垒、数据安全、数字技术、数字转型等挑战,探究数字经济窗口期下中国产业链综合施策,通过构建数据安全屏障防范风险、开放共享构建数字经济合作新格局、创新赋能激发数字经济新活力、营造良好数字经济生态等举措实现数字化转型。这为加速中长期中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深度转型,引导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高数字治理水平明确了方向和重点。     

“数实融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回溯、进展与展望

数字经济或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回溯“数实融合”的理论基础,梳理“数实融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发现,当前研究中可能存在着核心概念界定模糊、研究体系不完整、研究与实践接轨不够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的研究趋势,包括引入“技术-经济”范式界定数字经济概念、关注经典理论在数字经济领域中的应用、重视提炼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中国经验”等。     

青海省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通过对青海省数实深度融合指数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数进行莫兰指数检验,并进行区域性空间计量回归,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已成为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一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包括促进数字技术应用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与引进、创新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商业模式等。这些解决方案旨在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为青海省的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的融合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助力青海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中国"稳就业"目标的冲击及纾困举措

数字经济的到来引发了社会新一轮就业结构的改变.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就业产生的影响取决于数字产业化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与产业数字化造成的就业破坏效应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为实现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国的"稳就业、保民生"目标,本文对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的就业结构特征进行了梳理,围绕数字经济"四化"战略分析中国面临的就业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驱动数字产业升级,加速生态产业链形成;建立全民数字经济就业培训体系,推动数字领域人才后备力量储备;推进智慧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就业机会均等化;加强数字经济行业准入监管,保障就业群体权益;充分发挥制度引领作用,激活数字经济创新创业动能;以数字化助力"双循环",加快数字"一带一路"建设等,以期实现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高质量就业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企业会计业务影响研究

近年来,伴随着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5G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尤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突显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及其优势。数字经济飞跃发展,给企业会计业务带来了很多挑战及影响。本文从数字经济的概念和特点出发,分析数字经济对企业会计环境、会计核算、会计工作和人员的影响,并提出了数字经济下会计工作适应性发展的具体措施。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面对数字经济时代所带来的新一轮机遇,我国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牢牢抓住数字经济时代所带来的数字红利。通过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梳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探讨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结合数字经济时代特有的技术属性特征,从技术以及制度变迁两方面剖析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数字技术、服务业升级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力发展数字技术、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是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且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东部和中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更明显的提升作用,而对西部和东北部未有显著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通过促进服务业就业和增强服务业产业链韧性等机制提升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生产性服务业等新业态,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更加依赖于生活性服务业。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快服务业转型升级、更好发挥数字技术应用的价值驱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策略选择

数字经济是一种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其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和高覆盖性,已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速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还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等问题。数字经济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加强顶层设计,深入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又要构建协同技术创新体系,同时还要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     

数字经济如何提升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数字经济成为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的背景下,研究城市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16年数据测算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探究数字经济提升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我国城市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市场竞争是其中两条重要路径;城市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二三线城市以及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外部需求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下,数字经济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分析

成都作为西部重要的增长极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成员,正在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本文首先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以成都为研究对象,并将其与北京进行对比,运用熵值法测算了两个城市数字经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分析了两城市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动态特征。研究发现:理论上,数字经济通过提升经济效益、促进绿色发展、引致技术创新以及增加社会效益等途径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证结果表明成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二者已达到中级协调阶段,但与北京相比还有待提高。基于此,成都应借鉴北京等城市的相关经验,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加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实现二者的优质协调。     

数字经济时代女性创业研究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女性创业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构建新型家庭关系的必然要求。数字经济时代女性创业呈现出共享性、虚拟性和国际性等特征。女性在享受数字经济时代优越的经济政策、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强大的网民红利的同时,仍面临着性别文化偏见、社会融资困难及工作与家庭矛盾等一系列困境。用好数字科技、强化政策支持、促进社会多元助力等是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的女性创业的关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