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制造商和零售商过度自信的绿色供应链决策模型研究

文章建立了制造商作为主导、零售商处于跟随的二阶段绿色供应链,通过参照二者为完全理性决策者的博弈结果,将二者同时具有过度自信状态时对绿色供应链决策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数理分析后认为,随着制造商过度自信系数的增大,制造商趋向于产品批发价、产品绿色度的提高,零售商则趋于产品零售价的提高,而制造商效用、零售商效用以及绿色供应链总效用则趋于降低;随着零售商过度自信系数的增大,制造商会趋于产品批发价和绿色度的降低,制造商的效用也降低,而零售商的效用则增大,且只有在制造商过度自信系数超过某一临界值时,产品的零售价和绿色供应链系统的效用才会随着零售商过度自信的增大而增大。     

碳交易及补贴机制下供应链差别定价研究

研究了碳交易机制、补贴机制以及碳交易及补贴机制下,一个二级供应链中普通产品和低碳产品竞争的差别定价策略,通过求解Stackelberg博弈模型得出单一的补贴政策并不能激励制造商进行节能减排,应与碳交易机制结合使用,其节能减排效果优于单一的碳交易机制。最后通过一个算例分析验证了碳交易及补贴机制的有效性。研究表明：碳交易价格升高到一定程度时,普通产品的零售价批发价均升高,低碳产品的价格均下降,普通产品的销量下降,低碳产品销量上升,碳排放总量下降;随着低碳补贴的增加,普通产品的零售价,低碳产品的批发价、零售价均降低,普通产品的销量下降,低碳产品的销量上升,其中低碳产品的价格和需求量对低碳补贴的反应更加敏感,使碳排放量降低的同时还提高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     

大数据背景下考虑环境责任的双渠道供应链决策

为研究大数据与环境责任对双渠道供应链决策的影响,以单一绿色制造商、零售商以及大数据服务公司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为研究对象,建立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两种收益模型,运用Stackelberg博弈得出各模型的最优决策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制造商与零售商进行集中决策时供应链的总需求量与总利润较大,网络渠道与零售渠道的最优价格随着投资大数据成本的增加而增高。当制造商的环境责任程度增强时,零售商的利润增大,制造商的利润减小。当零售商的环境责任成本增加时,制造商与零售商的利润均减小。同时,随着产品的绿色水平越高,制造商与零售商的最优定价与最优利润越高。     

忠诚折扣、转售价格维持组合与非对称零售服务投资

忠诚折扣与转售价格维持组合可以实现零售服务异质条件下的非对称最优投资,这一新的发现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转售价格维持服务理论的一个难题,而且为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效率识别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维度.当需要以转售价格维持解决零售服务"搭便车"、同时还需要以非对称零售服务投资实现异质零售服务有效供给时,如果制造商信息不完全、但零售商信息完美,两部收费与转售价格维持组合即可实现非对称最优零售服务投入;但若制造商信息不完全及零售商信息不完美同时存在,则仅有忠诚折扣与转售价格维持组合才能够保证最优零售服务投资实现.原因在于,忠诚折扣能够通过事后销量识别零售商投资是高或低,从而有效解决不完全信息条件下非对称零售服务投资的识别和差别补偿问题.相较于两部收费,忠诚折扣与转售价格维持组合不仅有利于制造商利润最大化,而且能够改善社会福利.在事前对称的市场环境中,忠诚折扣内生形成事后非对称的零售商市场结构,其中低投资零售商的降价激励强于高投资零售商,这一特征有助于识别并检验转售价格维持合约的真实动机.     

制造商与零售商共同努力减少无缺陷退货的收益共享合同

针对制造商与零售商在共同努力减少客户无缺陷退货中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本文分析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努力水平对无缺陷退货率的影响,运用委托-代理理论设计了双边道德风险下的收益共享合同,分析了各参数对合同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优收益共享激励系数与制造商的努力弹性系数负相关,与零售商的努力弹性系数正相关,与产品的单位收益、产品的首次销售量以及双方的努力成本系数无关。     

不同权力结构下考虑CSR的供应链减排决策北大核心

构建制造商领导、零售商领导和集中决策三种决策模型,利用Nash博弈、Stackelberg博弈分析比较不同权力结构对制造商减排、零售商具有CSR的闭环供应链的最优决策的影响。通过MATLAB进行算例仿真,对比分析各均衡结果,验证结论正确性,研究表明:无论何种权力结构,随着零售商CSR水平的增加,虽会导致自身利润降低,但会提高减排水平、回收率、其他成员利润和供应链总效用;随着碳减排成本系数的增大,减排水平、回收率、各成员利润和供应链总效用都会降低;集中决策下的零售价总是最低,减排水平、回收率及供应链总效用总是最高,即集中决策为最佳决策;制造商和零售商总是在自身作为供应链领导者时获得更高的利润。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相应对策。     

新进中小零售商选择目标市场的决策研究

目前零售业市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大型零售集团一般在市区布局,而中小零售商则主要分布在郊区.市区的零售市场一般由大型零售集团主导,郊区市场则由制造商主导.某个中小零售商在选择进入目标市场时,必须要考虑不同市场的结构对自己利润的影响,进而根据自身条件做出决策,究竟是立足于市中心,还是到郊区市场去发展.本文运用博弈论对此进行研究后发现:当新进中小零售商的销售成本大于某个固定值,而制造商愿意以隐性价格折扣的方式与新进中小零售商在市区市场合作,补偿新进中小零售商的成本劣势,新进中小零售商将选择进入市区市场;否则,新进中小零售商将选择进入郊区市场.     

零售商资金约束的双渠道供应链库存策略研究

在双渠道供应链中，受资金约束的零售商使用内部融资向制造商贷款，本文得出当零售商贷款后取得的收益小于不贷款时的收益时，零售商的初始最优订购置决定了双方的最终库存策略；反之，则制造商将一单位额外产品通过零售渠道销售所获得的利润与通过直销渠道来满足其转移蔷求时所获得利润的关系，影响了最终库存策略。     

不同权重下政府补贴对供应链的影响

在考虑政府对制造商和消费者的补贴权重的情况下,基于博弈理论建立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决策模型,分析了不同权重下政府补贴对消费者、企业决策及其绩效的影响。数理模型推导和算例分析的结果表明:政府只对消费者补贴将导致企业提高价格,政府只对制造商补贴将导致企业降低价格;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消费者的实际支出价格减少,需求量、制造商利润和零售商利润均增加;政府补贴权重不同,企业决策也不同;政府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都是有利的;政府和企业更倾向于政府对制造商补贴,而消费者更希望政府对消费者补贴。     

自有品牌与买方抗衡势力假说

买方抗衡势力假说是产业组织理论关注和争议的焦点。零售商自有品牌的引入构成对制造商品牌的竞争,对谈判各方实力和收益的作用不可忽视,严重影响着买方抗衡势力的竞争效应和福利效应。为此,本文借助纵向产品差异化模型刻画零售商自有品牌与制造商品牌的竞争,重新检验买方抗衡势力假说是否成立。研究结果表明,零售商买方抗衡势力增强的确会降低制造商品牌产品的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改善消费者福利。但零售商买方抗衡势力会提高自有品牌产品的零售价格,并且外资零售商的买方抗衡势力会恶化本国福利。对此,笔者建议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机构应密切关注零售商的买方抗衡势力与自有品牌策略,发现和查处可能滥用相对优势地位限制竞争和损害福利的行为。     

鲜活农产品供应链协调研究——基于风险规避的收益共享契约分析

供应链协调是鲜活农产品供应链高效运作的基础。本文通过引入新鲜度因子和风险规避系数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了由专业合作社和超市构成的鲜活农产品供应链协调问题,分析了收益共享契约机制下供应链成员的最优定价策略及供应链成员风险规避行为对批发价和零售价的影响。数值分析结果表明,鲜活农产品批发价随着新鲜度、收益共享率的增大而增大;零售价随着零售商风险规避程度的增大而减小;而批发价随着生产商风险规避程度的增大而减小,随着零售商风险规避程度的增大而增大。要改变现状应通过大力培育农产品流通组织,提高流通主体组织化程度;设计合理的收益共享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协调供应链成员利益;加强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及先进物流技术的应用等措施,提升供应链整体绩效,提高鲜活农产品流通效率。     

合作和共生: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关系分析

随着零售商业态创新、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收购兼并等，市场力量越来越向零售商倾斜。面对强大的竞争压力，制造商必须拟订目标明确的营销战略，实行与零售商合作战略，在产品策略、价格策略、促销策略、销售渠道策略等方面与零售商共同找到默契和协调，而零售商财应用长远的、战略的眼光来看待和回应这种合作，使制造商和零售商形成合作和共生的关系。     

买方抗衡势力与制造商定价决策

本文研究了买方抗衡势力的存在对上游制造商定价决策的影响,讨论了制造商在不同定价形式（线性定价、两部收费制和转售价格维持（RPM））之间的选择问题,并构建了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引入买方抗衡势力,比较分析了制造商在零售商具有和不具有买方抗衡势力两种情况下,制造商最优定价形式的选择。研究发现当零售商不具有买方抗衡势力时,制造商选择两部收费制和RPM是无差异的,都能使上游制造商获得相等的最优利润;当零售商具有买方抗衡势力时,对于上游制造商来说两部收费制优干RPM,RPM又优于线性定价。此外,本文还发现存在一个由抗衡势力和零售商替代程度决定的临界条件,当满足这一条件时,两部收费制是上游的最优选择;一旦这一条件不满足时,RPM就成了上游的最优选择。     

基于返点机制的大型零售商通道费作用机制研究

在零售商的通道费收费中,返点机制应用非常广泛.笔者在零售商销售努力的基础上,结合考虑其销售效率,研究了返点机制的应用对销售努力、市场价格、市场销量以及各个市场主体利益的影响.笔者分析了返点机制下通道费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讨论了在制造商主导定价条件下的最优返点比例的制定,结果表明:返点机制下,通道费不是零售商和制造商之间的一种“零和博弈”,而是对大型零售商的销售激励与回报,同时并不会降低消费者福利.     

财政补贴的供应链决策效率与社会福利研究

在再制造供应链中,受限于回收能力以及高昂的投资成本,废旧产品的回收前景并不乐观。文章基于Stackelberg博弈方法,建立了政府分别补贴制造商、零售商和第三方回收商三种不同模型下的闭环供应链决策模型,并从回收率、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等角度分析了在三种不同模型下政府实施补贴对闭环供应链各成员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只要政府实施补贴,闭环供应链各方的收益均与政府补贴成正比;而从政府层面来看,政府补贴给零售商能达到最高的回收率、最低的市场价格、最大的企业总利润,即补贴零售商时的效率最高;因此以政府补贴零售商为例,对政府不同决策目标下的最优补贴进行了探讨。最后,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发现,当政府追求的目标由经济效益扩展到社会福利再到社会效益时,其所支出的最优补贴越来越大。     

制造商与零售商废弃食品回收处理努力分析——成本削减比例信息对称和非对称的不同情况

针对制造商与零售商的废弃食品回收处理行为,在制造商因废弃食品回收处理获取的成本削减比例是对称信息与非对称信息的不同情况下构建博弈模型,分析了废弃食品回收处理努力、价格和需求量等相关决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当制造商因废弃食品回收处理获取的成本削减比例是对称信息时,消费者对废弃食品回收处理具有良好的市场反馈,能够激励零售商和制造商为废弃食品回收处理付出更多努力;当制造商因废弃食品回收处理获取的成本削减比例是非对称信息时,良好的市场反馈仅能激励零售商付出更多努力。     

延期付款与零售商努力的供应链协调研究

为解决制造商提供延期付款的商业信用和零售商付出销售努力情形下供应链协调问题,笔者建立了零售商采取联合补货策略下集中协调和分散协调的多产品两级供应链决策模型,设计了价格折扣契约和销售努力成本共享契约两种协调机制,分析了两种契约机制的协调条件与参数设置,得出了零售商偏好价格折扣契约和销售努力成本共享契约协调机制的条件.数值仿真分析说明了两种契约协调机制的有效性,并分析了信用期限对供应链协调的影响.     

零售商公平关切下闭环供应链的回收模式比较与协调机制研究

针对制造商主导的闭环供应链,在考虑零售商为公平关切者的前提下,建立了三种回收模式(制造商回收、零售商回收和第三方回收)下的四个Stackelberg博弈模型,求解和比较不同情形下的最优价格、最优回收率和成员利润,分析零售商公平关切程度对最优决策的影响,得到了一系列有益的管理学结论。最后针对分散式决策下的效率损失,提出了基于二部定价契约的协调机制。     

CVaR准则下随机需求依赖价格的供应链协调研究

研究由单个风险中性的供应商和单个风险厌恶的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在CVaR度量准则下探讨了随机需求依赖于价格的供应链协调问题。通过对零售商和整个供应链的决策分析,得到批发价契约不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而收益共享契约和回购契约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并给出了契约参数取值(范围)的计算公式。进一步证明了,回购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在零售商为风险厌恶的情形下具有等价性。同时,当供应链达到协调时,风险厌恶的零售商的利润随其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政府补贴下考虑公平关切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定价决策

政府采用不同补贴策略引导传统单一销售渠道的供应链向绿色供应链转型升级,补贴策略与因此而产生的供应链成员公平关切行为共同作用于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决策和利润。基于研发补贴和价格补贴两种不同策略,考虑公平关切因素,构建“制造商线上销售—零售商线下销售”的二级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博弈模型,探究不同补贴水平和公平关切程度对产品绿色度、最优定价以及利润的影响。结果表明：两种补贴策略均对供应链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同一补贴水平下价格补贴策略的效果更好,但随着补贴水平的提高,两个渠道的绿色产品销售价格均会提高,这与政府实施补贴的目的是相悖的,因此,需要将补贴水平控制在合理的范围;研发补贴策略下零售商的公平关切会提高零售商的利润、降低制造商的利润,但价格补贴策略下制造商的公平关切对双方利润均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