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宏观政策和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分工网络动态演进的过程,讨论了政府宏观政策和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并结合中国数据对该机制进行了经验分析。指出:经济波动和增长是分工网络动态演进过程中的两种宏观表象;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分工网络的结构特征和演进过程有关;政府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各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按规则的长期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     

国际收支失衡、经济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在理论上探讨国际收支失衡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运用3SLS和系统GMM方法,结合中国1982-2011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通过宏观经济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国际收支失衡与经济增长质量负相关,其中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加剧了经济增长波动性,资本项目收支失衡是形成通货膨胀波动的重要因素,而且经济增长波动性也加剧了通货膨胀波动,因此调节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及政策调整

近年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内外失衡的问题。内部失衡以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为主要特征,储蓄和投资出现失衡,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外部失衡表现为国际收支"双顺差"。中国内外失衡既有财税分配体制与汇率政策等制度原因,又有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等经济结构原因。为此,必须加强和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制,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公共支出政策,增强汇率弹性和本外币政策的相互协调,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支出规模、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在Barro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引入经济波动以反映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利用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1979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区域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效应,且经济波动比政府支出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更大。因此,政府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30年的经验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五次经济周期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波动,得出以下经验: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动力和根源已经从政治变革所引发的制度变迁转化为国际国内经济因素的变化,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更多地受到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制约,应当及时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和进一步深化汇率制度的改革。     

美国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它的经济波动对中国有较深的影响.多数人认为,美国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方面,对贸易的影响较小.因为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多为必需品,需求弹性小.本文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     

经济结构失衡与通胀通缩形成的内在机制分析

文章论述了经济结构中某一行业的比重过大或者发展过快与价格水平变动的内在联系,经济结构失衡导致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内在机理。并据此,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对策。     

通货紧缩、有效降价与经济波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若干特点的分析

文章对近年来中国物价水平下降的现象进行了分析 ,试图根据经济理论和可利用的经验数据说明 ,1 996— 1 999年的物价水平下降 ,主要是由于“信贷萎缩”、需求增长率下降所引起的 ,伴随着投资增长率的下降 ,属于典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 ;而 2 0 0 1年以来出现的物价下降、投资增长率提高的现象 ,需要用生产率提高、成本下降的因素来加以解释 ,属于“有效降价” ,与西方经济在 1 8— 1 9世纪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低物价、高增长具有相似之处。文章还对相应的政策问题进行了分析。     

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原因、效应及政策调节

外部经济失衡已成为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重要问题,并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管理层的高度关注.本文认为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不同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是构成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重要因素,外部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影响,并提出了综合运用汇率和货币政策、税收和公共支出政策以及外资与外贸政策以实现外部经济基本均衡的思路与政策.     

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测度与分析——基于经济失衡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以经济分析逻辑与相关指标内涵为依据,构建起衡量一国经济失衡度的指标体系,并对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失衡程度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内外失衡总体状况近年来趋向恶化,内外失衡总指数从2001年的0.3856提高到2010年的0.5509,其中外部失衡指数从2001年的0.2916提高到2010年的0.4879,内部失衡指数从2001年的0.4796提高到2010年的0.6138。中国需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以扩大内需,为解决内外失衡问题创造条件。     

基于经济波动的控股股东与股利政策关系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文章考察了控股股东和经济波动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控股股东的角度来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越愿意支付股利,尤其是现金股利.当考虑了经济波动的影响时我们发现,在经济下降期,公司不再愿意支付股利,即使支付股利,公司也偏向于支付股票股利.此外,不同股权性质的公司在经济波动期的股利政策也不一样.在经济下降期,非国有控股公司第一大股东比例越高,股票股利支付数量越少,现金股利支付数量越多,但是,国有控股公司这种变化并不显著,说明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非国有企业的股利政策更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     

报酬递增与经济波动的微观机制——理论框架与中国经验

本文通过引入报酬递增和市场饱和点,采用D-S模型方法,分析技术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微观机制,回答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无法解释技术倒退的困境,通过缩短技术和产品创新周期可以有效降低经济波动的幅度。笔者的分析表明:技术冲击和市场饱和点引起的需求约束,有助于理解耐用品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起的中国近三十年经济波动。     

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形成演变、内外成因与战略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经历了一个形成演变过程,且不同阶段具有不同表现.其内因主要来自于国内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经济体制本身固有的缺陷、以及外向型的对外开放战略,外因主要来自于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美欧等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美国不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施以相应的战略调整和政策配合,以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持续发展.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探讨

全球经济虽然在总量上是不断增长的,但在结构上却呈现失衡状态,全球经济失衡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本文主要针对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对中国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失衡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及经济波动的影响

本文从动态的角度构建了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两个指标测度需求结构演进,并运用中国31个地区1998-2011年平衡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及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需求结构合理化水平和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的适度降低均能够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的推进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波动。现实条件下,为了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和稳定增长,政府应充分考虑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机制的异同,在努力创造需求结构高级化经济环境的同时,应更多地考虑需求结构合理化。     

收入分配失衡对分工演进和就业增长的影响——对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新解释

分工水平受限于市场范围、人力资本积累和交易费用;分工发展同时也扩展市场范围、增加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交易费用。劳动分工就这样地循环累积,促使产业链不断加长,工业化扩展,就业不断增长。但若社会收入分配失衡过大,则以上的良性循环累积受破坏。中国(特别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一直偏低,并呈下降趋势,这阻碍了分工演进,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扩展和就业增长。这是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病根所在。     

能源价格冲击与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数值分析及政策模拟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能源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运用贝叶斯推断法估计了模型参数,考察了能源价格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并尝试回答在冲击下中国最优货币政策的选择问题。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能源价格冲击的传导机制由模型的收入效应、替代效应、资本品市场供求关系和名义粘性等决定,而通过数值分析和政策模拟结果显示:能源价格上涨将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能源技术进步与较强的名义粘度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的经济波动风险;货币(利率)政策规则的强弱决定了经济变量对能源价格冲击响应的幅度,中国最优货币政策的制定可以采用小幅温和地盯住能源价格波动的方式。     

构建中国经济发展新棋局——当前和中长期经济走势分析及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态势,指出经济下行压力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大。提出未来经济走势(2015年至2020年)有四种可能性:一是一路走低,二是继续走平,三是重返10%以上高增长,四是以合理区间的中线为基础,使经济运行在上下限之间的合理区间正常波动。本文主张争取第四种可能性,并提出政策建议,构建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新棋局,把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重大区域发展相结合。本文最后指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还有较大空间,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降应是一个波浪式的渐进过程,而不应是"大幅度"下台阶。     

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失衡——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

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解读了中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高顺差"的成因。研究表明,老年人口抚育负担的上扬降低了储蓄率和外贸顺差,支持了生命周期假说。但是,少儿人口抚育负担的下降却未能抑制储蓄率和外贸顺差的上扬,我们将其归因于代际间的"利他主义"和"内生化的劳动供给",当家庭中子女数量减少时,用于未来教育、婚嫁等目标性支出随之下降,反而刺激了当期消费;在家庭子女数量增加时,父母有可能选择减少支出或者选择用劳动替代闲暇。本研究的政策涵义在于培育针对劳动适龄人口新的消费热点、延迟退休年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