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银行和政府三方还贷博弈研究

预算软约束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因素,并影响经济转型期的政企、银企关系,而政府对于债务的软预算约束是企业信贷违约的原因之一,根据企业还贷过程中相关利益者的相互博弈,建立一个企业、银行、政府之间三方博弈模型来分析它们之间的行为及其目标差异对企业信贷违约的影响。模型分析表明：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通过补贴银行和企业来实施对企业还贷的软预算约束,而银行在衡量了政府补贴和清算得失之后有可能对企业再贷款。解决预算软约束和企业信贷违约的关键在于＂政府、银行、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企业完全按市场化运作,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让政府从企业中逐步退出,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环境,从而降低企业的信贷违约的概率。     

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与财政分权

软预算约束导致国有企业低效率。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仍然存在。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引起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竞争提高了对亏损国有企业进行救助的机会成本,从而有助于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     

财政补贴、竞争能力与国有企业改革

财政约束硬化是国有企业转换机制的重要前提条件,但是经济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对财政约束硬化在大部分转轨国家都没有做到.尽管产权学论者和外部环境论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都不说明政府为什么对硬化国有企业财政约束"知而不能为之"的原因.本文通过建立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者间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政府对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是"软"或"硬"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财政对国有企业的预算是"硬"还是"软"内生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改革的方式选择,以及国有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因此,转轨国家应该考虑国有企业自身竞争能力情况,在改革不同阶段采取灵活的财政手段,保证转轨过程中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从而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进行.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转轨进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与财政约束关系研究——补贴还是课税

财政约束硬化是国有企业转换机制的重要前提条件,但是经济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财政约束硬化在大部分转轨国家都没有做到。尽管产权学论者和外部环境论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都不说明政府为什么对硬化国有企业财政约束“知而不能为之”的原因。文章通过建立了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者间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政府对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是“软”或“硬”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财政对国有企业的预算是“硬”还是“软”内生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改革的方式选择,以及国有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因此,转轨国家应该考虑国有企业自身竞争能力情况,在改革不同阶段采取灵活的财政手段,保证转轨过程中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从而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进行。     

财政分权:促进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可置信承诺机制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改革。财政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导致地方政府间争夺经济资源的竞争。这种竞争提高了救助低效率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可以作为一种承诺机制,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财政资源集中与预算偏离

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追求常常伴随着突破财政预算约束的冲动.当地方政府财政资源控制和集中程度提高时,地方经济发展和突破预算约束的两方面冲动也随之增强,其重要表现就是财政支出预算偏离程度扩大.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进行的撤县设区改革,在优化了政府间行政管理体制的同时,也强化了地级市政府对辖区内财政资源的集中程度,由此会对地方财政预算偏离产生影响.本文基于撤县设区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财政资源集中对地级市支出预算偏离的影响效果,发现前者对后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财政透明度的增加有利于抑制支出预算偏离行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阐明地方财政体制变动对地方预算行为的影响,也有助于阐明推进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建设、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重要意义.     

解析政府预算的科学性与软约束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与中国的入世,政府预算作为对政府行为的一种有效性约束体制,对有效发挥政府职能与财政资金的使用水平起着积极地促进作用。但在实际的政府财政实践结果来看,政府预算对政府的行为没有起到有效约束的作用。本文将从政府预算的角度出发,对政府预算的科学性与软约束进行有效性研究。     

财政约束的法治化:中国的现实选择

只有建立法治财政,才能实现市场对政府行为的刚性约束。具体而言,建立法治财政或者说实现财政约束的法治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强化预算约束,使预算真正成为法律。长期以来,预算约束之所以偏软的根本原因是,实际操作中的国家预算仅仅是政府的财政收支     

试论如何落实人大财政权

一段时间以来,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在召开人代会期间严格审议政府预算乃至提出预算修正案的新闻不断,体现了人大机关预算监督职能的不断完善。财政权乃国家权力的根本,只有财政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国家财政来源于公共税收,合理的税制税负及纳税人或纳税人的人大代表机关对公共财政支出的监督就成为关键的一环。对财政权约束的结果就是防止了对产权最可能、最危险的侵害。     

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了吗?——对1996-2000年信贷约束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能否转变成硬约束 ,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能否实现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标志和关键。 1 996— 2 0 0 0年政府实施的信贷政策和刺激需求的政策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防止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在使有效需求不足状况得到改善的同时 ,国有银行出现了“惜贷”行为。然而这种“惜贷”行为并不是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硬化的表现 ,因为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根源没有改变 ,国有银行既没有更大的动力监督国有企业贷款使用 ,也没有能力阻止国有企业不良贷款继续攀升和停止增加对国有企业贷款。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期间的信贷约束政策不是有效的。该结论的政策含义是 ,无论体制改革还是政策制定 ,只有使国有银行有足够强的激励去监督国有企业贷款使用 ,并使国有企业对其努力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 ,信贷约束政策才会有效率     

贷款利率市场化抑制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吗

以放松贷款利率管制为准自然试验,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贷款利率市场化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产生了抑制作用,但政策效果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机制分析表明,放松贷款利率管制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打破预算软约束,弱化了企业参与影子银行业务的动机;同时提高了银行间竞争程度,减轻了信贷歧视,从而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积极推进地方政府治理、加强金融部门监管以及发挥媒体监督作用,有助于增强贷款利率市场化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效果。研究结论为中国深层次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提供新的微观层面经验证据。     

中国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选取中国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地方竞争、债务绩效及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债务竞相扩张，且呈现显著的边际效用递减特征；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地方竞争对债务绩效和规模的效应，发现地方政府税收和投资竞争因“棘轮效应”和“挤出效应”均推动了债务规模的快速攀升，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负面效应；行为动机作用下，地方政府发债规模对经济发展质量呈显著的非线性特征；空间准自然实验分析结果表明，预算约束硬化在限制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冲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降低了地区财政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将对新时期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地区间竞争、财政自给率和公有制企业民营化

相关文献认为 ,分权化改革导致的地区间竞争加剧引发了各地区的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验证这一结论。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 ,地区间竞争加剧的确会推动相关地区国有经济民营化进程。但是由于 1 994年以来 ,地区间市场一体化水平基本没有提高 ,从而地区间竞争并没有明显加剧 ,因此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普遍展开的公有制企业改制进程主要不是由地区间竞争推动的。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公有制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动因来自于财政方面 ,来自于 1 994年分税制改革给地方政府造成的财政压力和预算约束硬化 ,来自于非国有经济发展、非国有经济比重提高对改善地方财政状况的显著作用。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 ,非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明显有助于提高地方财政自给率。     

制度环境、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财政预算软约束

财政预算缺乏有效约束导致地方政府普遍过度负债,如何"硬化"地方政府预算、调整地方政府支出的超额扩张是解决当前大规模债务的基础课题之一。本文借鉴BFI指数构建了中国省级财政预算约束指数,并分析了影响财政预算约束及预算约束调整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约束地方政府预算超额扩张;而分权导致的以经济增长为标尺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是造成地方预算软约束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较差的制度环境更容易诱导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偏向性配置,从而加剧其在建设性领域中的投资冲动,降低了预算约束调整成功的可能性。在加强制度环境建设的同时,着重改革分权框架下地方政府投资竞争的扭曲性制度激励,有利于治理财政预算软约束并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的扩张偏向性支出行为。     

财政压力、企业税费负担与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本文借助农村税费改革度量财政压力的变化,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伴随减税降费而形成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压力的增加不利于企业TFP的上升。企业税费负担上升及其造成的融资约束加剧是财政压力降低企业TFP的影响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压力对TFP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非产能过剩企业以及跨地区流动性更低的企业中。此外,在高农业产值地区和低财政自给率地区,企业所受影响会更大。而提高市场化水平、政府治理水平和法治化水平可以减弱这一负面影响。本文政策含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助于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政策成效;短期内中央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从而实质性降低企业成本。     

政府竞争、财政压力及其调节作用研究*——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为视角

本文以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为出发点，基于2009—2017年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审视财政压力、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民生支出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政府竞争而言，财政压力才是降低地方政府民生支出偏向的主要原因。财政压力对政府竞争具有调节作用，政府竞争对民生支出偏向的反向作用程度显著依赖于财政压力。具体而言，政府竞争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偏向不具有直接效应，但在财政压力的调节作用下显著影响上述三项支出。本文进一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政府竞争与民生支出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越不显著；地方政府在执行多任务导向型的中央决策时，具有较为明显的自我选择倾向。     

我国软预算约束的治理:理论与政策

软预算约束对我国经济的危害甚大,探讨我国预算软约束的治理意义重大.本文认为,应当从下述四个方面来治理我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1)推进国有银企的市场化改革,消除政府干预;(2)建立分散化的银行体系,加强对银行体系的有效监控;(3)实行财政分权,加强地区经济之间的竞争;(4)规范政府经济行为,严格财政金融纪律.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以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变迁为切入视角,在中国式分权和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探究地方政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激励动因。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对非国有经济规模的影响关系是倒U型的;政府财政压力在一定范围内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但财政压力过大容易产生负向效应。换句话说,中国式分权和市场化改革是地方政府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此外,地方政府竞争、市场化进程对财政压力与非国有经济规模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市场制度环境较完善的地区,有助于地方财政压力发挥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     

住房财富效应、信贷约束与城镇家庭股市参与——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2017年数据，检验了住房价值对中国城镇家庭股市参与的财富效应，特别研究了信贷约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家庭住房现值能够促进城镇家庭股市参与，财富效应明显。但住房财富效应主要存在于没有信贷约束的城镇家庭中，尤其是当家庭存在供给型信贷约束时，财富效应消失。利用工具变量和PSM等进行稳健分析，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约束主要通过影响家庭风险偏好和流动性约束来抑制住房财富效应。此外，住房财富效应在家庭住房资产占比低和互联网金融参与度高时更明显，但这一增强效应仍主要存在于没有信贷约束的家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