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网络研究的空间敏感性初探——以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以企业分支机构为依据的城市网络分析框架是西方学者基于全球跨国企业机构组织与城市功能联系之间的关联性所演绎和发展出的产物。在我国特殊的城乡体系中,城市网络分析的基本单元"城市"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概念,由此产生了我国独有的城市网络分析中的空间敏感问题,即分析空间单元的尺度选择对城市网络研究的影响。通过对京津冀、长三角两个城市群2013年的企业空间数据,分别以设区市和县级政区为单元对其进行城市网络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不同城镇结构特征的地区,对城市网络分析单元的空间敏感性是不同的。在微观经济相对发达,县级城市体系发育成熟的地区,城市网络分析对空间单元的敏感性较高,分析单元的尺度不同往往对分析结果产生较大影响;而在如京津冀等城市网络权力相对集中,县级城市体系发育不完善的区域,网络分析的空间敏感性则相对降低,分析单元的划分差异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有限。     

迈向“巨型城市区域”：珠江三角洲城市—区域的功能空间与网络测度研究

“巨型城市区域”是城市—区域迈入协同发展阶段的高级形态,具有多维要素流高效互动的空间、网络特征。珠江三角洲正呈现经济繁荣、空间连绵、市场一体、功能分化的特征,并正迈向“巨型城市区域”,以珠江三角洲为实证研究对象,借助多源大数据刻画其功能节点与网络特征,并进行发育测度。研究发现：（1）“功能城市区域”不断涌现,多级节点体系形成。区域内共192个功能节点,其中核心城市广州占49个,深圳42个;（2）区域间要素互动剧烈,广佛跨界单向紧密、深莞双向紧密,深圳多中心网络结构明显,广州核心边缘结构明显;（3）区域整体繁荣并形成以深圳都市圈、广州都市圈为核心的四大功能区域;(4)珠三角深嵌于全球—地方体系,功能节点不断重组,形成巨型功能地域。随着各类流要素向内湾集聚,珠江三角洲未来将形成更完整、高级的一体化区域组织形态。     

网络化大都市:城市空间发展新模式

本文将多中心、网络化的城市空间组织定义为网络化大都市,并阐述了网络化大都市发展模式的内涵及特征。在空间组织上,网络化大都市发展模式摒弃传统的单中心聚焦的发展模式,倡导城市空间的多中心化发展,强调构建面向区域的开放的多中心区域城市空间格局。在功能整合上,网络化大都市发展模式强调分工与合作,促进区域城市网络的形成,从根本上将实体空间上的多中心区域城市变为真正意义的网络化大都市。在区域治理上,网络化大都市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对话、协调与合作实现权利平衡和利益分配,通过网络化管治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区域治理。     

中国高水平建设全球城市的痛点与对策北大核心

全球城市是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关键枢纽节点,是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空间载体,是城市国际化发展的高级阶段。高水平建设全球城市并发挥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对战略性资源、产业的网络控制力,有助于国家综合竞争力和区域协调水平的提升。在国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作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在建设全球城市方面走在了前列,对标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顶级全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经济能级、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总部经济等方面还存在短板与不足。未来,中国高水平建设全球城市应重点培育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建设城市立体交通网络、培育科技创新中心、提高总部规模能级、深化区域开放合作、强化全球城市环境支撑。     

中国高水平建设全球城市的痛点与对策

全球城市是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关键枢纽节点,是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空间载体,是城市国际化发展的高级阶段。高水平建设全球城市并发挥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对战略性资源、产业的网络控制力,有助于国家综合竞争力和区域协调水平的提升。在国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作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在建设全球城市方面走在了前列,对标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顶级全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经济能级、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总部经济等方面还存在短板与不足。未来,中国高水平建设全球城市应重点培育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建设城市立体交通网络、培育科技创新中心、提高总部规模能级、深化区域开放合作、强化全球城市环境支撑。     

区域·社会·空间·文化——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问题

总结并反思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成果,提出应从四个重要层面进行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即区域城镇发展与城镇体系、城市社会结构、城市物质空间形态、城市文化。对这四个层面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近代城市的发展动因在于区域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分化所导致的城市物质空间重构,以及西方城市文化对传统中国城乡模式的改造。     

自由延展、城市区域与网络共生:欧美城乡关系演进动态及其比较

城乡关系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维度联系的内在体现,积极的城乡关系能够通过空间交互与功能协调等机制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欧美作为全球城乡流动性最高、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其城乡关系以"互动+融合"为主要特征,近年来呈现出自由延展、城市区域与网络共生的动态演进趋势。其中,美国表现为"技术驱动下的自由延展式城乡互动模式",欧洲表现为"网络共生构型下的组团式城乡融合模式"。对此给出欧美城乡演进的最新动态及其比较分析,并试图对中国城乡发展与演进模式提供经验借鉴。     

世界城市对珠三角城镇群的影响力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网络发展重构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人口活动,世界城市通过生产者服务企业的空间组织影响着我国城镇群发展。利用"世界城市网络"理论与方法,本文以珠三角地区为例,探讨了如何通过研究国际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公司业务联系的方法来认识世界城市对特定区域的影响力。分析表明:香港、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和上海、北京等地区中心城市对珠三角影响显著;世界城市对珠三角的影响力与自身网络连通度和区位条件相关;深圳、广州中心城区等多个城镇节点发挥对外经济联系功能,与珠三角"多中心"空间结构相吻合;不同行业的生产者服务业公司在网络规模、选址倾向等方面差异明显。     

区域治理框架下省域城市经济网络演变特征与治理迭代模式——以福建省为例

融合关系经济地理学和区域治理理论，以尺度、关系、领域为核心变量建立区域治理和城市经济网络演化互构作用框架，探索省域尺度城市网络演进与治理模式。结果发现：(1)区域治理框架下尺度、关系、领域协同交互演化，促使治理空间和经济网络动态重配，形成相对稳定的地理架构与“流空间”深度嵌套构成的城市经济网络体系。(2)福建省城市经济网络呈现沿海延展、纵深发展、递进演化、空间趋同等特征，形成以厦门和福州双核带动，多尺度镶嵌推动大中小城市网络健康协同演化。(3)福建省治理过程呈现不同治理模式创新迭代的过程，创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均衡网络化治理迭代模式。     

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的空间模式和基本策略

大国崛起需要世界城市的支撑,中国先后有多个城市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构想;北京、上海和香港均具备"世界城市品质",建设世界城市既有必要,也有一定的可行性。可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创新驱动和产业要素驱动相结合的方式,打造北东南呼应、京沪港分工协作的世界城市体系空间格局:国家层面上京沪港联手协作,互补定位;市域层面上加速构建网络化大都市;区域层面上依托周边地区,构建区域城市网络。     

低碳城市发展地域系统优化研究：以上海临港新城为例

城市地域系统的结构决定了城市低碳发展的基础。在反思传统城市地域系统规划低碳发展的局限性基础上,以临港新城低碳城市地域系统优化案例为研究对象,对空间结构、土地利用、交通体系等城市地域系统核心构成要素进行低碳优化分析。研究指出低碳城市地域系统在空间结构上具有高密度、高容积率、高层的紧凑型特征,多中心的梯级空间格局,分散组团式的空间开发;集约化、多样化的复合功能的土地开发;公共交通导向的走廊式空间规划,发达的小地域空间道路体系等特点。     

现代网络型城市的区域规划理论思辨--长株潭地区的案例

借鉴城市地区网络化组织新理论,对全球化时代城市空间发展的非场所性进行研究,对传统中心地规划理论下的长株潭城市地区发展政策和概念性规划研究工作进行反思,提出了建设长株潭地区网络型城市地区的建议.     

城市旅游空间结构演变与优化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苏州市为例,探讨了城市旅游空间结构演进过程及优化问题;首先,按照城市旅游地生命周期,阐述了城市旅游空间结构在不同阶段的演变形态和特征,在开发阶段的城市旅游空间结构为单节点的凝聚模式,在成长阶段为多节点并存的放射模式,在成熟阶段为板块旅游模式;其次,实证分析表明,苏州市目前旅游空间结构处于放射模式阶段,不利于城市旅游进一步发展,通过旅游线路体系的完善和空间结构的优化,苏州市旅游空间结构演变为理想的板块旅游模式.     

面对全球化过程中台北市的都市现实

在 2 1世纪开始的此时此刻 ,全世界的城市和社会都共同正在经历一个在我们自身结构内的巨大历史性转化。在这样的转化核心环绕着资讯技术所组织起来的技术革命。立基于新技术的基础设施 ,经济与传播的全球化过程已改变了我们生产、消费、管理、告知和思考的方式。所有层级的策略性支配的活动 ,都是在全球决策和交换网络中被组织 ,从金融市场到视听讯息 ,世界是不对称地相互依赖着。而这样的不对称互赖关系经由新资讯与传播技术 ,全球、即时地联系起来 ,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结构性转化所透露的新世纪 ,资讯时代、全球经济、与网络社会。文章针对作为全球城市 (globalcity)的台北市 ,在面临全球经济中的再结构与都市再结构的巨大变局时 ,就它的都市政策研拟首先要面对的现实课题 ,提出分析 ,换句话说 ,这也是一个正在横渡全球化恶水中地方政府 ,摸索它的新角色转化时必须先面对的地方真实情境。     

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研究——以辽阳市为例

采用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通过构建辽阳市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对2000~2009年辽阳市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辽阳市近10年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     

机场与城市物流园区关系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宏观背景下，机场作为所在城市的门户，越来越体现出它的重要作用，一些大型机场的服务范围甚至覆盖了整个经济区。从现代世界经济的逐步开放和国际化的经济活动规律可知，一个现代化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机场一定是城市物流团区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本文主要分析了城市的物流园区和机场处于怎样的地位，结合物流园区发展的规律，提出现代化机场的物流服务内容及模式，从而阐述了机场与城市物流园区之间的关系。     

城市的脆弱性及其规避措施

在城市安全问题上引入"脆弱性"这一概念,初步构建城市脆弱性的研究框架:概念界定、影响因素和评价方法。城市规模、密度和形态,经济社会发展和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应急管理水平,是影响城市脆弱性的结构性因素。突发事件是城市脆弱性产生的主要胁迫因素。城市规划和建设应以安全为基点,将城市脆弱性分析作为新依据,建立城市规模、密度和形态三位一体的关系,做好城市安全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增强城市突发事件的综合应对能力。     

Citi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is article outlines essential concept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of urban research and offers critical modifications and clarifications to some of its contentions concerning the functioning of cities as ‘strategic place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at the scale of a transnationally extended urban system. Based on the general contex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I focus on the role of cities in distinct circuits of capital, the switching of capital flows within the urban system and the different functional roles of cities within the world city network that interconnects cities both in the global North and South. I call into question the established focus of urban economic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cities as financial and service centres, arguing that cities might redirect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towards ‘real economy’ activities, in contrast to relying on the disastrous development model of finance‐dominated capitalism.     

加速中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圈整合的研究

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纷纷借助城市经济实现区域的快速协调发展。中国也不例外,东部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经济圈的实践,已表明城市群经济圈的发展是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为此,根据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态势,应采取打破体制障碍、加强立法保障、深化产业分工、强化地区协作、拓展对外合作、完善城市体系、培育副级城市等措施来整合"汉昌沙"城市群经济圈,以促进中部地区经济统筹协调持续快速发展。     

China's Emergent City‐Region Governance: A New Form of State Spatial Selectivity through State‐orchestrated Rescali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mergence of city‐region governance as a specific state spatial selectivity in post‐reform China. The process has been driven by the state in response to the crisis of 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 and to vicious inter‐city competition and un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s part of the recentralization of state 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lusters (chengshiqun) as interconnected city‐regions is now a salient feature of ‘new urbanization' policy. I argue in this article that the Chinese city‐region corresponds to specific logics of scale producti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ies and further created the need to foster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To cope with regulatory deficit at the regional level, three mechanisms have been orchestrate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annexation, spatial plan preparation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 building, which reflect recent upscaling in post‐reform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