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中国文化思潮走向看功利主义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夷人＂引导下逐渐向西方学习,但是大多被引进的都打上了＂经世致用＂烙印,更看重所引进的对于时弊的救治作用。社会不断激进,在寻求政权合法性与有道性过程中,普遍纠缠于政权合法性与国家富强,填补失却的权威真空,忽视有道性,为五四后社会发展埋下了伏笔。     

善治理念下的公务员能力建设与政府培训创新

在信息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下,政府创新已经逐步被提上了议程。从管理哲学、行政管理的学科视角,使政府创新中的政府培训创新成为公务员能力建设的新思维、新理念、新路径。融入全球治理时代与西方新公共管理的＂善治＂理念,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三个政府培训创新的维度是实现公务员能力建设的现实价值与路径选择。     

基于善治培训创新系统构筑的公务员能力建设研究

公务员能力建设从根本上受到政府培训机制的影响,构筑善治理念指导下的公务员能力建设系统是转型期我国社会管理状况改善的＂一剂良药＂。构筑善治培训创新系统主要包括培训内容创新、培训理念创新、培训技术创新三大维度的创新从而推动公务员能力建设具有鲜明的现实意涵。     

善治视域下的“村民自治”与“村官自治”

善治是以法治性、责任性与合作性为基础的＂好的治理＂。善治视域下,新农村建设能否取得成功是与良好的村民自治分不开的,而村民自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项内容,其中最薄弱的就是民主监督。缺乏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很容易滑入＂村官自治＂的漩涡。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善治＂,必须要以村务公开与村民自治为基础,使合法的＂村规民约＂得到落实,违法的＂村官自治＂得到遏制。     

善治理念下推进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政策选择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在此理念下，地方政府实施绩效管理，首先就要更新行政管理理念，要树立以公民为中心，打造“善治”政府的新理念；其次要建立以人大为核心的绩效管理组织体系；再次要设定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构筑以社会公众为主导的绩效评估体系。推进建立灵活、高效、廉洁的现代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     

关于联合国机制的理论探讨

联合国是二战后基于美国理念而设计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依据各自力量相互妥协的霸权性制度化产物,其本质是建立起一种机制化的国家关系,在机制有效运行的框架内来规约各个国际行为体的行为,以确保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处于相对正义的状态。本文着重对联合国作为一种国际社会长期交往而形成的一种获得普遍性认同的理念进行探讨,借以论证联合国这种机制所存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根源,及其为遵守制度的成员国所提供的＂制度性福利＂,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有益的前瞻。     

走向善治——简政放权改革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善治作为一种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的新型治理模式,是我国政府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推进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现阐释了善治理论的基本框架,以我国政府推行的简政放权改革为切入点,分析在这一改革进程中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并对其促成我国善治社会的作用予以分析,试图探寻在我国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对我国发展社会善治的现实意义。     

基于公民参与视角的政府善治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公民参与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公民积极参与政府治理是政府行政理念和模式变革的强大动力,极大地影响着政府行政范式的变革,政府善治便应运而生了。     

“社会复合主体”与地方治理：关系、路径与边界

在社会转型和利益分层的背景下,杭州创新出协调多元利益的＂社会复合主体＂。该主体融合了市场、政府的功能,供给社会所需的准公共产品,并发挥了独特作用。针对＂社会复合主体＂存在的稳定性、独立性及定位等问题,需要对社会复合主体承接和替代政府公共职能的合理性及合法性边界进行探索,寻求一种适合我国现阶段政府内生性改革并使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协调发展而平衡的地方治理模式。     

治理与善治：新时期农村治理机制的实践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民间社会的发展和壮大,传统的农村治理理念逐步受到时代发展的挑战,＂统治＂必须要向＂治理＂过渡。可以说,实施有效的治理,即善治问题对于推进农村地区的科学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在治理与善治方面存在的主要挑战,为了不断推进乡村治理机制走向完善,关键要大力培育农村公民社会,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健康发展;切实推进农村共同治理,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积极发展农村团体自治,丰富基层村民自治的实践内涵。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

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在于法治,即用法治的思维管理社会事务,用善治的方法处理社会问题,改变现有的不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治理范式,按照＂人性化管理、亲情化服务、公平化待遇＂的原则和要求树立＂以人为本＂、＂法律至上＂、＂服务大众＂＂、＂和谐共生＂的理念,关注民本、惠及民利、维护民权、保障民安。     

中国民间组织合法性探析

合法性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从合法性的概念入手,将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分为＂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并由此将民间组织分为四种类型。我国多数的民间组织面临＂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割裂的困境,而＂官民二重性＂、双重管理体制、政府的态度、社会环境是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这些障碍的克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公共服务理念的重塑——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首要之举

长期以来,政府凭借着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始终在社会管理中承担着＂统治者＂的角色,对社会的管理受制于＂统治＂或＂管制＂理念。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今天,由于缺乏公共服务理念,政府社会管理的传统模式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实践证明,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由统治性行政向服务性行政转变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重塑公共服务理念与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区别的一面。若要将这种理念在政府的社会管理中重塑,则需要内力和外压两方面的作用。     

善治视野中完善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政策建议

绩效管理作为一种在工商界得到广泛应用的管理模式,被引入公共部门的行政管理中,并成为当代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潮流。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在善治视野中,善治的深刻意蕴在于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也是一个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合作的过程。     

行政应急措施的合法边界

疫情防控期间,各地政府都采取了大量严防死守的"硬核"措施,这也使得紧急情况下政府应急措施的权力边界成为舆论讨论的焦点。行政应急措施的法律依据来自行政应急性原则,行政应急性原则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的例外,以往较少被学界提及,在司法实践中也运用不多。但在此次疫情中,大量行政应急措施的合法性不断面临质疑和挑战,说明对于行政应急性原则的研究和讨论有现实意义。     

试论善治模式与党的角色定位

善治理论在当今中国的实践中有重要意义。实践善治，党需要进行角色转变，努力承担起掌舵者、督导者、协调者、服务者的多重角色。要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巩固合法性基础；明晰职能范围，实现党政分开；明确善治的权力观，完善执政方式；健全法律制度，坚持依法治国。     

“善治”语境下优化地方政府规模路径选择

优化地方政府规模,目的是要地方政府尽可能地以最少的行政成本提供最优的公共服务,实现公共服务目标最大化。我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张之势需要以"善治"理念优化。善治的实际就是还政于民,指向人民的公共利益,国家权力回归社会,国家与公民间的良好合作。以善治为导向,以实现公共服务目标最大化为目标,打造有限责任政府、打造阳光政府、建设满意政府、规范地方政府规模扩张、优化地方政府规模成为必然选择。     

试论非诉讼行政执行

本文论证了法院对行政主体及权利人申请非诉讼行政执行案件审查的必要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合法性审查.而且,在合法性审查时要严格执行合法性审查的标准和审查制度的程序规定,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为拆部分地块同意整体征收 这样的“框架协议”有效吗？

<正>随着政府在行政管理和服务上的不断升级,行政协议大量出现在行政管理实务中。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因此它具有两面性——既有管理性的一面,也有合同性的一面。两面性决定了行政协议的效力与合法性之间存在复杂对应关系。通过最高院的一个案子,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行政协议无效的情形。     

欧美理念性民营化与东亚实利性民营化的比较与借鉴

欧美国家的民营化是在摒弃传统行政理念而强调结果导向以及市场化等理念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下进行的理念性民营化,而东亚国家则是因为政府无力继续经营国有企业而进行的实利性民营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