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植物资源的利用--以河南新乡尚村遗址为例

尚村遗址位于河南省新乡市,是豫北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2018年在尚村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采用针对性采样法在遗址发掘区采集土样11份,并进行了浮选。浮选获得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和大麦三种农作物,以及其他6种杂草类和一些果壳类等非农作物植物遗存。浮选结果显示,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最高,黍次之,未见水稻、大豆,说明以尚村遗址为代表的豫北地区龙山时期的农业结构应该是以粟黍为主的北方旱作农业。此外,尚村遗址发现葡萄和一些碎果壳,说明当时人类还从事植物采集活动,这可能是一种辅助类农业生产活动。通过与中原地区其他遗址浮选结果进行对比,得出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豫北地区以种植粟和黍两种旱地作物为主,豫西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豫中地区为稻旱混作的特点。本次植物遗存的研究为探讨豫北地区农业结构特点提供了新的思考,加强了我们对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生产的区域性认识。     

邹平丁公遗址(2014)龙山文化植物大遗存的初步分析

2014年秋季对丁公遗址的发掘过程中,系统采集了植物考古研究样品。文章报道龙山文化时期灰坑、地层等遗迹单位浮选到的炭化种子果实情况。植物组合包括农作物和非农作物,农作物包括粟、黍、稻、小麦和大豆,其中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为主,稻作农业占有相当比重,小麦比较少。非农作物类植物遗存数量比较多,包括农田杂草和野生植物。炭化植物遗存为了解丁公遗址龙山时期聚落的植物利用、生计模式、农业生产和环境等提供了重要信息。     

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模式初探

仰韶时代晚期的中原地区，不同于庙底沟文化时期一统的局面，面临着各区域文化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竞争加剧、外来强势文化影响等诸多挑战。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模式的发展和变化、其背后的动因值得我们思考。本文分析了中原地区仰韶时代晚期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粟1426粒、黍305粒、稻米5粒、大豆7粒）和河南洛阳班沟遗址（出土粟637粒、黍16粒、稻米1粒）的植物遗存状况，结合中原地区其他仰韶晚期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情况，认为庙底沟时期形成的，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生产模式得到了延续，在农业耕种制度方面相对粗放。大豆开始普遍出现，但数量还较少。稻米在仰韶晚期遗址中的数量明显提升（新街遗址出土802粒，庙底沟遗址出土648粒，土门遗址出土738粒，苏羊遗址2589粒，汪沟遗址出土668粒），甚至在新街遗址为代表的遗址中形成了稻旱混作的新兴农业生产模式，其在不同遗址重要性的高低受到了遗址所在区域的位置、饮食传统、聚落等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原地区在这一时期与周边区域的交流大大增多，农作物的传播和人群的迁移频率也空前提高。     

中原仰韶文化中晚期农业组织模式初探——以郑州地区为例

居于中原腹地的郑州地区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区域之一,仰韶文化中晚期是该区聚落与社会组织结构稳定发展并开启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时期,揭示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对深入了解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物质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郑州地区10处遗址的区域性考古调查和炭化植物遗存分析,发现粟黍旱作农业是该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生业经济的主体,野生植物资源已属零星采集的范畴。成熟的定居农业社会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且不同地貌单元遗址间具有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平原地区,大型遗址的农业可能属于“自产自消（消费）”的运行模式,但不排除与区域内其他农业聚落进行农作物贸易交流的可能性;在台塬地区,农业生产很可能集中于中小遗址,大型遗址不会或仅有限地进行农耕,其消费的作物可能大多属于“外部供给”得来。这些有组织的农业生产以及作物流通与再分配活动,既表明大型聚落具备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又反映区域内聚落的功能分化和交流网络的形成,为人群和聚落间等级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促使仰韶中晚期郑州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原早期国家的最终勃兴。     

西北地区早期铁器时代作坊遗址人群的食物结构研究——以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为例

手工业作坊遗址研究是近年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对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出土植物遗存进行系统鉴定和AMS14C系统测年分析,发现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年代为390-90 cal BC,属骟马文化晚期阶段,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中期。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早期铁器时代人群摄取的食物是以大麦为主,小麦、粟和黍为辅。炭化农作物遗存全部出土于房址内遗迹,占所有植物遗存的94%左右,未发现作物穗轴,暗示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出土的农作物并非本地种植。与同时期的河西走廊地区、新疆东部、青海东北部、中原地区、甘肃东部地区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对比后发现,矿区农作物主要来自河西走廊西部祁连山北麓的骟马文化区。本研究从侧面显示出,古人类在早期铁器时代骟马文化晚期的跨区域交通运输体系和食物资源的调配为玉矿开采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也为探讨河西走廊早期铁器时代的经济模式提供了重要证据。     

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2014-2015)龙山时期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平粮台遗址(2014-2015)龙山时期的炭化植物遗存研究表明,农业为聚落先民的主要生计方式,同时也可能广泛利用聚落周围的野生植物资源。其中农作物以粟为主,黍为辅,同时种有大豆、水稻和小麦,反映多种农作物并存的作物结构。植物遗存的出土背景分析显示,发掘区的东南部出土植物种子密度较高,且多出土农作物种子,推测是平粮台遗址先民活动比较频繁或可能是农作物消费区域。     

新疆地区的早期大麦生产：来自天山北麓石人子沟遗址的植物遗存证据

目前发现的中国早期大麦遗存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而新疆更是古代大麦传播的关键地带,相关研究亟待深入。石人子沟遗址是一处大型聚落遗址,位于新疆哈密东天山北麓,处在进出新疆的咽喉要道。本文对遗址IV区大型居址F7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进行了分析,发现了距今约3100年的大麦遗存。结合房屋内遗迹分布、民族学资料等多种证据分析表明,遗址出土大麦的种植方式较为粗放;居址内存在专门加工和储藏大麦的设施,相关的加工处理活动都围绕着室内火塘进行。     

青铜时代中原地区农业特点再思考——以新郑望京楼和荥阳车庄遗址为例

新郑望京楼遗址和荥阳车庄遗址皆位于中原地区,是青铜时代中原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望京楼遗址和车庄遗址共采集到各个时期样品466份,共出土炭化植物遗存63781粒。两处遗址皆呈现出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的特点,但不同时期遗址的农业生产随时代变化的特点比较明显。本文结合中原地区多处遗址的浮选结果,一方面详细阐述了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农业发展的两个转变,即“夏商之变”表现为小麦地位的上升,“商周之变”表现为水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分析了聚落等级对水稻食用的影响和政治因素对旱地食物的影响。     

海岱地区后李文化的植物利用和栽培:来自济南张马屯遗址的证据

张马屯遗址作为后李文化的最早遗存之一,提供了全新世早期山东高地先民生业经济的直接证据。张马屯遗址植物考古分析表明9000年前先民利用的植物种类十分丰富,在大量采集野生植物果腹的同时,先民已经开始栽培和驯化粟类作物,但驯化进程十分缓慢。结合动物遗存和其他考古学证据发现,全新世早期山东高地的先民仍以广谱式的采集—狩猎—渔猎经济为最重要的生计方式,动植物的栽培和早期驯化已经出现,但对先民食谱整体上的贡献仍有限。     

山东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B区第Ⅰ地点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初步分析

山东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B区第Ⅰ地点是一处与冶铸有关的遗存。2013年发掘采集到的植物样品,年代跨春秋晚期、战国和西汉三个时期,出土了粟、黍、小麦、大豆、水稻五种农作物和种类较丰富的杂草种子等炭化遗存共计5855粒,为本地区东周至西汉农作物结构、食物种类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对这批植物大遗存考古背景的分析显示,与冶铸关系密切的灰坑,其农作物所占比例远低于其他灰坑。就窑址而言,推测为熔铁炉的两组排窑出土农作物数量较少且种类较单一,杂草较多,或主要来源于与冶铸有关的行为;来自两座独立砖瓦窑火膛部位较多的植物数据则提供了作坊生产活动过程的一个侧面。此外,一份采集自春秋晚期堆积的样品包含大量谷物,随牛骨伴出,构成了对其祭祀、宴飨遗存推测的重要证据。本研究显示出植物遗存在判断遗迹堆积性质方面的潜力。     

黄河中下游几处遗址大豆属(Glycine)遗存的初步研究

关于大豆的起源,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考古数据的积累对厘清大豆起源及其传播过程有重要意义。本文报道近年来黄河中下游几处遗址的大豆属遗存新数据,分析南洼等遗址大豆属种子的形态演变和驯化程度。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至汉代,大豆属种子尺寸呈现逐步增大的发展趋势。从大豆属种子的历时发展来看,东盘、南洼和陈庄遗址的野大豆均处于最小值范围,从龙山至西周时期仍有一定量的大豆种子显示偏"野"的特征。南洼遗址二里头和殷墟时期大豆的尺寸落在野生与驯化的中间区域,陈庄遗址西周时期大豆的尺寸则已处于较大值内。综合其他夏商时期的大豆数据来看,这一时期大豆的栽培和驯化一直持续着,并且大豆种子的生物性状演变较为稳定,并未像龙山时代的大豆属种子一样可以聚合为两大类。至汉代,南洼遗址大豆的数据已经非常明显占据了最大值,农耕工具的发展可能深化了大豆种子大粒型的发展。     

河南郑州汪沟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

汪沟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城区北2公里汪沟村南濒临索河支流故道的岗地上,是豫中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一处高等级的中心性聚落遗址。在2014-2016年三个季度的发掘中我们系统采集了浮选土样,浮选结果显示:汪沟遗址的农作物有粟、黍、稻和大豆,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都很高,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是汪沟遗址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稻作农业所占比重很小,大豆种植也较少。国电荥阳电厂热源入郑管网工程发掘区植物遗存出土密度较高,可能是遗址的居住区,遗址靠近壕沟的区域植物遗存相对较少。     

元上都西关厢遗址植物遗存综合研究

在元上都西关厢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进行了植物遗存的浮选工作,获得了包括粟、黍、荞麦、小麦、大麦、大麻、豌豆的农作物籽粒,以及禾本科、藜科、豆科、蓼科等非农作物植物种子以及一定数量的炭化木屑。通过植物遗存的分类与鉴定,并与遗址出土的相关考古资料综合起来分析,为深入研究元上都先民的生业经济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长江中游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长江中游是目前全国发现史前稻作遗存最多的地区。１９９２年有关统计，在全国各地发现和公布的９９处史前稻作遗存中，长江中游就占了４１处。在这些遗存中，湖北城背溪、关庙山、屈家岭和湖南彭头山、皂市等遗址的发现特别重要，已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以关庙山遗址为代表的史前社会经济属于典型的以稻作农业为主的经济类型。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发展水平及特点并不一样。要对关庙山史前稻作文化作出客现而科学的评价，大致了解整个长江中游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概况，乃是不可缺少的。本文欲综合有关考古资料及研究成果，对此作一比较系统的概述。     

大数据环境下农业信息管理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在大数据环境下,我国农业经济的信息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我国农业经济领域中信息化的建设和功能还不健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空间。要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就需要与时俱进,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因而应对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深入探讨,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现代信息化的全面发展。     

从陕西旬邑枣林河滩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看古豳地先周时期生业经济

文章运用动物考古学方法研究陕西旬邑枣林河滩遗址出土的先周时期动物遗存。对动物种属、数量和比例的分析以及对主要家养动物猪、黄牛、羊的重点研究表明,枣林河滩遗址肉食资源的获取方式以饲养家畜为主,其中黄牛的肉量供给占比最高,其次为猪、羊。除作为肉食资源外,羊的饲养可能还与奶资源的开发有关。家养动物主要是遗址内部饲养和消费,这与遗址乡村型聚落的性质相吻合。枣林河滩遗址的生业经济类型应为农业与畜牧业并行,捕鱼狩猎处于次要地位,这符合遗址所处的自然环境。     

论洞庭地区原始农业的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文章从农业遗存、农业生产工具、以农业为基础的动物饲养、陶器制作和永久性定居村落五方面对洞庭湖区不同史前考古学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概况进行了探讨 ,寻求出湖区史前农业非持续性的发展轨迹 ,指明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不同时期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农业大数据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探讨

现代农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发展往往离不开农业大数据的支持,需要对二者关系进行准确分析和把握,并探索推动农业发展的新路径。简单介绍了农业经济管理和农业大数据,分析了后者应用于前者中所发挥的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促进农业转型升级、优化涉农企业经营活动、为地区农业发展决策提供依据和支持、防范农业风险等作用,并围绕基层信息建设、农业大数据人才培养、农业经济统计、基层农村合作经济财务管理系统建设、农业经济调查数据缺失值处理、农业生产和管理的智慧化发展等方面,探讨了农业经济管理中合理运用农业大数据的针对性策略,希望能发挥一定的参考作用。     

江淮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浅析

本文主要依据考古材料,以青墩遗址、龙虬庄遗址和青莲岗遗址为重点研究对象,分三个阶段,从生产工具、陶器、自然遗物三个角度来探讨江淮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即早期渔猎、采集经济为主,农业经济为辅→中期渔猎经济与稻作经济互补→晚期以稻作经济为主,渔猎、采集经济为辅的发展历程。     

从彝文古籍探索西南农业文明的起源

拥有悠久的历史与古老的彝文典籍的彝族先民，记载下了西南农业经济的起源情况。从彝文古籍中，我们可以探索到母权制时期原始农业的产生，普通劳动者在荞、茶等栽培中的创造性作用，以及在赋税征收与粮仓建设活动中如何产生了国家政权。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丰富了我国早期农业文明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