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人满为患？

有人说，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甚至已超过资源和人口承载能力，所以必须限制外来人口。这个上上下下很有市场、貌似有力的论据其实根本站不住脚，而且恰恰反映了造成当今中国畸形城市化的傲慢与偏见之根源。     

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

金融是促进创新的重要因素。采用2011—2019年2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不仅能有效助推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还对邻近区域创新产生了空间正外溢性;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集聚对实质性创新、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存在显著的空间正溢出效应,西部地区则表现为“虹吸效应”;机制分析表明,金融集聚能通过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两条渠道促进区域创新。基于此,当前应优化金融空间布局,充分发挥金融集聚的空间正溢出效应,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创新发展策略,同时应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区域协同合作。     

大城市住宅区地下空间规划

在目前的大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多数部是城市中心区的公共地下空间开发，对于住宅区的地下空间开发很少提及。思想还是停留在对地下空间低层次的开发利用思想之上。中国的土地并不是如想象中的那么多，可用耕地面积随着城市的大规模扩张和严重水土流失在急剧减少，而人口却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大城市，人口密度很大。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空间影响效应研究

科学技术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二者的相互作用能够有效促进科技创新的发展。本文从理论上总结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方式和机制,综述了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利用我国省级行政区域2010-2019年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建模,探索金融支持与科技创新的空间关系。     

集聚结构、知识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基于空间计量的分析

知识溢出的空间有界性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将知识溢出的空间效应纳入到空间计量模型中,分析了1993～1995年与2005～2007年生产行为聚集所产生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环境下的知识溢出,以及集聚所产生的竞争与垄断环境下的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产业内知识溢出对二个阶段的创新绩效均存在一致、正面的影响;多样化的集聚结构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在2005～2007年较之初期有显著的提高,且弹性系数也由负数变为正数;竞争性市场结构比垄断性市场结构对创新有着更显著的影响。     

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估算与调控路径选择

目前,人口大规模跨地区流动是我国大城市人口膨胀的主要推动因素。利用城市市辖区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估计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规模,结果表明市辖区人口规模在2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62个;以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为例分析非市场手段调控人口规模的效果及其成本,结果表明以地方政府行政手段为主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短期内效果明显,但一旦放松调控,城市人口在短期内即迅速回复到其应有的状态;对日本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和增长演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人口在不同地区和城市流动的关键因素;对广东省各地级市人口演变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表明人口由珠三角核心城市流向外围城市主要是伴随着产业转移的人口回流。在市场经济框架下,不能主要以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而应主要采用市场手段来调控城市人口结构,如产业升级与转移。     

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双轮驱动还是双向抑制？

金融集聚和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可以从地理角度和经济角度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考察。研究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及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呈现出较强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金融集聚通过资源配置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和风险管理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区域房价通过成本效应和劳动力供给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两者互动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抑制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及教育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我国沿海大城市的发育机制与成长因素

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大城市发展的关系大城市的空间扩展成长机制与全球化密切相关,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资本、生产、服务、思想和文化等在世界性大城市的相互联结,特点是这些要素大量和高速地流动[1],促进了城市规模     

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区域经济拥有强大的金融资本市场不仅可以助力实体经济高效、快速发展,同时也是经济系统遭遇冲击时的缓冲垫,帮助企业抵御外部冲击,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并最终走向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构建了金融集聚促进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框架,并基于2003—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集聚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本地经济韧性的提升,同时也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东、中部地区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但西部地区由于金融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其空间溢出效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金融资源跨区域的聚散,影响了金融网络中相关节点的信息传输与资金流通,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基于200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全样本和分样本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与周边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适度的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过度抑制周边经济增长,扩大区域间经济差距,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国家政策影响金融集聚对周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体现在倒"U"型曲线陡峭度的变化.因此,建议加快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建设,促进金融集聚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产生,推动湾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金融集聚与区域民营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四川省各市州空间计量实证分析

目的/意义经济新常态下,金融集聚是否有效促进了区域民营经济发展。通过分析金融集聚与区域民营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探究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以推动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方法/过程选取2005年至2016年四川省21个市州数据,结合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结果/结论四川省金融集聚和民营经济发展均具有俱乐部效应,但不存在俱乐部收敛;金融集聚状态较高的邻接地区对本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而低水平类型的邻居拖累效应相对突出;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表明金融深化存在地区竞争效应,金融集聚能有效促进本地区民营经济发展,但其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     

规模效应、创新外部性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基于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数据分析

在要素区际流动性不断增强背景下,自然要素禀赋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趋于减弱,规模效应和创新外部性日益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区间增长传递的重要因素。将规模效应和创新外部性纳入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区域市场规模和创新外部性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产业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应建立和完善城市群主导的空间治理体系,强化区际创新溢出效应,提高区域空间关联网络化程度,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与产业集聚——基于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14年（不含201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以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处理组,未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对照组,将双重差分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结合起来,评估国家高新区及其科技创新对区域产业集聚的空间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具有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科技创新对产业集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比较显著,这种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明显。     

人才集聚、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首要动力,人才是驱动创新的首要资源,人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才集聚、区域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显著的“N”型非线性关系,目前我国大部分省份都处在“N”型关系的第一阶段,即人才集聚的正外部性占主导地位;人才集聚能够通过提高区域创新产出和投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创新投入的间接效应大于创新产出;人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倒N”型空间溢出效应,本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受到邻地人才集聚情况的影响。     

天府新区金融模式创新与西部金融中心建设

以建设西部金融中心为切入点,论述了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困境与出路,认为天府新区金融模式创新是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并在此背景下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机制、多样性和差异性发展”的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金融发展模式.     

产业集聚外部性、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和十大城市群的多地域尺度分析

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在不同地理空间的集聚产生众多城市,城市之间的分工和经济联系形成城市网络。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可能带来集聚经济或集聚不经济,且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影响城市生产效率的机制不同,因而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并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城市可以“借用”网络内其他城市经济集聚的外部性,但其生产资源也可能被“集聚”到其他城市,因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具有“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两种反向机制;城市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的发挥,而产业功能互补性的增强会强化“借用规模效应”和弱化“集聚阴影效应”。以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在全国层面,MAR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而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显著负相关（“集聚阴影效应”强于“借用规模效应”）,交通条件的改善会强化而城市功能互补性的提高会弱化这种负面效应。在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层面,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但对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和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且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功能互补性的提高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十大城市群层面,产业集聚外部性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提高城市功能互补性;城市群发展要注重改善内部交通条件和产业分工,并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非城市群城市应找准自身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定位,与其他城市形成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并改善交通通达条件。     

金融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城乡二元视角,选取我国2010—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区位熵测算三大金融行业即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集聚水平,进而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金融集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金融集聚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金融集聚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同金融行业的集聚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银行业的集聚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险业的集聚则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不同区域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其中东北地区的溢出效应最为显著。最后,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文章提出推进金融制度改革、充分利用空间溢出效应打造经济增长极、制定差异化金融政策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