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基于空间计量和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2005—2017年长三角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通过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显著提升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和高度化指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明显,两业协同集聚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不显著。从空间效应分解来看,制造业集聚以及协同集聚能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本地及周边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均有正向推动作用。功能型服务业集聚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于"两化"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     

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协同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推动产业-科技-金融的良性循环是助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探究了金融集聚、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呈现正向效应，但也存在结构性、区域性、维度性差异。尤其是银行集聚与产业结构质量化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2）科技创新在金融集聚、股市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向中介效应，而在银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中介效应呈现“倒U型”异质性特质。（3）金融集聚、银行集聚、股市集聚与科技创新交互项的效应系数均呈现正向效应；但相较之下，股市集聚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尚不明显，尤其是在产业结构质量化上更加薄弱。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金融资源跨区域的聚散,影响了金融网络中相关节点的信息传输与资金流通,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基于200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全样本和分样本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与周边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适度的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过度抑制周边经济增长,扩大区域间经济差距,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国家政策影响金融集聚对周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体现在倒"U"型曲线陡峭度的变化.因此,建议加快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建设,促进金融集聚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产生,推动湾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6—2015年省级数据检验了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十余年来中国金融集聚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加速攀升,区域不平衡和梯度分布特征明显;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显著存在。其中,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制不断优化;中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机制有待进一步调整和提升;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应重点关注中部金融集聚的水平与质量,优化资金投资方向及效率,优先支持创新驱动与生态环保类项目,以提升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2011—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以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强度、人力资本、金融发展为控制变量构建模型,实证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各市的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均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各市的科技创新对本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各市的科技创新对邻近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提升科技创新空间外溢效应的对策建议。     

基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科技金融活动研究

采用Moran's I指数和Lisa指数来考察中国科技金融产业活动的空间互动以及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域科技金融产业存在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扩张性政策刺激能够显著促进长三角地区的科技金融产业集聚效应;扩张性政策刺激对广东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各地政府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时,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优化科技金融体系,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促进省域科技金融产业的集聚与发展.     

城镇化、要素禀赋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345个城市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中国城市层面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城镇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和强度。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土地城镇化不利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人口城镇化的城市储蓄总额路径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强度最大,城市科技人员数量路径次之,环境约束路径不显著;土地城镇化的城市储蓄总额路径强度最大,且强度方向为负,城市科技人员数量路径次之,环境约束最小。EDA分析结果表明,中小城市城镇化同产业结构升级负相关;东部地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最大,其次是中部,西部最弱;土地城镇化对不同区域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均较弱。     

金融业集聚是否促进了京津冀科技创新?——基于京津区级及河北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2011—2019年北京、天津各16个区和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GMM模型,探究金融业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地区间的异质性。实证结果显示：总体上京津冀金融业集聚对科技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天津和北京的金融业集聚对科技创新的正向作用较河北更为显著;尽管北京的金融业集聚程度远高于天津,但其对科技创新的促进效应却明显弱于天津。从京津冀整体来看,人力资本储备、固定资产投资、财政科技支出、研发经费投入、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科技创新均存在积极作用,对外开放水平和房价水平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则不明显。     

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区域经济拥有强大的金融资本市场不仅可以助力实体经济高效、快速发展,同时也是经济系统遭遇冲击时的缓冲垫,帮助企业抵御外部冲击,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并最终走向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构建了金融集聚促进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框架,并基于2003—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集聚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本地经济韧性的提升,同时也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东、中部地区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但西部地区由于金融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其空间溢出效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开放经济下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技术创新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而金融集聚对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运用2003—2012年中国25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和30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分别实证检验了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不仅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金融集聚还会通过产业集聚效应、服务创新效应、信息扩散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其他如研发人员、纳税贡献度、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发展效率、城市道路面积和贸易等控制变量都对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控制变量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性,且滞后一期时效果更好。     

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基于二手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从网页下载的二手房信息数据探究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一是我国东部城市房价的空间集聚效应非常明显,房价呈现出较强的空间上的相关性,中西部城市房价则较弱;二是地区GDP、财政支出等经济因素对房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三是考虑住房自身的因素,房间面积越大,房价越高;另外,房间布局也会影响住房价格,卧室和客厅个数越多则房价越低。     

区域金融化、地方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四大经济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我国四大经济区域2006—2015年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了区域金融化水平提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存在不同程度地方政府干预金融业行为时,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1）区域金融化水平提升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且欠发达相较于发达地区边际贡献效应更大。（2）地方政府干预属地金融业运行导致金融功能抑制与市场化配置机制扭曲,削弱了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且财政收支压力越大的地区负面影响越严重。因此,要建立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良性循环机制,其核心在于加快区域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将财政体制改革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实现与区域金融化演进的协调有序推进。     

考虑集聚效应的区域技术效率估计及其空间效应分析——基于SFA-空间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析

本文在考虑空间集聚效应情况下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中国区域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从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创新能力和空间效应方面实证分析了各变量对区域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考虑空间集聚效应后,东部地区技术效率有所提高,中、西部地区技术效率略有降低;中国区域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空间相关性存在一定的地域特征;空间溢出效应、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对区域的技术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助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基于创新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为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核心驱动力。区别于以往研究多从宏观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直接影响,在对产业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框架进一步拓展完善的基础上,从创新要素配置这一微观视角,对数字经济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直接、间接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数字经济通过人力和资本创新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正向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绿色化,反向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且更多依赖资本创新要素的配置来影响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并存在区域异质性。     

金融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城乡二元视角,选取我国2010—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区位熵测算三大金融行业即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集聚水平,进而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金融集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金融集聚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金融集聚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同金融行业的集聚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银行业的集聚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险业的集聚则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不同区域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其中东北地区的溢出效应最为显著。最后,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文章提出推进金融制度改革、充分利用空间溢出效应打造经济增长极、制定差异化金融政策等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采用2005—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1）整体而言,协同集聚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高,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影响。（2）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在中、西部为促进作用,在东部呈抑制效应;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非线性影响存在于东、中部地区,在西部为负效应,说明要素拥塞和“路径锁定”效应存在。（3）交通运输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促进合理化水平提升,科学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级化有促进作用。（4）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在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影响中具有相反作用,前者为正,后者为负,工资水平和政府支出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而高级化则受市场化程度、消费水平、净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基于2001—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可以分析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水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1）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即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2）政府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城市化水平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3）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虽然都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二者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彼此的制约。     

财政自主权与产业协同发展 ——基于京津冀城市群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两个角度理解产业协同发展,并据此分析财政自主权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财政自主权能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灵活性、转移支付和政府竞争三个方面影响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从地区经济特征角度出发,财政自主权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抑制产业集聚。以2006—2017年京津冀城市群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内生性后的估计结果表明：财政自主权的提升能够促进本地产业结构升级,但会抑制本地产业集聚,并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这一溢出效应抑制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产业集聚。由此,可以为提升本地财政自主权,推动区域合作与交流,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金融产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中国2013—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引入社会融资规模、R&D经费投入两个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考察金融产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产业集聚不仅对制造业转型升级起到直接促进效应,而且分别通过以下两种路径方式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一定的正向促进效应,即“金融产业集聚→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金融产业集聚→社会融资规模增量→R&D投入→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进一步汇聚金融产业资源、扩大资本规模、支持科技创新,将有效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绿色金融、数字化与制造业升级

基于2013—2020年全国30个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与数字化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以及数字化对绿色金融与制造业升级关系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与数字化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数字化对制造业升级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数字基础、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来实现。数字化对绿色金融与制造业升级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基础、数字投入与数字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绿色金融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