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择2006~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DEA-BCC模型、熵值法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会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单一的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现阶段,"金融发展-环境规制"相结合的模式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应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发展成效;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合理进行污染治理投资;制定适宜环境规制政策,结合考虑金融发展。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长短期异质性影响效应

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究竟是具有深远的长期影响,还是仅仅是短期效应？对此,本文基于中国工业33个细分行业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长短期异质性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具有长期和短期正向影响,且不同行业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性。从短期来讲,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存在时滞效应,即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冲击存在一定的传导过程;从长期来讲,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既受环境外部因素的影响,且因行业异质性也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特征,但总体上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效应。本文的研究从长短期视角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成立。本文据此提出应分阶段、有步骤地合理制定环境规制水平,根据行业异质性特点和长短期影响特征,有针对性和策略性地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的建议。     

中国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区域比较

本文以波特假说为切入点,从区域比较的视角,采用长期均衡关系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对污染治理成本高的省区进行重点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能产生一定的创新补偿效应,但不足以弥补企业由此产生的规制遵循成本,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且环境规制强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差异,华东地区最低,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相对较高.河北、 山西、 贵州和宁夏四个污染治理成本偏高的重点省区中,只有河北和山西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8—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SBM-ML模型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状态,并且东部海江河湖联动区增速最高;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具有负向作用,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增长;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存在门槛效应,当采取过高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分权通过降低经济增长水平,进一步加深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31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与境内技术引进3条技术进步路径入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在综合效应和直接效应方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间接传导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自主创新以及境外技术引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无法通过境内技术引进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进一步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如何实现境内技术引进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在境内技术引进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随着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投入的增加,境内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趋于显著,境内技术引进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的中介作用逐渐显现。     

财政压力、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社会转型期典型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对地方创新活动和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运用2004~2017年中国25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基准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财政压力通过抑制技术创新进而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验证了财政压力→技术创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进一步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财政压力的双门槛效应，在财政压力的不同门槛值区间，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梯性降低趋势。未来需综合完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制度，合理控制财政压力的区间范围，助力技术创新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工业行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分析——一个分类评价的视角

基于中国2001-2014年37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将我国工业行业按环境污染排放程度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它们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同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估计环境规制和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非线性关系并计算出拐点值。研究结果表明:2001—2014年我国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低;除重度污染行业呈现倒"U"型特征外,工业行业总体、中度污染行业和轻度污染行业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均呈现"U"型特征;目前我国工业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我国重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合适,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不够。因此,应从行业分类的角度出发,借助环境规制来促进工业行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中国283个城市为例

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及GML指数测度中国283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两个维度,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随城市规模等级差异、城市行政级别差异、行业结构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在Ⅰ型大城市、超大及特大城市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均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在超大及特大城市表现为多样化集聚效应更强,而在Ⅰ型大城市表现为专业化集聚效应较强,且环境规制对多样化集聚效应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小城市适合于专业化集聚模式,而在Ⅱ型大城市适合多样化集聚模式。同时,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效应具有明显领先优势。最后,为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政策建议。     

企业创新行为、制度环境与 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使用1999—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由于数据处理原因，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制度环境的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在基准回归下，企业创新行为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全样本层面，制度环境存在349和568这两个门槛值，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突破门槛值后会发生明显改变；（3）在高制度环境水平地区，产品创新的影响作用在跨过第一个门槛值后由负转正，工艺创新的影响作用则是不断下降；在低制度环境水平地区，产品创新不存在门槛值，工艺创新的影响作用在突破门槛值后会不断提升。     

双重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

检验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水平,对于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工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08—2017年中国省际工业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约束条件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文章首先基于系统GMM模型分析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引导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其次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在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区间;最后对实证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正式环境规制既可以直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间接影响工业绿色增长。基于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在中等强度正式环境规制区间内,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明显。2）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明显,但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只有在较高水平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区间内,技术创新才能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3）从地区看,中国位于最优规制区间的省份很少。     

闽浙民间资本介入金融业的发展路径

闽浙民间资本数量庞大并作为一种潜在的金融力量,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困扰闽浙民间资本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民间资本在流动过程中缺乏正确的引导和规范的管理,在市场准入中缺乏公平的待遇和相等的机会等。应当支持和吸纳闽浙民间资本“曲线”介入传统金融领域,鼓励进入消费金融领域、新兴金融领域及微型金融领域,并...     

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GMM估计结果

当前,金融发展理论仍在不断深入、细化地向前发展.使用1998--2005年的截面数据考察股票市场和银行系统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利用广义矩(GMM)技术对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在欠发达地区,由于股票市场规模的狭小,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银行体系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没能有效地发挥其推动作用.金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以及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混乱,制约了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企业创新来源:信贷市场还是股票市场

以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Heckman选择模型,考察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结论显示,信贷市场发展具有提高企业创新参与概率、减小企业创新规模的作用;股票市场发展对企业创新参与和创新规模均存在正向作用;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发展对国有企业创新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对国有企业创新规模的作用要小于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对高技术产业创新参与和创新规模的促进作用均大于一般产业,对高融资依赖型行业创新参与和创新规模的促进作用均大于一般产业和低融资依赖型行业。     

对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思考

金融创新不仅是我国商业银行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应对外资银行的冲击、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制度、金融业务、金融技术方面进行了一些创新，但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加入WTO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力度，提高竞争程度，放松金融管制，加大金融业务创新和技术创新力度，完善金融法律法规。     

河南省金融产业竞争力的行业评价与对策分析

针对目前金融产业竞争力研究现状的不足,文章以河南省为研究样本,选取其余30个省份作为对照样本,重点进行了河南省金融产业竞争力的行业评价,包括对该省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全面分析和比较,探索了河南省不同金融行业未来的金融发展战略选择,提出了河南省提高金融产业竞争力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