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财政分权指标构建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影响测度

县级财政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夯实国家治理基础的重要保障。县级财政分权的经济影响与分权指标和体制设定密切相关。文章对财政分权指标进行了深度评述并构建了七项分权指标,在此基础上实证估计了财政分权和"省直管县"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支持了制度内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因此,规范县级政府财政收入行为和赋予县级政府制度内财力自主权,将"省直管县"纳入新一轮财税改革总体规划已是当务之急。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法治化:供求、结构与路径

本文通过对法律供求分析发现,我国省以下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程度较低,省与县(市)之间进一步的财政分权呈现出无序化、随机化和封闭化的特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以财政收益权、财政支出权和预算配置权为核心的财政权分配与重构,其法治化路径应以省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地方性法规为宜,完善分税制改革,实现财政收益权法治化;进一步明晰事权划分,实现财政支出权法治化;改革预算管理体制,实现预算配置权法治化。     

“省直管县”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省直管县”改革提高了县级政府税收分成比例和省对下转移支付规模,迫使其面临更激烈的横向竞争,加剧其对其他弱势部门的财政资金获取。县级政府还会选择偏向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发展战略,延缓县域内城市化进程。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省直管县”改革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改革效应存在异质性特征。“省直管县”改革,在东中部地区,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在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西部地区,会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主要产粮地区和省域边界县,改革效应则不明显。第三,地区间横向竞争加剧和选择偏向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发展战略是“省直管县”改革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两条渠道。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下市级财政的困境与出路——以保定市为例

“省直管县”体制是指:省、市、县行政管理关系由“省-市-县”三级管理转变为“省-市、省-县”二级管理,对县的管理由现在的“省管市-市领导县”模式变为由省替代市,实行“省直管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为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深化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路径选择

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全面启动以来,出现了部分县(市)加速边缘化、地级市对县的财政调节能力依旧、"撤县设区"风潮普遍和市级对县级服务意识严重弱化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出现,是由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单线推进、省级职能部门管理幅度有限、改革迟滞太久所导致。当前,应从限制市级对县级财政调控权力、扩大省财政管理幅度、全面深化"省直管县"改革和简政放权等方面入手,对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加以深化。     

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与地方政府财政违规——基于财政治理和审计治理的实证研究

财政治理和审计治理皆为政府治理体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契机,研究了财政治理和审计治理两种政府治理方式对地方政府财政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提高了县级政府财政违规金额,但该影响会在5年内逐渐衰减直至消失。机制分析表明,改革在短期内引起的审计监管放松是县级政府财政违规金额上升的主要原因,而审计监管环境趋严和审计技术效率的提高能够有效约束其财政违规行为;缺乏证据支持财政激励是改革影响县级政府财政违规行为的渠道。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也会提高地级市政府财政违规金额,但其影响机制主要是不参与县级税收分成和丧失财政截留机会而产生的财政激励。因此,建议平衡政府间财政分权关系,提高审计质量和审计独立性,重视财政体制改革和政府审计体制改革的政策协调。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改革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本文分析了省直管县典型模式以及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如何对接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探讨

随着国家在新形势下社会经济的发展,"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势在必行,通过分析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利弊,提出一些对策意见.     

“省直管县”改革的绩效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市管县”体制暴露出加剧市县矛盾、增加行政成本、影响行政效能、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等问题。与“市管县”体制相比,“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在减少行政层级、降低行政成本、发展县域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我国逐步推广,已成为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以广东省为例,在全面分析“省直管县”改革绩效的基础上,剖析改革存在的各种阻力,积极探索改革实现路径,从而构建符合国情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     

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直管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省直管县"改革一改以往"省-市-县"的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县级政府的财政分权水平。为缓解内生性,将"省直管县"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①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高于负面阻碍作用,但不同形式的分权影响有异质性,具体来说财权的下放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的下放则不利于。②当地方政府自主权提高时,其"重生产、轻服务"的支出偏好,使得当地基础设施供给增加,而能够增强地方软实力、加快创新要素集聚的公共服务供给相应减少,造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导致在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增长中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发挥不够。③随着改革的推进,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并不再显著。据此,从合理划分省以下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充实基层政府财力;提高公共服务类指标在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加强各县(市)政府间的合作,实现各自为政的地方经济向统一市场整合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与地区市场分割实证研究

财政分权对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实证上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首先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数据测度了378对省际间的市场分割度,随后,利用1986~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经济分权、对外开放、FDI、相对财富、政府相对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和地理距离对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重点研究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加剧了市场分割度,尤其是收入分权,而经济分权则降低了市场分割度,有益于市场一体化进程。此外,FDI、对外开放、政府相对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是加剧市场分割的因素,而相对财富的提高则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 The Facilitator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fiscal authority to lower level jurisdictions contributes to the efficient 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 but conflicts with national objectiv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ystem of fiscal relations, including both the grant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s for policy coordination, are necessary for achieving the full benefit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while preserving national efficiency and equity objectives. The case for decentralization is recounted, along with the ways it can impinge upon efficiency and equity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se adverse effects can be mitigated by appropriate fiscal transfers, both equalizing and conditional, and suitable measures of policy harmonization.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对H.Davoodi,D.Xie,and H.Zou的两篇文章中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改进;把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看作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并利用1986-2004年间的数据对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两组回归分析。发现在1986-1990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的比重过高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在1991-2004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与我国的最大化经济增长相符。最后,对得出的统计结论进行了充分的解释。     

财政分权与经济周期波动研究:基于AS-AD的视角

文章基于AS-AD的分析框架,利用Blanchrd-Quah的SVAR分解方式,研究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由于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资本效率部门间的差异,财政分权在带来需求冲击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负向的供给冲击效应,二者共同的作用使得:(1)经济运行中表现出"价格与产出正向关联";(2)经济波动表现出"收-放"循环的特征,即分权导致产出增加、物价上涨,限制经济过热则导致产出与物价的下降;(3)分权促进经济增长并非源于分权增加社会供给能力,而是源于分权增加了社会需求水平.根据1952-2007年的数据,文章检验了上述推论,并指出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的重要因素.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了公共教育供给——基于理论模型与地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提升了中央财权的同时,却使地方政府事权负担加重。这种支出的财政分权可能使地方政府减少公共服务的供给,比如公共教育供给。文章首先分析了产生该现象的主要原因,然后构建理论模型,基于1996-2007年全国地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明财政分权确实减少了公共教育供给。文章进一步做了不同教育阶段和不同地区的对比。依据分析结果,文章对改进公共教育供给提出了财政体制方面的政策建议。     

政府支出结构与税收分配比例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机制推演

文章建立了一个结合两级政府、三种支出类型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发现除了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外,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以及财政分权(由政府间税收收入分配比例反映)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正负作用取决于支出的初始值和支出的相对生产率诸因素.最优的收入分配比例(指政府的净收入)应该与该级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相对生产率相对称,转移支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于调整初始税收收入分配的不均带来的对这个标准的扭曲.每级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比例越小越好,以维持政府能正常运转即可,而每级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比例应该与该种支出的相对生产率相对称.     

最优财政分权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过度集权或者过度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财政分权度,并与最优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本文对我国1985年至2000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非线性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66.67%.同时指出,我国的财政分权并不是面临一个是否应进一步分权或集权的问题,而是应该朝着制度完备的分权方向发展,使得财政分权通过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公正化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地方财政健康与财政分权——基于湖北省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比较准确评估地方财政收支状况是改革完善地方财政制度的基础。借鉴Ladd和Yinger的财政健康分析方法对湖北省县(市)财政健康进行评估,发现样本期间县(市)财政健康水平呈先降后升形态,且县(市)财政健康水平总体仍较低。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显示,财政分权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都显著地提升了县(市)财政健康水平。为增进地方财政健康度,应科学界定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完善省以下分税制,构建合意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地方债制度,同时深化地方财政及行政层级改革,建立扁平化的地方财政及行政管理体制。     

The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Corruption: A Non‐linear Hypothesis

This study advances the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 of decentralization on corruption by proposing a theoretical motivation for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corruption‐minimizing decentralization arrangement prescribes intermediate decentralization degrees: a ‘middle’ decision‐making power of local governors may mitigate the tradeoff between the rent‐seeking incentive for local politician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voters’ monitoring. The estimation of a non‐linear empirical model strongly confirms that a decentralization degree between 15% and 21% minimizes corruption even through different estimation procedures, introduction of control variables and the us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IV and of alternative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measur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