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建设

推进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实现政府对社会单向度的管控向政府与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作治理转变. 一、建立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建设的制度化平台 在当前我国呈现“大政府、小社会”总体特征的背景下,政府应当积极培育发展社会力量,并推动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树立多元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综合运用行政管理、法治手段、道德约束、市场机制以及社会政策等多种管理方式和手段,改变传统的一元主体并以行政控制为主的社会管理格局.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健全制度化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主要包括:     

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中的协同困境与破解思路

随着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政府单一主体的有限理性和能力不足凸显,使其无法满足社区多样化、精细化的需求,迫切需要社会组织加入到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中。作为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能有效弥补政府缺陷并纠正市场失灵,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但同时存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不佳、基层政府行政掣肘、社区居民参与度不足等多重阻力。鉴于此,提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协同治理的对策,即理顺政社关系,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挖掘社会资源,提升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优化专业能力,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水平;拓宽居民参与的广度及深度,激发居民参与热情。     

协同治理视角下失地农民问题政府管理路径初探

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是失地农民问题。失地农民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被征地农民的权利贫困,具体表现为失地农民土地知情参与权被屏蔽、失地补偿远低于长远生计需求、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等。在完全仅依靠政府进行管理的情况下容易因利益主导出现治理失衡。基于协同治理的研究视角,建议地方政府引入失地农民协会、社会工作者等其他社会功能主体构建社会安全网络进行协同治理,共同保障失地农民利益,同时减少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与维稳压力。     

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通过“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采取“政府主导”和“贤能治理”的方式,利用“投资驱动”等具体手段来开展在经济领域的治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层面的全面调整,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提出迫切的要求.“治理现代化”是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总方向,要遵循现代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形成界限分明的各社会领域和权责明确的各社会主体,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包括: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切实加强民主参与,完善官员的激励机制;推进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形成“权责明确、法治调节”的中央地方治理模式.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构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协同治理体系的思考

本文基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 给出了一个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协同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 健全和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核心在于治理体系的创新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重点在于充分发挥政府、 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协同效应不断提高治理效能。 新冠肺炎疫情大考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也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还存在短板和不足。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 中国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必须确立医疗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强化公共卫生的公益属性; 构建政府、 市场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在具体的治理体制机制层面, 需要在 “一案三制” 的基础上进行体系与功能扩展,进一步转变治理理念, 建立完备的重大疫情 “双备份” 监测预警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 形成联席会议机制+开环的协调委员会+功能模块化的应急管理反应机制, 建立完备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律体系, 建立有力的公共卫生应急储备和保障体系, 建立完善的公民应急教育和义务履行体系。     

数字政府建设要增进民生福祉 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黄璜

<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发展,政府的治理方式也发生变化。建设数字政府成为“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途径,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如何构建协同的数字政府？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有何意义？围绕这些问题,《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黄璜。     

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及路径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县级政府作为行政体系中的基层行政组织,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有着特殊的形式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县级政府在治理主体、治理内容和治理手段上不断创新,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进而推动政府全面改革的深入和和谐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当然,管制式行政惯性的存在,地区"硬性条件"不足、经济水平的落后以及信息化背景下科学技术带来的弊端等问题仍然阻碍县级政府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加强党和政府在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引导作用,不断学习新的理念并为治理主体现代化构建完善的体制机制仍属必要.     

人工智能助力数字政府建设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正>数字政府作为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推动政府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显著,一体化政务服务和监管效能大幅提升,“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创新实践不断涌现,数字治理成效不断显现。当前,科大讯飞正积极参与助力数字中国建设,在助力构建高效协同的数字化治理能力、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推动数字经济向前发展之中,打出系列“组合拳”,为数字化转型持续赋能。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影响因素与制度供给探要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意义。进入新时代后,乡村治理现代化又被赋予了新的逻辑内涵和目标要求。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存在治理观念落后、“三治融合”困难、治理主体缺位等方面的问题,探究其背后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和相应制度供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解决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应创新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完善“三治融合”新体系;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精准定位各党政机关职能。     

政府是市场不可或缺的主体

市场经济是在商品交换市场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生产要素市场的社会经济形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然还要支配资源,而且经济越发达,政府支配资源的比重越高。只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很少动用行政手段支配资源,而是作为市场主体,运用市场化的经济手段,在生产要素市场支配必须属于政府支配的资源。因此,政府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市场主体。所以,政府除了作为社会管理者需要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和其他方面的宏观经济管理,与市场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之外;其作为市场主体,政府还必须规范地发挥自身通过生产要素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在这方面政府与市场是一种市场主体与市场契约交易的关系。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Test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non-linearity of the Phillips trade-off in the Euro Area

This paper tests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non-linearity of the Phillips trade-off in the aggregate Euro Area, in an unobserved components model of stochastic NAIRU and trend output featuring the Phillips equation and the Okun law as main identifying equations, with quarterly data for 1970:I-2002:III. The Phillips curve turns out to be linear and its trade-off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hile non-linearity shows up in the Okun relation. The results prove to be robust to alternative lag length structures of the model, and to alternative non-linear functional forms. The trend-cycle decompositions estimated with the model capture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Euro Area’s recent macroeconomic record.First version received: 1 September 2003 / Final version received: June 2004CEMPRE - Centro de Estudos Macroeconómicos e Previsão - is supported by the Fundação para a Ciência e a Tecnologia, Portugal, through the Programa Operacional Ciência, Tecnologia e Inovação (POCTI) of the Quadro Comunitário de Apoio III, which is financed by FEDER and Portuguese funds.We thank comments on earlier versions by Fabio Canova, Miguel St Aubyn, Alvaro Almeida, Pete Richardson, Kevin Ross, and two anonymous referees. We acknowledge James D. Hamilton’s help with the confidence bands. The usual disclaimer applies.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     

执行力：企业管理成效的关键

当前,中国企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有许多企业感到困难重重,其原因除了外部因素的制约外,企业自身执行力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企业只有拥有了强大的执行力,才能将卓越的战略变成现实,才能将优秀的企业文化融合到每一位员工的价值观中,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起来。     

Losing the lead: the patenting decision in the light of the disclosure requirement

Empirical findings state that the disclosure requirement might be a reason for firms to rely on secrecy rather than patents to protect their inventions. We choose a dynamic framework in which we can explicitly analyze the patenting decision reflecting the tradeoff between a positive protective effect and a negative effect due to the required disclosure of the protected invention. In spite of a patent, the inventor's rival may still enter the market with a non-infringing product. Measuring the technological lead of the inventor by a time advantage he has compared with his rival, we show that if his headstart exceeds a critical threshold, he will not patent and rather rely on secre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