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损益偏离与绿色经济效率关系研究

"双碳"目标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但其对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双重影响依然有待检验。结合1997—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地区绿色经济效率,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试点政策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损益偏离视角展开机制检验。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经济效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依然可靠。缓解"收益在外,污染在内"的损益偏离现象,是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机制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有效途径。随后提出通过进一步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进而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启示。     

基于影子价格模型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价格扭曲度测算

碳排放影子价格是衡量单位碳排放增加引起的边际产出减少的货币幅度,即环境治理的机会成本,其测算对我国制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价格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采用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以及粒子群算法对我国7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所在地区的影子价格进行测算,同时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现行交易价格进行对比,分析其是否存在扭曲。研究结果表明:我国7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所在地区交易价格与影子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均存在较大程度的偏离,说明所在地区企业减排成本高、压力大,尤其是广东和深圳的环境治理成本较高,与此同时,湖北出现了"搭便车"的现象。     

H股指数期货对现货市场信息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非线性Granger检验

H股指数期货作为与中国内地股市关联度最高的海外股指期货,它对现货市场的影响是观察沪深300指数期货对现货市场影响的重要窗口。本文基于混合分布假说,分别利用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与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H股指数期货推出前后现货市场内部交易特征进行研究。研究显示:现货市场交易量与收益率之间不仅存在双向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并且在股指期货推出后,现货市场交易量推动价格波动的能力更强,由此表明H股指数期货降低了现货市场信息不对称,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则低估了交易量与收益率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有关理论的基础上，以我国股票市场为代表并以股票综合指数和实际GDP数值为研究对象，选取1991—2006年的股票练合指数和GDP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结论：股票综合指数与GDP之间具有单整而非协整关系；短期内二者只存在由股票指数到GDP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长期内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中国股票市场具有弱型有效性。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提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吗

财务资源是企业落实宏观调控政策目标和开展经营行为的重要保障,因而探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会对企业的财务资源产生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9—2017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构建PSM-DID模型,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试点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通过预防性动机和交易性动机两条路径而影响试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进一步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试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作用在具有投资偏好的企业、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行业的企业和市场势力弱的试点企业中更显著。因此,政府要继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向相关企业提供绿色资源支持;企业要增强对“双碳”政策的敏感性,在提高现金持有水平的同时,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低碳、良性发展。     

台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工业增长的影响——以福建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笔者根据1989年～2007年福建省统计数据,运用协整检验、Breusch-Godfrey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台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工业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但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同时,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台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工业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台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区域工业增长的原因,而区域工业增长却不是台商投资增加的原因。最后,本文就进一步扩大利用台资、提高利用台资质量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货币供给与股价指数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Granger的因果检验理论,以我国的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货币供给与股价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总体上货币供给与股价之间并无明显的因果关系存在,我国的股票市场对于货币供给变动的信息并不是有效的。     

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法相结合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碳减排,但是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中部地区的碳减排,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碳减排影响不显著;（2）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为中介促进了碳减排;（3）环境约束力度的强弱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强约束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更大。     

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间非线性关联效应研究:兼论资本市场成熟度

基于最新发展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等技术方法,本文首次量化研究了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间非线性关联效应及其成熟度问题,并从动态分析的视角深入探究了非线性关联机制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轨迹。研究结果发现,中小板市场推出时,主板市场与中小板市场在价格层面存在双向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在交易量层面也存在主板市场到中小板市场的单向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因而主板市场对中小板市场存在较为显著的"挤压"效应,中小板市场在价格层面对主板市场也具有一定的"冲击"效应,故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不太完善。借鉴中小板市场建设的相关经验,创业板市场推出之后,三个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因而三个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挤压"效应和"冲击"效应,故此时多层次资本市场已相对比较成熟。此外,动态滚动窗口分析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结论,而与传统Granger因果检验及VAR的方差分解结果的对比更是凸显了本文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CPI与PPI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基于深圳市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深圳市2005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运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从非线性的角度考察深圳市的CPI与PPI之间的作用关系,并采用逐步检验方法对CPI与PPI之间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关系进行动态分析。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所考察的样本时期内,存在着由PPI到CPI的单向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逐步检验则进一步显示,PPI是引起CPI变化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原因。这说明供给因素在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中占优于需求因素,也意味着上游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将传导至下游消费品的价格,以致加大了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治理通货膨胀应采取以供给调控为主的政策,并适时适度地根据CPI与PPI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宏观调控。     

我国股票市场指数与国际股票市场主要指数的联动性研究——基于协整分析

本文对2002—2009年中国股票市场与国际主要股票市场的每日收盘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相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了上证综合指数、深圳成分指数分别与香港恒生指数、道.琼斯指数、日经225指数、法国CAC40指数和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之间存在相关、协整关系。进一步研究我国股票市场与国际股票市场的联动性,结果表明,国际股票市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这表明中国股票市场日趋成熟,逐渐与相对完善的国际股票市场接轨。     

基于R/S分析的上海股市有效性实证研究

以上海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以1995年10月24日至2009年3月16日这一时间段的上证综合指数日收盘价对数收益率序列为研究样本,利用R/S分析方法计算出上证指数的Hurst指数,并对上海股市分形特征加以描述。实证结果表明,上证综合指数日收益率序列的Hurst指数为0.619607,明显偏离0.5,说明上海股票市场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投资者可以通过分析股价的历史数据来获得超额利润,因而市场是无效的。最后,分析了上海股市无效的原因,并提出了政策和建议。     

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否应对股价变动做出反应?

本文运用现代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分析等现代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实证考察了若干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 (地区 )股价指数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动态关系 ,发现当一国股市发展到一定水平时 ,股指与实体经济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多重协整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 ;也考察了我国上证综指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动态关系 ,发现股指与实体经济间存在着双重协整关系和单向因果关系 ;最后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及理论分析 ,可操作性地提出了我国货币政策应对股价变动做出适时反应 ,而且当前应当做出反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分析我国近年来宏观数据及股市规模、流动性和波动性的季度数据,对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学检验。得出的结论是：总体上,中国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经济增长对股市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     

我国股市指数波浪曲线的时间窗口研究——基于可公度法

以我国上证综合指数波浪曲线的顶位、底部的时间点为研究对象,利用可公度法分析了自1991年以来上证综合指数波浪曲线的特性。研究发现:上证综指波浪曲线的浪顶、浪底的时间窗口序列具有良好的可公度性特征,可公度法在预测股票市场指数波浪曲线的时间窗口方面具有一定精确性。     

上海证券市场与美国、中国香港证券市场的互动特征

在证券市场领域,美国市场对中国香港市场和上海市场均有影响。在上海市场和中国香港市场之间,上海市场的变动影响着中国香港市场,但并未发现中国香港市场影响上海市场的证据。这说明,上海证券市场已经成为中国区域的主导性市场。     

宏观经济环境、政府调控政策与股票市场波动性——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0年1月——2008年6月的上证综合指数、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GARCH模型实证研究宏观经济环境、政府调控政策与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反映功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财政政策的调控功能基本上处于失效状态,利率政策在现实经济环境中也未能发挥作用,货币供应量政策因其直接影响股票市场资金供给而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论文研究结果能够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某些异常现象进行比较合理的解释。     

我国证券市场流动性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一个重要金融现象是流动性溢出效应.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交易的国债和股票为样本,利用VAR技术分析了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的流动性溢出效应问题.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规模远大于交易所交易债券,我们发现存在显著的股市流向债市的流动性溢出效应,而债市流向股市的流动性溢出效应统计上却不显著.同时我们发现各个市场自身的收益率和波动率对其流动性也有着显著的影响.最后我们还发现两市自身的流动性存在着很强的自相关性.证据表明当我国资本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时,尤其要加强对股票市场流动性风险的防范和监管.同时也反映出我国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的必要,使股市和债市的流动性相互影响相得益彰.     

三种度量基准下的无风险利率实证比较

以上证综指、深圳成指和沪深300指数为研究样本,构建了多因子模型,并利用2003年1月—2009年2月三类指数收益率及各因子的月度数据,用最小二乘法实证反演了上海证券交易市场、深圳证券交易市场以及沪深综合证券交易市场隐含的无风险利率和风险价值。研究发现:股市隐含的风险补偿为负,与传统的风险溢价理论相悖;以短期银行存款利率、7天Shibor利率及7天国债回购利率为度量基准,股市隐含的无风险利率与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金融衍生品等相关研究中不宜不加选择地将它们作为无风险利率的代理指标。     

Time varying price discovery of the New Third Board market in China: does the market-making system help?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the market-making system helps to improve the price discovery ability of New Third Board (NTB) market in China. We first estimate the time-varying coefficients error correction models, then apply common factor weight method to quantify the time-varying price discovery contributions, and finally explore the impacts of trading volume and volatility to price discovery contribution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both markets have time-varying characteristic in terms of the magnitudes and directions of the equilibrium price adjustment due to error correction term. The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SZSE Component Index, and SME Index are found to lead in price discovery, while NTB exhibits the leadership on the GEM Index. Volume and volatility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price discovery contribution. The NTB contribution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its own trading activity,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trading activity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whil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volatility of both markets. In comparison, trading activity of SZSE Component Index and volatility of GEM Index have the greatest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NTB marke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multi-level capital market, the pricing mechanism of the NTB market needs further to be impro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