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研究

在中国服务业发展增速较快的同时,伴随着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的日趋严重。1993年~2010年,全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省际差距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大,在高位又略有下降的过程。Theil指数对服务业发展差异来源的分析显示: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异对全国服务业发展差异影响很小,中国服务业发展差异主要来源于省际差异。落后地区要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应在以下方面努力: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推进市场化进程、加强人才培训和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加大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     

区域市场开放与地区服务业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动态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区际市场开放度指数,发现我国区域间开放程度极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开放度明显偏低。在此基础上,利用199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系统动态面板(GMM)实证考察了省际开放程度对地区服务业增长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研究结果发现:区际开放与服务业增长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即短期内区际开放程度的提高对服务业增长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区际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对服务业增长的作用将由负转为正;对外开放与区际开放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即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区域间的开放,从而推动地区服务业增长;中国加入WTO尤其是履行对WTO的各项承诺,不仅对区域层面的对外开放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区域之间的开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国服务业三十年:发展历程、经验总结与改革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改革与开放走过了不平凡的30年。在这30年里,服务业发展从弱小到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服务业劳动就业已经成为全社会劳动就业的主力军;服务业体制的坚冰已经打破,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正在向纵深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力度逐渐加大,开放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但总体上看,中国服务业发展还滞后,结构层次较低,体制束缚还较严重,对外开放的质量还不高。中国服务业30年的发展,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也有一些需要吸取的教训。展望未来,中国服务业发展前景广阔,条件具备的地区有望建立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也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保障。     

数字技术、服务业升级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力发展数字技术、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是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且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东部和中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更明显的提升作用,而对西部和东北部未有显著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通过促进服务业就业和增强服务业产业链韧性等机制提升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生产性服务业等新业态,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更加依赖于生活性服务业。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快服务业转型升级、更好发挥数字技术应用的价值驱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民族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广西为例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了民族地区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优化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方向。目前,民族地区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为滞后,文章以广西为例,在分析服务业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数据剖析了广西产业结构的演进状况,重点分析了广西服务业发展的内部结构,并基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特点,提出了四点实现广西产业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积极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选择重点发展领域, 构建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服务业内部结构转型;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与合作力度。     

中国物流服务业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现代物流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物流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降低制造业成本,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本文在测算我国物流业效率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多种因素对我国物流服务业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铁路运输方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铁路营运线密度、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有助于物流服务业效率的提升。     

浙江省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与新型城镇化推进的融合研究--基于“营改增”的视角

对当前浙江省现代服务业与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存在的服务业与城镇化差距较大,服务业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城镇化水平差异明显,服务业发展滞后、城市供给难以满足城市需求,服务业发展结构不合理、导致环境突出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基于“营改增”的浙江省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与新型城镇化推进的融合对策：一是以产业联动带动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供给水平;二是以财政扶持带动现代服务业均衡发展,缩小地区城镇化水平差异;三是以行业规划带动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改善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从根本上实现产城相融。     

中国服务业集聚实证分析

通过转换区域分布基尼系数和产业集中度指标,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服务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并利用实证方法对影响中国服务业集聚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国服务业集聚区域主要位于东部地区,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的集聚区域不同,且部分服务业不存在集聚特征。并指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速服务业发展可以提高区域服务业集聚度。     

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生产者服务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增大。利用1991-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加快服务业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优化产业布局与建立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区,以及加快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是促进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采用物质资本集聚度、人力资本集聚度以及就业密度衡量服务业集聚水平,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服务业物质资本集聚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呈弱化之势,人力资本集聚度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也由正转向负,而服务业就业密度、经济开放水平等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应该注重加强相邻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经济互助,协调发展;同时应提高我国服务业的集聚度,充分发挥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     

经济增长要素的空间效应及分解——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经济活动具有空间相关性,考察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把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中.与普通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相比较,在考虑空间效应情况下,产业结构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差异较大.通过空问杜宾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人均物质资本水平对本地经济增长贡献较小,但对相邻地区贡献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本地区经济起重要促进作用,但对相邻地区起阻碍作用;基础设施水平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有一定负影响,但对相邻地区却有较大促进作用;产业结构水平提升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有很大贡献,却对相邻地区经济增长有较大负作用.     

云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综合评价及对策研究

构建云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云南省现代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在西部地区处于中上游,但在全国排名比较靠后。建议云南省采取如下措施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壮大综合经济实力,优化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努力营造良好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环境;重点加大对现代服务业的人才投资、引进和创新驱动,提高云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关键支撑能力。     

中国科技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与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已有的科技服务业相关研究,本文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我国30个省份2009—2018年科技服务业的发展质量进行了静态效率分析评价,并运用Malmquist指数进行了动态效率分析,试图阐明目前我国科技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时空演变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科技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但呈上升趋势;受地区经济基础、科研水平及开放性程度等因素影响,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远高于中部及西部地区,区域间差距仍然较大但有缩小趋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变化的原因,并提出要提升科技服务业发展效率,需要完善制度环境、加大科研投入、协调区域发展和推动市场化建设.     

对外开放与劳动报酬占比——基于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通过采用中国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劳动报酬占比决定模型,实证检验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开放对我国劳动报酬比重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开放对提升劳动报酬占ＧＤＰ的比重有积极影响,其中出口的作用最显著,从区域来看,对外开放对东部地区提升劳动报酬占比的作用最为明显。因此,要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应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合理引进外资;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度,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间的差距。     

对外开放与劳动报酬占比——基于1995—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通过采用中国1995—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劳动报酬占比决定模型,实证检验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开放对我国劳动报酬比重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开放对提升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有积极影响,其中出口的作用最显著,从区域来看,对外开放对东部地区提升劳动报酬占比的作用最为明显。因此,要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应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合理引进外资;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度,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间的差距。     

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吗？——对2006—2016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不但可以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促进工业升级,还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服务业需求、创造第三产业岗位等路径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采用2006—2016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和存量密度的提高均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服务业需求效应和岗位创造效应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时间和城市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比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在2013年后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对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城市的影响比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城市更大。应继续大力扶持和发展机器人产业,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尤其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机器人应用;积极推广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力的劳动技能,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人力资本提升的良性循环。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来自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证据

服务业综合改革是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技术创新产出、推动服务转型等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DID方法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费用率、增加专利申请数量、提高服务转型程度3条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因此，应加大服务业综合改革力度，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市场化进程，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结构及其与制造业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级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利用1997年、2002年和2007年中国省级投入产出表等数据,从制造业的服务业中间投入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并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与人均GDP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除北京、上海外,我国其他地区的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差异较大.制造业对服务的直接消耗和完全消耗系数与人均GDP的关系各异,呈现出正相关性(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技术研究业)、负相关性(公共服务业)、U型(如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保持不变性或稳定性(如交通运输、仓储业及邮政业,住宿餐饮业)、不确定性.要从积极推进城镇化、拉长制造业产业链、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等方面着手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并力求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助推制造业升级.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来自2006-2017年110个地级市的证据

在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基础上,基于2006-2017年110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灰色关联法进行分析,并探究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向好,但存在水平的时空差异,呈现出下游优于中游、中游优于上游趋势。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外开放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贡献率高,提升潜力大;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和城镇化均能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提升;产业集聚则会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产生抑制作用。这些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为:加大财政支出,扩大对外开放,优化城市规模,加强地区间绿色发展合作等。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服务业开放“经济增长效应”的经验研究

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提升,逐渐成为领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理论上看,服务业开放能通过促进服务领域的改革,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有效地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央政府先后推出了"服务业开放综合试点"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改革,但地方政府对促进服务业开放的积极性不高,在此情形下,中国服务业开放举措究竟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值得探究。本文建立了测量省级服务业开放水平的指标,进而检验不同地区服务业开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各省服务业的逐步开放会使各省经济增长显著放缓,特别是对工业、服务业的经济增长带来显著负面影响;从区域角度来看,东部各省服务业开放水平的提高,会明显地降低各省的经济增长;而中西部各省服务业开放水平的提高,对各省的经济增长没有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