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适应状况分析——基于石家庄市的调查

进城农民工是否能顺利融入城市社会,对我国的城市化的推进以及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是社会公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基于石家庄市农民工城市适应的调查,分析原因,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农民工流动与城市定居意愿分析——基于沈阳市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职业流动是否对其城市定居产生影响?本文基于辽宁省沈阳市农民工的微观数据,构建了一个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工职业流动与其城市定居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显示,职业稳定性、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居住状况、老家离打工城市距离和务工城市中是否有亲戚都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农民工职业流动因素中职业稳定性与定居意愿呈显著正向关系,即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其每份工作的时间越长,其城市定居意愿越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和职业流动的类型对定居意愿影响不显著。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行业比较研究

本文以浙江省1685个城市农民工样本的调查素材为基础,对不同行业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展开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与以往相比有了较大的改善,而不同的行业之间差异显著.与其它行业相比,在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和建筑业就业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堪忧: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合同签订率较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在工伤补偿、带薪休假、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等工作待遇方面均处于全省最低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低技能劳动力供给曲线研究

20世纪 60年代兴起的劳动市场分割理论 ,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供给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文在劳动市场分割理论的框架下 ,对从属于“低端”劳动市场或次级劳动市场的低技能劳动力进行了研究。作者探讨了预算硬约束下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规律 ,区分了两类特殊的供给曲线 ,并得出了低技能劳动力供给曲线的Y字形可行区域。文章最后以我国的农民工现象为例对模型进行了验证。     

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基于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

本文基于对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首先分别对两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就业状况等进行对照描述性统计;其次采取独立样本假设F检验、T检验、区间检验等方法,验证两代农民工在工资及待遇、兼业性、未来就业预期等方面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并利用品质相关分析,验证年龄代的不同是否对农民工流动动机与目的、就业渠道、就业遇到的最主要困难等存在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两代农民工在务工月工资收入、兼业性、工作经验、流动动机与目的、就业渠道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农民工城市性融入的障碍与路径——基于对济南市的调查与思考

本文利用对济南市农民工城市性融入的调研资料,从经济适应、身份认同、文化适应、行为适应四个层面分析了农民工城市性融入状况,归纳了农民工城市性融入的四大障碍(即户籍制度障碍、观念障碍、社会资本障碍以及人力资本障碍),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城市性融入的对策与建议。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中小制造业农民工劳动技能与从业稳定性关系研究

中小制造企业中农民工从业不稳定是导致企业用工荒的因素之一,本文将稳定性的度量分为两个维度:心理预期与行为选择,揭示了其换工决策的理性程度。通过实证调查和访谈材料的分析,本文认为从业稳定对于成长为一个技工十分必要,而技工的从业稳定性略强于普工,两工的择业观念也存在差异,技工更看重未来发展,普工更重视工资待遇,企业的规模、劳动管理规范程度对普工和技工从业稳定性均有显著影响。     

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调整机制——基于对城市农民工群体的调查

本文作者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方式,探索了城市农民工群体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存在的诸多特点,即职业层次化低、工作不稳定、劳动合同签约率低等,且呈短期化态势、缺少技能培训及职业晋升的机会、缺乏劳权保障以及劳动标准恶化、工会组织缺失、维权不到位、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建设不完善、劳资纠纷难以及时化解等,这些特点严重阻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文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如何创新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具体对策。     

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的影响——基于鄂粤两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950份农民工家庭生计调查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经济、社会、心理和综合等四个维度的城市融入指数,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各维度城市融入的影响,进一步认识不同的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资本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不同的影响。社会资本投资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四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投资比重增加,促进作用会随之下降。社会资本质量和层级会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层级的作用更加全面。不同的社会资本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有一定差别,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更为显著。     

农民工分层城市融入的治理模式与措施——基于农民工经济收入分化的标准

农民工内部层级化的出现为政府应对农民工城市化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观察视角,农民工城市融入应以阶层为基础制定分层城市融入的治理对策,最终实现农民工内部各阶层与整体社会结构的有效对接。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机制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但由于他们受到教育水平偏低和资本积累不足等诸因素的影响,大多数人在城市中呈现出一种流动的状态,人身保险、医疗保障问题、子女入学、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等诸多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这些都对他们的城市融入带来了困难和阻碍,本文试对此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农民工工作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沈阳市271份样本的调查

本文基于沈阳市271份调查数据,对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的日工作时间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认为,通过增加培训等人力资本提升的措施对降低农民工的工作强度具有显著影响。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依据江苏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在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分布水平上,受教育水平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差异更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大。因此,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考虑两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公共服务满意度、城市归属感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地的调查分析

本文基于2017年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地的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系统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明显的维度差异。从作用机制来看,城市归属感是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并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     

基于城市融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适应力提升研究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生涯适应对其城市融入具有重要作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生涯适应问题的现状,提出提升其职业生涯适应力的解决对策:一是将职业生涯适应力理念贯彻到社会政策改革中;二是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职业生涯社会服务体系;三是将职业生涯适应力的培养纳入职业培训中;四是在实际工作中提升职业生涯适应力.     

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代际差异——基于南京市的调查

基于对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研究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存在的代际差异。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参保行为的代际差异,并通过比较影响新生代和传统农民工参保行为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的结果,分析代际之间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参保率明显高于传统农民工。个人因素、就业非正规性、移民倾向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北四省的调查数据

本文根据西北四省(区)936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t回归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例如年龄和婚姻状态对其工作满意度有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状况例如合理的劳动强度、安全的工作环境、完善的社会保障对其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因素例如务工动机和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态度也影响其工作满意度:发展导向的务工动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有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禀赋中,良好的家庭条件、在本市务工对其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能否缓解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与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运用Logit模型,考察了城市规模视角下数字经济规模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下,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会显著减缓农民工相对贫困。一方面,借助城市规模集聚效应,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能有效提升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发挥减贫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规模扩大在通过促进农民工非工资收入增长,发挥减贫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数字鸿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红利更有助于缓解大城市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和高数字素养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并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数字鸿沟。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就业创业“孵化器”作用,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还应积极引导并鼓励农民工通过学习不断提高互联网技能和数字经济素养。     

基于精准扶贫的农民工技能培训绩效研究——以蚌埠市调查数据为例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相关部门开展了一系列农民工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技术和知识水平,降低贫困地区农民工在城乡间自由流动的难度,取得了一定成绩。调研蚌埠市农民工技能培训脱贫情况,采用指标评价法和AHP-模糊综合评价法,测度蚌埠农民工技能培训扶贫开发绩效,以促进蚌埠脱贫攻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