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与优化路径

乡村治理结构镶嵌于"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中,融合了乡村治理的实践面向,表现为以"乡""片""村""组"为基础的治理单元配置模式。文章通过考察转型期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发现乡村治理单元的配置逻辑兼有政治属性与行政属性,二者共同塑造了乡村治理结构,赋予其"虚实相生"的实践形态。其中,政治逻辑立足村庄治理单元,突出"块块"为主的政治动员,彰显了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行政逻辑立足乡镇治理单元,突出"条条"主导的行政控制,彰显了"事务主义"的治理取向。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辩证统一赋予乡村治理结构以弹性。当前的乡村体制改革需着眼于乡村治理的整体结构,审慎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行政化,维系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均衡,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高其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乡村治理空间再造及其有效性——基于W镇乡村治理实践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治理有效性的达成,与基层政权拥有的治理空间密切相关。乡村治理空间的再造,指的是基层政权在履行国家治理职能、形塑国家治理合法性的过程中,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政策执行体系。这一体系的合法性源自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供给,有效性则源自于对乡村治理需求的有效回应。基于对W镇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乡村治理空间再造的路径包括:(1)在政策分类的基础上实现治理任务的多元化和有序性;(2)通过再造政策执行主体,建构独立而完备的、多元一体的乡村治理体系;(3)政策工具多样化,为多管齐下的乡村治理策略提供条件。可见,一个富有弹性的乡村治理空间,并非是对原有治理体系的替代,而是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开放性的制度选择空间。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既要注重加强新制度的供给,更要注重激活原有的行之有效的传统治理制度及策略。当务之急是,发现并激活有效治理策略,使之纳入制度化轨道。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推进乡村共同富裕

乡村共同富裕是总体发展概念,乡村治理中的碎片化问题阻碍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关组织联动乏力,资源配置分化,不宜于乡村资源的优化安排;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缺乏连续性,不宜于激励村民投入市场活动;治理结构缺乏系统性,治理内容碎片化,不宜于乡村的自主发展。整体性治理方案具备系统化解决碎片化问题的工具效用,在乡村治理中关注主体系统、制度系统、价值系统、技术系统和供求系统的整体化构建。为推进乡村共同富裕,整体性治理系统能够形成五大体系化运作格局：以党组织为引领,重视参与主体的独立性,协同推进多元主体共同发展;保障村民自治空间,降低资源流动门槛,强化监管、问责等末端制度;确立以乡村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为手段整合的宗旨;借助数字治理技术,全方位提升治理手段的信息化与标准化应对能力;衔接资源供求,保障村民供应端的市场地位,平稳拓展商品的需求市场。     

数字乡村治理：实践基础、关键问题与优化策略

数字乡村治理，对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数字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规划引导与政策支撑、价值认同与发展需求、技术驱动与方法调试三个方面全面分析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基础，结合关键问题瓶颈分析，提出内容组成强统筹、政策体系全协调、技术升级新智慧、主体覆盖全参与、模式推进深融合的优化策略。     

项目制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转型研究

传统时期,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主要采取依托士绅自治、宗族治理作为中间层的间接型治理模式,其固有的弊端使之难以适应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此乡村治理必须及时转型。项目制为乡村治理机制转型明确了方向,使乡村治理逻辑从间接型治理逻辑转变为直接型治理逻辑。从研究"前项目时代"下传统间接型治理模式入手,进一步探寻了项目制与乡村治理转型的现实逻辑,以此发挥项目制在乡村治理转型中的优越性。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内生活力的政策体系与治理机制研究

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转型,是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当前"三农"工作的重点,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建立与转型背景相适应的政策体系与治理机制,逐步从脱贫攻坚的"多予"转变到乡村振兴的"放活",是激发农村内生活力的关键。因此,要推动从脱贫攻坚"压力"下的任务型治理向乡村振兴"放活"下的发展型治理转变,促进有利于激活内生活力的治理转型,推动治理理念与目标的转变、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构建相适应的责任体系、动员体系与考核体系,实现治理有效,激活农村发展的内生活力。     

乡村有效治理的困境与超越:治理资源配置的视角

治理本质上是围绕公共治理目标展开资源配置的活动,如何合理地配置资源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乡村治理中,人力、物质和规则是最重要的三类治理资源,它们为一切治理活动的开展提供必要的动力、物料,以及程序和手段支撑。然而观察发现,实践中这三类治理资源均面临着不同情形的配置不合理问题,从根本上妨碍了乡村有效治理的实现。具体表现为:治理人才匮乏造成乡村治理源动力受挫、物资按需整合困难致使乡村治理成效受损、正式规则难落地导致乡村治理推进受阻。因此,理应以优化治理资源配置为核心思路,从加强乡村治理队伍建设、保障治理物资供需匹配和加快正式规则落地生效入手,为促进乡村有效治理扫清现实障碍。     

乡村治理法治化现状分析及实现路径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而且乡村因其自身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发展需要,亟须法治保障。同时,乡村法治化也面临着治理主体断层,机制不健全以及法治土壤不成熟的困境。倡导多元化治理机制,强化法治制度保障,优化法治环境并改善治理主体机制才能达成良法善治的目标。     

乡村政策动员中的“权力——技术”及其影响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权对村干部的政策动员,开始由激励机制、压力机制转向责任机制。乡镇政府面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现实,渐次倚重对制度性资源的技术化调配,塑造乡村"责任共同体"关系,推进政策落地。乡村政策动员中体制性吸纳、组织化协调、技术性约束和伦理化调适等权力—技术支配机制,虽可借助组织内责任关联纽带提高政策动员与执行效率,但该"权力的技术支配网络"同时也容易带来乡村治理的悬浮化、去政治化与泛政治化等"行政消解治理"问题。由此,乡村政策动员应警惕过于强化制度的工具性价值,重新发掘其治理内涵与社会价值,实现乡村治理"治术"与"治道"的平衡。     

党建引领、跨层级协同与乡村超常规治理——基于陕西省Z县的调查

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和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由此决定了乡村治理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表现出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的运作逻辑。本文基于陕西省Z县推行的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实践的田野调查,从党政互动与组织联结、任务量化与压力传导、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对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的实践运行样态及其逻辑机理展开考察。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是乡村超常规治理实践中生发并运行有致的一套治理机制,具有领导小组模式下的组织系统虚实结合与条块统合、指挥部模式下治理资源的跨部门协同与跨层级整合、中心工作模式下治理力量的组织动员与伦理聚合的逻辑机理。这为我国特定制度情境和实践场域中重新审视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未来在推进基层治理创新探索中,必须通过优化治理结构体系、完善治理体制机制和增强治理本领等举措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以持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入市的模式选择

研究目的：比较分析两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入市模式的治理效率,为深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治理实践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基于案例的交易成本比较分析。研究结果：不确定性是影响统筹入市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村集体自组织的土地联营公司模式比政府主导的土地整备模式,更适于处理较高不确定性引致的交易成本,在促成集体行动、避免事后违反协议、促进收益分配公平等方面表现更好。研究结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交易属性与所采用的治理模式之间的匹配程度决定统筹入市的治理效率。建议在农村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发挥政府协调引导作用,鼓励各村集体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成立联合委员会或者土地股份公司,合作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统筹入市。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价值、困境与优化——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作为"送法下乡"活动在新时代的改进升级,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政策构造与社会治理的多元合作、互惠共享等理念高度契合,其治理价值体现在保障村民权利、推进乡村法治、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但当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还面临"环境—制度—主体"的三维困境,"半熟人社会"的现实环境将其限制在乡村治理外围;制度系统中互动机制缺失使多元主体协同无法实现;法律服务组织与政府行为失范制约了体系运行效率。文章认为: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化,需要激活乡村内生力量,促进"三治"真正结合;构建良性互动机制,形成法律服务共同体;加强政策引导与激励,提升服务主体的服务意愿与能力。     

乡村善治可持续的路径探索与理论启示:来自“枫桥经验”的思考

乡村何以善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这一问题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枫桥经验”是中国乡村善治的典范和旗帜。回顾“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发现了“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密码,找到了一条乡村善治可持续的重要路径。要始终坚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群众参与;始终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有机结合;始终坚持创新发展制度体制机制。乡村善治还需要学界更关切中国情境、中国特色,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彰显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构念和理论体系。研究贡献在于,以治理现代化为视角,回答了乡村善治如何可持续的问题。     

论土地善治

研究目的:探讨新时代背景下土地善治的概念、特征及体系。研究方法:归纳分析与演绎推理。研究结果:土地善治实质上是一种对管理理想状态的孜孜追求,其核心是由政府与非政府协同及多向网络化的管理模式,目标是以最小的政府和社会投入获取最大的土地管理效应;土地善治应遵循土地的基本属性、土地利用的价值准则和政策目标;现阶段实施土地善治重点需处理好土地行政管理权与国有土地所有权、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及政府与农民等的关系。研究结论:土地善治是新时代土地管理的必然选择,土地资源的基本属性、土地利用的价值准则和政策目标是科学构建土地善治体系的基本逻辑依据。     

新中国城乡治理70年的演进逻辑

共生治理包括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界面与共生模式四大要素,从共生治理的理论框架解释新中国城乡关系70年的演进逻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新中国城乡治理主要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型:1949-1978年的"寄生型"治理、1978-2002年的"偏利共生型"治理、2002-2017年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型"治理、2017年之后城乡"对称互惠共生治理"理念的提出。本质上看,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结构关系折射的是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城乡共生型治理遵循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改革方案,反映的是国家政权建设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构,最终目标是为了在对称互惠共生治理中实现城乡社区的空间正义。     

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省的实证分析

乡村旅游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城乡统筹一体化、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综合运用地理学、经济学方法,结合GIS空间分析工具,对湖北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湖北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呈不均衡状态,造成不均衡状态的主要因素有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道路交通的可达性和旅游发展水平。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城镇化水平、道路交通的可达性和旅游发展水平对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对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城镇化水平对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的作用最为显著。最后,针对湖北省乡村旅游空间结构特征提出了优化与提升建议。     

浅论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的制度——技术逻辑

随着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骤增,单一的政府治理工具或手段已经无法适应复杂的政府治理情境。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政府开始关注信息技术在政府治理领域的适用性,以便应对外部行政生态的变化。在信息化时代,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有着双重逻辑,即依靠制度革新改善工具使用绩效的制度逻辑和依靠技术嵌入创新工具类型的技术逻辑,两者共同构建了治理工具创新的核心路径。应当注意到,治理工具的创新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应用问题,其背后还有着明确的制度逻辑支撑。因此,政府治理工具的未来发展要通过制度逻辑对技术逻辑加以调适,并坚定人本主义的价值立场,不断促进治理工具的开发和创新。     

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定位与实践向度

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是国家治理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理论总结,是"以人民为中心"导向下"民生为本"的社区治理范式创新,为新时代社区治理提供了理论引领与行动指南。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的重要论述包含:坚持党建引领的治理原则,激发共建共治共享的内生动力,夯实群众性自治制度的治理基础,协同自治、德治与法治的治理策略等多维实践向度。习近平总书记对社区疫情风险治理做出的重要指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城乡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成都市幸福村土地综合整治中的治理结构改善研究

研究目的：以成都市幸福村为例,在分析土地综合整治中治理结构变化的基础上,解释治理结构改善的原因。研究方法：采用自主治理理论对土地综合整治中的制度创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新型自治组织对传统组织既有替代又有补充作用,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并改善社区自主治理结构,保证自主治理效率;社区参与治理,改变了政府或市场的治理模式,提高了制度绩效。研究结论：鼓励社区自主治理发展,选择政府、市场与社区在各自领域内协同配置资源的治理模式,有助于保障农民权益,降低社会风险和促进城乡统筹。     

规则流变视角下农村基层治水体系建设——以福建省永春县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改革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级政府对农村水利的投入不断增加,然而"政府管不到、集体管不好、市场管不了"的现象仍然存在,跨村水利管护机制缺失、基层治水规则与秩序失范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以福建永春县吾峰镇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改革为例,分析基层村镇场域中治水规则的建立与变革,从边界、身份、选择等7项规则入手剖析其对基层治水有效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治水规则深刻影响了吾峰镇水利管护的行动情境:边界规则突破了原有以行政边界划定的资源治理边界,并鼓励企业等新行动主体进入;身份规则、选择规则明晰了管护主体的合约关系,确定了权责监督机制;偿付规则实现了良好的激励作用;信息规则推进了基层治水的公开、透明化运营;聚合规则创新了基层民主的可实现形式;范围规则通过试点选择创造了政策空间。在7项基层治水规则的共同作用下,吾峰镇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改革摆脱了管护主体缺失困境和跨域治水合作困境,实现了治水行为的规范有序和管护绩效的稳步快速提升,促进了农村基层治水能力的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