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考虑非期望的超效率SBM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与空间杜宾模型(SDM),深入讨论粤港澳大湾区2009—2019年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纹理、演化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良性发展趋势,先后经历"增长期""衰退期"与"重振期"三个阶段。区域内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分布具有"城市梯度"与"中流驱动"差异特征。(2)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空间负相关性,局部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低—高集聚和高—低集聚特征,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极化"现象导致空间分布格局稳定性较差。香港、澳门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增强,推动珠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基本实现联动发展。(3)政府支持力度、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及教育水平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起到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起到负向作用。教育水平及产业结构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开放程度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余因素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最后,结合研究结论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提出针对性建议,包括加快形成绿色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长效机制,推动绿色创新与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有效衔接,降低区域间协作创新制度交易成本等一系列战略性举措。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创新合作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2008—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11座城市及环珠三角6座城市)的合著论文构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的结构以及其演化情况,并且运用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回归分析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因素,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实现区域内全覆盖,网络通达度高,环珠三角6座城市在大湾区内仍处于边缘地位,逐步呈现"多中心"趋势;随着时间的演化,不同要素对协同创新的影响效果与程度有所不同,其中互联网通达度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时空演化及空间收敛分析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高效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有助于将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通过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大湾区10个城市2007-2019年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协调水平、时空跃迁特征以及收敛性。研究发现,大湾区整体及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基本实现从失调衰退区到协调过渡区的转化,具体可划分为4个等级层次;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存在显著的绝对β与条件β收敛趋势,即最终收敛于同一稳态水平,且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流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起显著正向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活度的空间结构演化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专利授权数据,首次使用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对专利授权量进行组合赋权,构建创新活度综合评价指标,利用网络分析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网络空间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创新活度指标中,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重要程度依次递减;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联系的紧密程度明显提升,创新网络朝均衡化多中心联动态势发展;广州、深圳、佛山占据核心位置,随着创新联系增强,东莞和中山加入核心区,形成新的创新增长极,充分发挥网络辐射与扩散效应;地理距离、高铁设施、创新要素集聚与扩散、科研投入、产品消费对创新网络演化和发展均有显著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技术转让网络演化模式比较研究

采集2003-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GBA)和旧金山湾区(以下简称SFBA)发明专利转让数据,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维度,分别构建GBA与SFBA的城市间、组织间以及主体间技术转让网络,以探索湾区网络结构特征及演化规律。研究发现：(1)GBA的城市间技术转让网络由以“广州”为核心的单核结构向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的多核结构演化,但香港、澳门与内地核心城市间联系松散,在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SFBA的城市间网络由以“Santa Clara-San Mateo”为核心的双核结构向以“Santa Clara-San Francisco-San Mateo”为核心的多核结构演化;(2)企业间转让是GBA组织间网络中最重要的转让模式,产学研间转让呈现衰退趋势,金融机构在网络演化中的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转让是SFBA网络中最重要的模式,且呈现快速增长趋势;(3)SFBA和GBA的主体间技术转让网络均具有高频率小群体和低频率大群体两种结构模式,网络演化由少部分关键主体主导,且形成了基于核心主体的星型转让模式;(4)与SFBA主体间网络相比,GBA网络结构稳定性较低,持...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研究

以“一国两制”为基本原则,助力“一带一路”发展,持续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经济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构建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3个子目标的10个细化指标,利用熵权TOPSIS法研究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大湾区城市群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大湾区9市2区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在3个子目标和综合水平表现方面均存在差异,综合水平总体呈现“引领型突出且较少,中等型较多且比较接近,偏低型不少且个别优势突出,湾区城市群互补优势明显”的发展格局。按照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高低,将9市2区划分为引领型、中等型和偏低型3种类型进行分析,深入把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特点,可为协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提供重要依据。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研究

以“一国两制”为基本原则，助力“一带一路”发展，持续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经济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构建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3个子目标的10个细化指标，利用熵权TOPSIS法研究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大湾区城市群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大湾区9市2区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在3个子目标和综合水平表现方面均存在差异，综合水平总体呈现“引领型突出且较少，中等型较多且比较接近，偏低型不少且个别优势突出，湾区城市群互补优势明显”的发展格局。按照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高低，将9市2区划分为引领型、中等型和偏低型3种类型进行分析，深入把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特点，可为协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提供重要依据。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了长江经济带2011—2018年11个省份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并进一步分析了其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未能达到DEA有效状态;分区域看,下游最高,上游次之,中游最低;分省域看,上海、浙江、安徽、重庆、湖南、四川表现较为理想,而其他省份则表现不尽如人意。时空演化的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较高的省份数量总体呈减少趋势;企业规模、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市场化程度、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则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却表现不显著。     

粤港澳大湾区蓝色经济绿色发展对策研究

“海”是湾区的核心资源要素,粤港澳大湾区因海而兴、因海而富、因海而强、因海而美,蓝色经济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和重要支撑。阐述了蓝色经济绿色发展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开展海洋基线调查与评价、打造国际一流的美丽湾区、建设海洋与海岸带空间信息平台等主要举措,并从海洋环境质量变化趋势、海洋灾害对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蓝色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提出效果评估方法,为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水清、岸绿、滩净、湾美、物丰、人和”的美丽湾区建设目标提供了有效途径。     

长三角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使大部分城市面临经济增长和生活环境质量下降的困境。水体污染,臭氧空洞等问题日益突出。以2006—2017年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的数据为样本,建立综合评价体系测度了绿色创新效率,并使用更多与空间计量经济学相关的模型来研究相关影响因素。实证表明:(1)大部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有提高的趋势,差异有减小的趋势。(2)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控制效率,外资利用水平,政府资助水平以及城市教育水平都对效率水平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对效率水平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探究

21世纪以来,粤港澳大湾区逐渐成长为以广州、深港为两大发展极核,以佛山、东莞、中山为区域副中心的多中心城市群,积极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体系,产业布局不断发生变化.大湾区核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面临产业关联不强、城市间深度融合不够、第三梯队城市定位不清晰和人口及外贸红利逐渐消退等问题.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应加强区域产业关联,提高经济溢出效应;建立区域发展协同机制,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明确第三梯队城市发展定位,加强外围地区与核心城市联动;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机遇,激发新经济增长点.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高,且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影响因素看,交通联结、政府作用和空间分异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发展差距大及要素流动度相对较低是当前制约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提高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应在双循环背景下推动区域协同关系转变,以“新基建”为支点保障区域要素流动,通过区域分工合作发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以优势产业集聚重构空间发展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的影响机制研究

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是当今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途径和重要特征,无论是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还是政策工具的准备,都需要准确把握人口、经济与环境系统协同的影响机制。基于此,论文以200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的数据为样本,构建以创新体系、差异性和人口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环境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协同影响机制模型。研究发现,创新体系对系统协同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接近人口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效应强度;经济子系统不仅直接作用于整个大湾区的系统协同,而且也是其他因素产生协同作用的中介,经济子系统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过程将起到决定性作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人口子系统有其自身的惯性,调控的空间相对有限,而环境子系统有一定的滞后性,相关政策效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这就需要有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服务型制造业竞争力创新要素结构性研究

研究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服务型制造业创新要素竞争力必要性及构成形式,积极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企业将价值链由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转变,通过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内外部资源要素整合效应,调整与重构各生产要素,以创新驱动为突破口,探索创新型工业化之路.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系统耦合协调空间结构与联系研究

深刻把握区域创新系统内部耦合特征与协调机制,是科技强国战略下激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活力,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首要问题。基于复杂网络理论与地学空间方法,利用熵权TOPSIS模型、耦合协调模型、莫兰指数、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质量与创新氛围耦合协调的空间结构。研究发现：①区域创新系统的综合得分呈现“中轴高—四围偏低”的空间结构,广州和深圳的创新氛围与创新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均较高,说明两系统间呈现出有序的螺旋优化状态,而澳门的创新发展存在双重错位现象;②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关联模式分异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联系紧密的环形创新网络结构,网络空间交易成本和同配性现象显著,深港创新集群的耦合协调联系最为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