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条件、所有制经济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初始条件、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这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并建立了一个初始条件、所有制经济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初始条件和所有制经济结构调整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所有制经济结构调整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作用大大超过了初始条件的作用。因此，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西部地区要在国家供给的制度框架下，积极推进本地区的所有制经济结构调整。     

制度变迁与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

在决定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从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我国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进行制度分析,说明要缩小省区经济增长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致力于制度创新,推动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制度创新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根本要素

对于西部地区来讲，制度创新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要素。因此，未来20年西部地区要想取得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尽快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因为相对于资本和技术等其他要素，制度要素更为稀缺，更能够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及对策

西部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西部在经济布局上计划色彩浓厚，机制不灵活，三大产业内部结构欠合理，企业技术落后，深加工能力差等严重制约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建立西部地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加大传统工业改造力度，努力发展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积极帮助西部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力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制度变迁对云南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制度变迁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把制度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将制度变迁效应从索洛余值中分离出来,分析制度变迁对云南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根据实证分析,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总影响为:在把制度变量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从3.9125%下降到2.3045%,技术进步率下降的部分为1.608%。或者把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总影响看作是:在把制度变量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1.85%下降到24.65%,下降部分为17.2%。     

西部开发的政策援助

制度的短缺是西部资本、技术、企业家形成的制约，也是东部要素“西进”的瓶颈。西部开发需要充足的制度供给，更需要充分的制度创新权力。单纯依赖市场机制不能在预定期限内实现经济增长的“区域梯度推进”，政策援助是西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要素。政策援助应突破以往直接投资的单一渠道，从制度供给、体制变革、政府建设、金融创新等出发，为私人资本的进入扫除障碍，从根本上解决西部经济进步的动力问题。     

教育投资、人力资本提高与西部经济的崛起——以贵州省１９５０-２００８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例

基于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利用贵州省１９５０-２００８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西部地区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短期因果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从长期来看，教育确实对西部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经济增长对各类教育指标也有显著影响。从短期来看，只有政府教育支出对总产出有显著影响，不过该影响为负，即政府教育支出增加１％会使得总产出减少０．１３％。此外，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和在校学生数在短期内对总产出没有显著影响。     

地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换的理论分析

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换的一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产业结构转换效应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动带动的非均衡增长。最后，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本文对西部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成长二者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探讨。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在增长模型中加入内生制度变量的局限性,然后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出发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构造了一个包含外生制度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自该模型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之下,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和制度变迁率之和.另外本文对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比较,并按照技术进步分类方法对制度变迁分类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西部大开发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

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西部大开发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及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实施西部大开发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着条件β收敛,而西部大开发后,区域经济增长由原来沿着均衡路径向稳态发展转变为发散性的增长;同时,西部地区各省经济增长也呈现较为明显的发散迹象。可见,西部开发战略改变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态势,西部地区逐渐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分析——基于扩展Solow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Solow模型(1956)为基础,把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同时纳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构造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的扩展Solow模型。运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各省的经济增长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特征,即在控制了各省间人口增长率、物质资本投资率、人力资本水平和制度因素差异后,可以观测到明显的经济增长收敛趋势。     

环境管制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同时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随着环境管制的深入实施,环境管制与工业经济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本文使用了我国2004—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关于环境管制强度与工业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通过静态固定效应模型、动态系统GMM模型以及分位数模型研究分析了...     

西部大开发以来贵州经济增长收敛性问题研究

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是研究国家及地区间经济增长论的重要课题。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贵州省九个地州市的年度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了,贵州省九个地州市存在显著的收敛,特别是2004—2007年间的收敛速度快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前,充分说明了＂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果,但贵州省经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以维持贵州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1978—2007年,贵州省9个地州市不存在条件β收敛。     

全要素生产率与湖南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运用传统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对湖南近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得出技术进步尤其知识存量的增加对湖南的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要素投入的贡献很大;除去这两个因素外的余下因素如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的提高和产业转移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很大。湖南现实要素存量已大于均衡所需的要素存量,导致要素投入的不经济。由知识存量的增加所导致的技术进步中,单独的技术引进和研发对经济增长是负作用,而两者之间的交互项却是正作用,说明在技术引进的的基础上必须进行研发,才能达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对湖南来说,走“引进-吸收-提高”模式的技术进步是适宜的。     

制度变迁中的制度外行为

通过梳理关于中国改革30年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认为改革启动后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动力源于经济主体的制度外行为,并通过对经济理论中关于制度、行为主体行为的重新审视,尝试将制度外行为作为变量解释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革与省区经济增长——基于内生视角的实证研究

首先利用主成分方法构建了各省区的年度制度指数,设计了制度的工具变量,即各省区的矿产资源禀赋和海外市场接近度,然后利用回归方程分析了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化导向的制度变革直接推动了我国省区的经济增长。     

从合格评估角度思考西方经济学教学创新

院长/书记与系主任、系主任与西方经济学教师在合格评估制度下进行两阶段博弈,结果是院长/书记和系主任都抓合格评估;而西方经济学教学教师愿不愿意进行教学创新,取决于系主任的支持力度和自身创新意愿。调研结果的实证分析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合格评估指标都影响西方经济学教学创新意愿。因此,院长/书记和系主任必须抓合格评估,为西方经济学教师教学创新创造创新环境,而西方经济学教师也需要主动创新,寻找教学创新突破点。     

欧盟五种经济模式的比较与发展趋势

欧盟经济并不存在单一的"社会模式",而是应该划分为五种经济模式,即西欧模式、南欧模式、英爱模式、北欧模式和东欧模式.每一种模式的特点各有千秋,并在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劳动生产率、就业增长率及政府支出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显示出各自的优劣势.未来欧盟五种经济模式发展的趋向将是相互取长补短,互相靠近,在取得社会公平与追求经济效率之间实现均衡.     

我国区域金融生态失衡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我国东中西部金融生态状况严重失衡，无论是在金融深化程度、资源配置效率方面，还是在金融制度创新等方面，东部的金融生态明显优于中西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区域金融生态差异是由既定的经济体制、法律法规等制度环境决定的。要解决我国地区金融生态失衡问题，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中西部地区要树立科学的金融生态观，二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三是要改善中西部制度环境，四是要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调节体系。     

FDI分布不平衡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近年来,大量FDI主要流入我国东部地区,对东部经济增长作用较为明显,而对广大西部地区作用较小。基于199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分布不平衡的FDI也加剧了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失衡。我国应继续大力吸引FDI以加快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把部分FDI引向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应采取措施积极引进FDI以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而逐步缩小区域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