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因素的贡献度

基于1978～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地区差异与农业增长进行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增长作用显著,土地产权制度、价格制度、财税制度变迁通过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经济利益来影响农业增长。同时,各地区中影响农业增长的各种因素及其对农业增长的要素贡献度存在差异。可从加强农村经济制度创新入手,结合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寻找制度创新和地区特色的结合点来促进农业稳步增长.缩小地区差异。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西北民族地区农业增长的实证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基于对青海农业增长趋势的分析,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就1978—2012年乡镇企业、财政、税收、金融、价格5个制度因素的变迁对青海农业增长的推动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价格制度、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在推动青海农业增长过程中作用显著,而乡镇企业组织制度和农村金融制度没有很好地发挥推动青海农业增长的作用。分阶段来看,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在推动青海农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但作用程度不同,由此建议把农村经济制度创新作为实现青海农业持续增长的主要途径。     

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

近些年来，中国居民收入总体增长较快，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追一步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本文分析了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状况，进一步论证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相对低下，是导致农民增收困难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此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对策。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治-经济理论模型作了大幅度的改进,并通过数理模型的推导提出了初始收入不平等与后续的经济增长存在着不确定关系的假说.在此基础上,文章分别使用中国21个省区的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对收入分配不平等进行了结构分解,测度了农村不平等、城市不平等以及城乡之间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农村不平等在解释人均产出增长时比城市不平等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农村不平等程度越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越大,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第二,城市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第三,城乡之间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外,城乡部门之间的不平等在解释城乡两部门的经济增长时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区域公平和城乡统筹方法必须有新的突破.     

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中国实证分析

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依据，认为制度变迁（即改革）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分别以非国有经济比重和合成的制度指数作为测度制度变迁的指标，把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率对包括制度在内的经济增长诸要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与资本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而人力资本没有显示出统计上的显著性。     

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文章简要评述了经济增长和增长因素分析理论，分析了中国20年来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并从定理研究的角度出发，评估和计算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导致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分析市场化和开放型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文章验证了制度创新与制度变革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之一的观点，指出中国的体制改革仍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上海市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上海市1978～2009年的数据

本文以上海市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利用附加出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研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劳动投入、资本存量与出口序列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出口每增长10%,将拉动经济增长3.29%;根据估算,1978～2009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69.9%。     

制度变迁对上海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简要评述了经济增长理论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90年代以来中国上海地区的各项经济数据出发,定量分析和估计了90年代后制度变迁对上海经济增长的作用。文章验证了制度变迁对于中国经济某一地区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指出了制度变迁对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谁是经济增长核心因素——兼评诺斯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理论的有效性

本文比较分析了主要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指出每一种理论模型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论为，诺斯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理论只适用于短期经济增长分析，而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更适用于分析长期的经济增长。     

产权变革、外资流入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1978-2008)

中国1978-2008年间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我们试图发现并量化造就这一经济奇迹的因素。一般认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但是这样的说法不够精确。这里提出了两个假说:产权变革(民营化)和外资流入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两个关键因素。我们聚焦于产权变革和外资流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机制,并使用一个包括中国大陆31个省、1978-2008年的数据库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支持我们的假说。我们推测,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取决于进一步的产权变革和对外开放,而不是国有化。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变迁与发展

中国是一个以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医疗制度既是中国医疗保障制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农村医疗制度的研究,对于保障农民的身体健康、缓解农民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担忧、维护农村社会繁荣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农村医疗体制改革重点应是建立完善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努力推动其向社会医疗保险方向发展。     

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与趋同发展——基于东盟国家1990～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集中研究东盟国家贸易发展、经济增长与趋同问题,并对1990～2009年间东盟国家贸易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和经济趋同的作用和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得出结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东盟国家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放松管制以及AFTA等制度安排是有效的;而在推动东盟国家经济发展趋同、缩小成员国收入水平差距方面,目前东盟各国的贸易发展政策和实践却没有显示出显著的积极效应。文章首先介绍了东盟国家贸易发展的基本情况;其次分析东盟各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及存在的差距;再次就贸易发展指标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其原因;最后进行总结,并就东盟贸易和经济发展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等问题提了几点看法。     

我国经济增长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而逐渐完善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必须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中进一步探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深入探讨制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原因,提出创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人口增长与制度变迁——人口增长相对停滞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变迁影响的分析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人口增长率从汉代至明代为零,而人口增长又是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因此,人口增长相对停滞不前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得以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历史变迁与制度创新

考察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变迁,是研究农村养老问题的学术起点。面对低效率的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各地纷纷进行了制度创新,形成了一些新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农村养老保险的制度创新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耦合的过程。     

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2009年数据的检验

本文基于VAR模型及协整检验,从整体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以及农村金融发展三个不同的角度,对中国1978～2009年问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正相关,金融发展效率与域乡收入差距负相关.本文得出的政策建议是...     

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本文首先用较简便的方法计算出了辽宁省的资本存量,然后通过经济结构演进和制度变迁与辽宁省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结构演进和制度变迁将通过影响资本效率或经济规模刺激经济增长。其中,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通过对资本效率和经济规模双重影响刺激辽宁省经济增长,制度结构仅通过经济规模来影响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对广东工业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自制度经济学产生以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试对广东工业领域的制度变迁效应作进一步研究,利用残差计量分析方法计量出1978~2006年制度变迁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即广东省工业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将制度效应分解成3个因子,并用各具代表性的指标进行量化,分析广东工业经济增长中各个制度因子的贡献度。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重新评价和审视广东省工业制度变革思路,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制度质量与FDI的产业增长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东道国制度环境入手,创新地将FDI吸收能力理论、溢出理论与制度环境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内,探讨制度质量对东道国吸收能力、FDI溢出效应的具体影响机制与效应。采用中国各省区1990~2010年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市场化程度的情况下,FDI的增长效应不再为正,甚至转变为显著的负效应。这表明,FDI在东道国的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制度门槛"效应特征。FDI对东道国的产业增长效应是通过当地制度环境改善来实现的,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FDI在该地区的产业增长效应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表明,改善制度质量的国内改革是提升对外开放质量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