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以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功能为视角

国际商事惯例具有可适用的法律功能,可被合同当事人直接用于合同;可作为合同的解释工具和法律漏洞的补充工具还具有一定的造法功能。国际商事惯例在两种场合下适用:国际商事交易的当事人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承认、采纳和遵从国际商事惯例;法院或仲裁庭适用国际商事惯例调整国际商事关系,查明案件事实、解释合同、补充法律漏洞或直接作为案件适用的准据法等。国内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既不可能也无须适用国际商事惯例。     

国际商事合同不可抗力条款对“新冠肺炎”疫情适用法律分析

2020年年初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国际商事合同纠纷。国际商事合同不可抗力条款的约定直接影响着新冠肺炎疫情能否适用及如何适用。在纠纷解决时需对涉案国际商事合同适用法律进行识别。适用国际条约(如CISG)、中国合同法的不同情况下,新冠肺炎疫情能否构成具体案例情景中不可抗力或艰难情势需要具体分析相关法律问题和事实情况。尽管我国法院在处理非典事件涉及不可抗力的实践可做参考,但非典事件与本次新冠肺炎有明显的不同。在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国际商事合同纠纷时要着重考虑具体事件与合同不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国际商事合同当事方不能笼统地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不可抗力而当然地认为其违约责任可以免除。     

论国际商事惯例的内涵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

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国际商事惯例不断增多,其实践运用也越来越广泛。国际商事惯例是在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步自发形成的,为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或某类贸易中所经常遵守和普遍接受并由此产生相应的义务感与合理期望的任意性规范。国际商事惯例则具有广泛性、概括性、现实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在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     

在事实与法律之间——析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性质

国际惯例概念的歧异主要是我们对“CUSTOM”和“USAGE”的不同译法所致。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性质向有事实说和法律说之争。国际商事惯例具有实践性、阶段性、任意性、国际性、自我强制力和主观意志性等法律特征。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性质是事实规范,不是法律规范。     

出口食品通关要点详解

<正>出口食品标准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规定,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保证其出口食品符合进口国家（地区）的标准或者合同要求;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有特殊要求的,还应当符合国际条约、协定的要求。进口国家（地区）暂无标准,合同也未作要求,且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无相关要求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保证其出口食品符合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我国商事习惯适用的法理依据及其立法构建

商事习惯是商主体在一定区域内的长期商事交易中重复采用从而对商主体具有约束力的交易实践.随着世界市场的日益融合,商法世界统一化进程加速实现,我国已在立法上确立了国际商事惯例的地位,但目前对国内商事习惯的研究和论述甚少,在立法领域也缺乏系统具体的法律规范.本文首先阐述商事习惯国内适用的法理和法律依据,同时借鉴国际性文件和各国立法例,建议通过立法构建国内商事习惯的适用规则体系,以弥补制定法的不足,进一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谈我国商事习惯的适用规则

商事习惯是商主体在一定区域内的长期商事交易中重复采用从而对商主体具有约束力的交易实践.随着世界市场的日益融合,商法世界统一化进程加速实现,我国已在立法上确立了国际商事惯例的地位,但对国内商事习惯的研究和论述甚少,在立法领域也缺乏系统具体的法律规范.本文阐述了商事习惯国内适用的法理和法律依据,同时借鉴国际性文件和各国立法例,建议通过立法构建国内商事习惯的适用规则体系,以弥补制定法的不足,进一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事实与法律之间——析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性质

国际惯例概念的歧异主要是我们对“custom”和“usage”的不同译法所致。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性质向有事实说和法律说之争。国际商事惯例具有实践性、阶段性、任意性、国际性、自我强制力和主观意志性等法律特征。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性质是事实规范，不是法律规范。     

条约在国内适用模式的探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我国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国际交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数目日益增多，国际条约在我国适用的问题也相应地更加突出。本文主要论述了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模式及我国的实践情况，针对我国适用条约状况提出些许建议。     

《公约》和《涉外经济合同法》主要内容比较

我国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签字国,并已递交了核准书,《公约》已于今年1月1日起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6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与合同有关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这样一来,在我国今后的进出口业务中,便有了两个重要的法律依据,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Is Non-discrimination Really Dead?

‘The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 in American commercial treaties, as conditionally interpreted and applied by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bably been the cause in the last century of more diplomatic controversy, more variations in construction, more international ill-feeling, more conflict between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municipal law and betwee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executive practice. more confusion and uncertainty of operation, than have developed under all the unconditional most-favored-nation pledges of all other countries combined’— Jacob Viner, 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24)     

自贸试验区法院适用CISG 的分歧及对策

从实证研究角度看,四大自贸试验区法院在适用CISG问题上分歧较大,各种类型的适用情形都存在,不仅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统一,而且不利于构建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适用CISG的分歧原因在于对CISG适用规则的认识不足、国内法律供给不足以及对CISG的熟悉程度不足。为增强自贸试验区法院在准确适用国际条约方面起到的表率作用,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方式,要求或引导自贸试验区法院准确、统一适用CISG。此外,加大培养精通国际经贸规则的高层次法律人才是增加CISG适用的基础性条件。     

税收协定与国内税法的功能与作用比较

功能是由事物内在属性决定的,作用是事物与外部环境互动后而产生的效应。法的功能是由其自身属性所决定的,而法的作用是法的功能的外部化和现实化。税收协定属于国际条约,对缔约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国内税法是一国国内的强行性规范,因而两者在功能方面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强制功能方面,由于两者的外部环境不同,两者所外化出的作用是不同的。     

论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规则及其演进——兼评析中国国际投资协定的变化及立法

为了平衡投资自由化和环境保护间冲突,早期的环境条约意图规范加入投资规则。晚近以来,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环境规则已经成为新式投资协定发展的重要特色。从国际投资协定纳入环境规则的立法模式看,经历了从投资协定到自由贸易协定的多元化发展;从立法内容看,已经形成从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的日趋完善的发展;从规范对象看,意图直接规范跨国公司的倾向已经显露。我国的投资协定在国际背景下也产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是无论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上都存在不足,需进一步完善。     

中美欧贸易报复制度的比较研究

WTO体制下,贸易报复是争端解决的最后保障,但WTO争端机制旨在解决成员之间的争端,因此,要赋予私人请求本国政府对另一国家进行贸易报复的权利,仍然需要国内立法.目前,各主要大国都通过国内立法赋予本国国民权利,以请求本国政府对另一国家进行贸易报复,为争端解决的国内程序和国际程序的衔接提供了基础,使得本国国民可以通过国内程序启动WTO的争端解决程序.与美欧相比,我国关于贸易报复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均不甚丰富,确实需要借鉴较为完备的美欧立法,完善我国的有关法律制度.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股东保护问题探究

在习惯国际法框架下,当股东直接权利受损时,股东可以以自己名义提出索赔请求,但股东股份价值的减少只能通过外交保护等间接方式得到救济。然而在现代国际投资仲裁体制中,仲裁庭实质上允许了股东直接提出利益损失的仲裁申请。由于现代投资条约缺乏相应的制度构建,使得仲裁庭允许股东直接提出间接索赔的行为引发了相应的风险,侵犯了公司债权人以及相关当事方的权利。为此,有必要借鉴习惯国际法与NAFTA的相关规定,对国际投资条约进行修正。     

刍议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仲裁机制——以中国的缔约实践为例

为减少与包括WTO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在内的其他涉税条约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的冲突,特别是,避免原有的投资者与国家间投资仲裁机制对本国税收主权的过度限制,中国晚近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引入了专门的税收仲裁机制。这一尝试值得期许。然而,该税收仲裁机制仍存在诸多的不足,这可能会削弱其应有的作用。对此,中国应参考有关国家的实践,作出相应的调整。     

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困境与突破——兼论《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法律体系的衔接

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因缺乏统一高效执行机制而使其高效、经济、友好地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优势难以充分彰显。新近生效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统一高效执行提供了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尚未建立完整的调解立法体系,更没有独立的商事调解法,也未形成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调解队伍,还未培育出成熟的社会诚信体系,有碍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为有效应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困境,在中国已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背景下,建议积极研究该公约与中国法律制度的衔接问题,完善商事调解法律规范并适时制定独立的商事调解法,建立专职调解员队伍,培育成熟的社会诚信体系。     

Trade law and trade flows

This paper develops and estimates a model to study the effect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mmercial trade law on trade flows. We focus on improvements aimed to privately resolve disputes among trading partner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The main novelty of the model is to explicit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contractual quality of importer and exporter (contractual distance) in an environment with informational frictions (contractual noise). Using a structural gravity estimation with high-dimensional fixed effects,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e empirical exercise is to confirm previous results and unravel new traits that align with our theoretical results. Arbitration has a moderate and positive effect on exports that increases (decreases) with the contractual quality of the exporter (importer) and the remoteness of markets. The effects of conciliation are similarly positive, but only for similar trading partners with high levels of income. Results also suggest both domestic trade law reform an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rade, with a stronger effect of the latter.     

从征收条款看《能源宪章条约》对能源投资的保护

一国的法律应保证个体的财产在不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不能因政府行为而被征收,这一原则在国际法中也有所体现,涉及国际投资保护的条约一般都有专门的征收条款规定。《能源宪章条约》作为专门针对能源领域投资进行保护的特殊条约,其第13条就是专门的征收条款,对征收的条件、赔偿等作了相关规定,并在国际能源投资争端解决中得到广泛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