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企业利润决定机制研究——基于异质性生产率的视角

基于异质性生产率角度提出决定企业利润的数量模型,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研究企业的利润状况,并且提出衡量企业利润状况的两种利润率,即销售利润率与投资利润率,最后实证检验生产率对企业利润的决定作用。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利润率具有逐渐提高的趋势,而销售利润率却具有逐渐下降的趋势;企业生产率与其利润规模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具有相同生产率的企业选择进入出口市场会获得更高的利润。     

我国零售业获利能力和运行效果研究

本文从零售业获利能力和运行效果着手,运用弹性方法对流动资产、销售获利能力及地区市场饱和度进行研究;运用增长速度和增长加速度对零售业地区资产利润率增长、资产增长、销售增长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我国零售业地区流动资产、销售获利能力下降,中西部地区市场饱和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地区资产利润率增长都是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地区资产增长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东部地区销售增长下降而中西部地区逐年上升.     

产品创新提升了出口企业加成率吗

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以加成率为视角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创新行为与盈利能力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出口企业产品创新行为提升了加成率;东部地区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加成率效应"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并不显著;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均有显著的"加成率效应",但劳动密集型企业并无该效应;民营和外资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均显著提升加成率水平,但国有企业并不明显;通过扩展的M-O模型,文章进一步揭示了出口企业产品创新对加成率影响的内在机理,理论结果表明产品创新带来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是该效应成立的关键,经验结果证实了理论命题。     

安徽省茶叶出口竞争力分析

作为中国主要的茶叶产区,近年来安徽省茶叶产量和出口均呈现了逐年增长的趋势,龙头企业不断壮大。但在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国内外经济环境日益严峻的挑战下,如何持续提升安徽省茶产业、企业出口竞争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安徽茶叶产业及重点龙头企业出口现状及内外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了持续增强安徽省茶叶出口竞争力的若干对策。     

市场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综述

对于服务质量较低的中国服务企业而言,市场导向水平对于提高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总结大量有关市场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市场导向水平不仅与企业的财务绩效呈现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而且与企业绩效的多个方面都呈现显著正相关的关系,且这种关系并不受企业国别、行业类别、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     

对沿海地区丝绸织造无梭化的思考

江苏吴江市地处沿海发达地区,丝绸织造历史源远流长.位于吴江盛泽西郊的明代石桥上至今仍留有这样一副对联:"晴翻千尺浪,风送万机声",足见当时丝绸织造业之繁荣.在本世纪初,与我国加入WTO相伴随,吴江丝绸织造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据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统计,最近三年吴江地区共从国外引进无梭织机15000台.全市1007家丝绸织造企业已拥有引进和国产无梭织机47900台,其中喷水织机39700台,喷气织机6500台,剑杆织机1500台,片梭织机200台,无梭织机总量比1999年增加4.78倍,全市织造无梭化率达81.3%,成为全国无梭织造密度最高的地区.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吴江丝绸织造业基本实现了无梭化.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承受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江苏机电产业和纺织服装产业为研究对象,对汇率改革3年来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梳理。首先,从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商品价格、出口增速、每美元出口成本和出口利润率的影响等方面多维度呈现了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承受力影响的特征化事实。接着,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出口额作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企业承受力的代理变量,以2002年1月～2008年6月的月度数据,对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江苏机电产业、纺织服装产业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计算了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对机电出口、纺织服装出口影响效应的大小,以此反映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企业承受力的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汇改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机电出口、纺织服装出口的抑制效应逐年增加,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出口企业承受力的负面效应正逐渐加大。     

出口参与对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4—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出口参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处于较低水平,整体呈"金字塔"型,且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基于全部样本匹配的实证结果表明,出口使得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按地理区位分组的结果表明,出口使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相对提高,按企业规模分组的结果显示,出口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逆规模"特征,出口的正向作用主要集中于中小型企业;按行业分组的结果显示,出口对于大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出口企业凭什么拥有了较高的生产率?——来自江苏省的证据

已有的研究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拥有高生产率的原因归结为显著的"出口中学效应".中国出口企业的实际情况则更有可能是在提供了清晰产权激励后,通过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而获得较高的生产率.不仅如此,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中学效应"还受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首先针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提出了一个简要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利用江苏省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验证,结论显示产权制度安排、市场规模、集聚效应和专业化分工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出口中学效应"中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减税与企业杠杆率——来自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年"两税合并"为自然实验,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减税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减税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负债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减税将引起企业负债水平上升;减税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在企业间呈现出异质性,减税降低了轻工业企业与无出口企业的负债率,但提高了重工业企业与出口企业的负债率;企业所得税减税改革对企业负债率的影响主要通过初始负债率水平高的企业产生.机制检验显示,存在"减税—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杠杆率提高"的作用机理.本文建议,在供给侧改革中,政府应注意减税的策略和精准性,实现减税和去杠杆的激励相容.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

本文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纳入扩展的M-O模型,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的提高通过促进产品质量升级进而提升出口企业加成率;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数据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命题;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竞争行业、非国有企业、退出企业和持续出口企业的加成率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二者的作用机制。     

高管薪酬与管理层权力、公司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基于上市港航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0-2014年我国23家沪深A股港航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探究高管薪酬与管理层权力、公司特征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港航企业高管薪酬最低值逐年提升,且企业间薪酬水平差距较大但不断缩小,五年间薪酬水平总体呈现先升后降态势;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薪酬的因素分别是公司规模、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率,其中前两者影响程度很大,资产负债率影响程度微弱;管理层权力、公司成长性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实证分析——基于“钻石模型”理论

入世以来,我国农产品出口数额不断增加,但是国际竞争力却逐年递减。基于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模型试图分析研究如何提升我国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首先,简要介绍了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即"钻石模型"理论,并从生产要素、国内需求、相关产业支持三个方面选取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因素;其次,通过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定量的分析各个因素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效力;最后,通过研究发现,生产要素总播种面积以及资本要素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比较显著。     

最低工资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DID与Heckman两步法相结合的方法

2004年以来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大幅度提升,使得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企业面临新的挑战。运用DID与Heckman两步法这一衡量最低工资政策与企业出口因果关系的新方法,通过对中国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和宏观城市最低工资数据进行匹配,探讨了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升对企业出口的可能性和企业出口规模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的负向影响更强;随着最低工资实施年份的增加,该政策对企业出口决策的负向作用逐年递增,而对企业出口规模的负向影响则逐年减弱;最低工资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产生负向影响,创新效应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这一研究结论为新时代地方政府制定最低工资相关政策提供了依据。     

环境信息披露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影响机制与资源配置效应分析

本文将中国创新型环境规制措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机制和资源配置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总体上会降低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水平,并且该抑制效应在不同的企业所有制、污染程度、地理区位、经济区位以及规制强度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由于存在成本不完全传递效应,出口企业自身仍需承担无法转移出去的部分成本,因而降低了加成率水平;与此同时,企业仍会采取动态性调整行为,通过改善产品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等方式努力抵消环境治理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总体上对全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在污染行业表现出显著的"去错配"效应.该政策通过提高污染行业的低分位加成率水平并降低高分位加成率水平,从而降低加成率分布离散度,提升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     

政治联系与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口退税——基于微观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测算了我国微观出口企业的实际出口退税额,通过引入四种形式的政治联系度变量,控制企业特征变量和地区控制变量,研究了企业政治联系与企业实际出口退税率的关系。基本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政治联系在地方政府分配退税资源时发挥重要作用,政治联系越强,平均出口退税率越高。国有资本比重影响不显著,就业、产出、赋税对于企业出口退税率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通过分样本回归检验发现,制度环境、经济发展阶段,政治联系对企业出口退税率的高低均会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实际层面的出口退税政策并不是一个"中性"的政策,基于政治联系的出口退税政策同样会扭曲整个社会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政治联系与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口退税——基于微观企业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测算了我国微观出口企业的实际出口退税额,通过引入四种形式的政治联系度变量,控制企业特征变量和地区控制变量,研究了企业政治联系与企业实际出口退税率的关系。基本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政治联系在地方政府分配退税资源时发挥重要作用,政治联系越强,平均出口退税率越高。国有资本比重影响不显著,就业、产出、赋税对于企业出口退税率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通过分样本回归检验发现,制度环境、经济发展阶段,政治联系对企业出口退税率的高低均会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实际层面的出口退税政策并不是一个"中性"的政策,基于政治联系的出口退税政策同样会扭曲整个社会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广东产业集群出口溢出的证据

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检验了集群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运用Heckman选择模型对集群内外企业的出口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集群内企业出口参与决策"生产率悖论"的存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该悖论的原因来自于产业集群引发的出口溢出效应,其中示范/模仿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对集群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均有改善作用;出口信息溢出效应则只提高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而对集约边际没有显著影响。     

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与出口稳定增长——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不同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考察如何通过出口退税政策促进中国出口稳定增长。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不同行业,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增长的影响不同;出口退税政策对机电行业产品出口的影响不明显;长期内,出口退税政策对高新技术行业、传统行业和"两资一高"行业的出口增长影响显著。因此,中国可以通过提高高新技术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和降低传统行业及"两资一高"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在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保持总体出口的稳定增长。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三元边际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贸易和工业企业的合并数据,通过构建企业运营资本投资敏感性指标作为企业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效应。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进入边际以及扩展边际呈现显著的制约效应,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影响不大,企业融资约束与扩展边际存在典型的"U型"关系。金融发展程度的提升能够极大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的制约效应;第二,从不同出口方式来看,融资约束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进入形成一定的抑制效应。在扩展边际方面,融资约束对从事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的高端出口能力产生极大的制约效应,而对一般贸易的出口能力影响不显著。此外,作为"看得见的手"的政府补贴并未对出口决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也并未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出口产生的抑制效应。因此,稳步推进中国金融改革进程,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适时调整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规模与方向,可能会有利于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