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地区制造业密集区产业迁移的区位选择——以广东为例

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是区域空间调控政策的基础,受到区域交易环境和企业生产指向特征的影响,区域交易环境由软交易成本和硬交易成本构成,企业生产指向类型则以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为基础。研究发现,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在迁移选址时,在空间上和时序上存在首先在过渡区然后迁移到边缘区的趋势,因此,当前广东以边缘区作为产业转移空间调控的重点地区是值得商榷的,空间调控的重点应在过渡区域。     

我国区域经济学的若干前沿问题

一、微观领域问题（一）企业迁移和产业转移。虽然我国学术界对产业转移进行了较多研究,但从微观角度对企业迁移研究的较少,这与国外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建立中国企业迁移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探讨企业迁移的基本特征、决定因素和动力机制、企业迁移与区域就业的关系、区域补贴对企业迁移的影响、地方政府之间对企业资源的竞争问题,以及企业迁移对迁入区和迁出区的影响,将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迁移研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企业迁移的现象开始出现。进入21世纪,随着宏观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企业为了使自身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得到发展,需要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转移。随着企业迁移的数量不断增加,以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企业迁移已逐渐引起各地方政府和学者的关注。特别是浙江企业迁移表现出他特有的强烈性,值得我门重点研究。本文先对企业迁移的定义和类型做简单的介绍,然后对国内外企业迁移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最后是对浙江企业迁移的现状和问题做出讨论,以及解决的方法.     

浙江民营企业跨区域迁移的"根植性"策略

近年来,浙江省民营企业跨区域迁移活动日益活跃,这是民营企业资本逐利本性和自身机制灵活性的现实体现。究其原因,既有受传统文化熏陶所孕育的企业家精神、迁移企业自身生态位跃迁等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也有生产要素禀赋区域差异、迁移企业"晕轮"效应以及产业群外部不经济性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企业迁移是在动态环境下的战略决策,不仅要考虑企业自身行为,而且还要考虑植入这些行为之中的社会和文化内涵,这种根植性也是迁移企业构筑核心能力的基石,迁移企业应根植于区域生产网络、创新网络和社会网络以获得战略性资源,实现可持续成长。     

企业扩张性迁移问题的辨识及其对策研究——以浙江民营企业迁移为例

企业迁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趋势,主要由于地区间资源的稀缺性所导致资源环境的差异及企业本身的逐利本性.企业迁移对迁出地区影响的优劣,要从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区域经济的升级发展等科学的观点辩证认识,本文最后针对所存在问题给出了对策性建议,把握企业迁移规律促进浙江经济的发展.     

民营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及迁移策略研究

近年来,企业跨区域迁移活动日益活跃,已经引起众多学者和政策制订者的广泛关注,企业迁移是企业决策者综合考虑企业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之后做出的战略选择。根据企业迁移的需要,存在着生存型、机会型和政策型迁移等类型,通过采取成本领先型、差异型、群聚型以及多元化等各种企业迁移策略,可以谋求新的竞争优势。     

试论人力资本增殖的工作迁移机制

在分析企业人力资本增殖路径及其功能后,探讨了工作迁移路径对企业人力资本增殖的特殊性,即优化人力资本与岗位的匹配关系和提高人力资本的激励水平,来促进企业人力资本更高效应用,达到实质上增殖人力资本的效果.最后,重点分析了工作迁移的非货币激励源和一个高校教师工作迁移的案例,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工作迁移路径在人力资本增殖中的作用发挥和相关研究.     

资讯

2008年1月，珠三角上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资企业面临关闭，更多企业则正在计划迁离珠三角。珠三角的巨变，意味着该区域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面临危机，在劳动力、环境等成本急剧上升的情况下，整个中国制造业被迫开始进入产业升级的阵痛期。     

人口迁移流动对城镇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人口迁移流动对于城镇劳动力供给和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均有显著影响.农村迁移劳动力与城镇居民就业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对城镇劳动力就业冲击不大.城一城迁移人口对迁入地人口的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均无明显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度一体化逐步演变为省际之间的分割,再次走向大经济区之间的分割和区内的融合.这种融合是借助农民工的迁移流动来实现的,因而在本质上依旧是分割的.     

浅析CEPA下香港和珠三角合作的利益分享问题

一、从 CEPA的效应看香港和珠三角合作的利益分享问题 CEPA下香港和珠三角所分享到的利益是不同的,这可从 CEPA给双方带来的效应看出.双方利益分享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同时也是利益创造的过程.而 CEPA下香港和珠三角主要是通过双方的产业结构升级来完成利益创造和利益分享的.合理的产业结构产生经济增长,是产业利益分享的前提. CEPA下香港和珠三角的产业结构调整思路是实行香港和珠三角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两地的资源整合,达到优势互补,实现双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基本思路是广东做制造业的基地,香港做服务业基地,实现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繁荣. CEPA的本质就是实现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主要通过合作双方的产业结构调整体现出来.     

进出口贸易抑制了企业创新吗——基于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开放经济下企业进出口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备受学者们关注,但从收入差距的视角出发探讨进出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鉴于此,文章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实证检验企业进出口、收入差距和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出口依赖对企业创新无确定性作用,中间品进口依赖则不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2)收入差距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活动,但有效缓和了企业进口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3)收入差距对创新的作用受到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限制,人均收入越高,抑制作用越明显;(4)企业出口规模不会对收入差距的直接抑制作用产生明显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全面开放新格局下进出口贸易政策的调整以及中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产业集群融资决策中的资本结构分析

融资决策是企业重要的财务决策,产业集群由于其固有的系统特征,由此造成系统内各经济行为单元在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与单个游离企业有很大的区别。通过对产业集群企业特别是集群企业中的中小企业的资本机构进行研究和分析,并通过企业价值的表现形式解释产业集群内企业的融资行为,以期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企业的融资决策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意见。     

基础设施类型、产业特征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

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引入教育供给因素,将其视为社会型基础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合并基础设施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两类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的异质性影响。实证研究显示: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产生不同影响,其中地区教育供给对企业出口促进作用显著,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作用并不稳健;不同基础设施对沿海和内陆地区企业出口有差异化影响;在产业特征框架下,基础设施供给对密集使用某类基础设施的企业出口促进作用明显。地方政府应重视社会型基础设施的贸易促进作用,调整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结构。     

珠三角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现状研究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跨国公司纷纷将一些非核心服务业务外包给外部专业机构来完成,离岸服务外包正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内容.珠三角离岸服务外包发展迅速,已经逐步形成了自身显著的特色,主要表现为：以承接软件外包为主,业务多元化趋势明显;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多数外包企业规模较小;以服务外包园区为载体,产业集聚效应凸显;以粤港合作为契机,港资企业带动作用显著.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企业内地域分工--以长三角为例

企业内地域分工是以企业为载体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同阶段要求不同的企业内地域分工形式与之相适应。伴随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区域内企业立足于整个长三角实现企业内地域分工的愿望也愈发强烈。本文通过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阶段企业内地域分工在其范围内不同表现形式的回顾，提出目前长三角范围内企业内地域分工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对新阶段下企业内地域分工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效应

基于产业结构锁定效应理论,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凤凰涅槃"式产业转型和"腾笼换鸟"式产业转移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路径,本文使用PSM-DID方法对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东北振兴战略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和产业转移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东北振兴战略可以通过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工业化、政府规模等影响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和产业转移;东北振兴战略既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异质性,也表现出一定的分类异质性,促进了衰退型和再生型城市产业转移,阻碍了成熟型城市产业转型。因此,应提升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突破资源型产业锁定效应,因地制宜地制定产业政策,分类引导资源型城市转型。     

进口贸易、生产率与企业创新

本文借助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与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构建了企业产品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进口价值替代变量,并从生产率的角度,对进口促进我国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进口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在生产率超过中位数水平的企业中显现。同时,机制检验发现,高生产率企业在吸收进口技术溢出和应对进口竞争时更具有比较优势。异质性分析发现,来自不同研发投入国的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知识产权保护则放大了进口对高生产率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和对低生产率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即使是生产率最低的一般贸易企业,进口也对创新起到了激励作用,而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不能从进口中获益。     

政府驻地迁移与企业TFP：契机还是危机？

作为改变辖区空间布局的重要政府行为，政府驻地迁移有助于提高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但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尚不可知。基于此，文章在收集、整理中国地级市政府驻地迁移批示时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政府驻地迁移的影响特征。研究发现政府驻地迁移显著促进了企业TFP提升，且这一影响与迁移距离存在正向关联。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驻地迁移具有一定“扶弱”倾向，在不利于高资本密集度、高补贴力度型企业发展的同时，有助于提升非国有企业TFP。文章研究结论在为地方政府驻地迁移管理提供参考的同时，也为理解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一个新视角。     

环境管制、区域差异与中国FDI工业企业技术效率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根据中国2001-2009年30个省区的相关面板数据,对包含环境管制在内的影响FDI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基于效果衡量的环境管制对FDI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有着显著的正的影响,基于污染治理投入的环境管制对FDI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有着显著的负的影响,而且企业投入在污染治理投资中的比重越高则负面影响越大。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市场自由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对FDI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也有着显著的正的影响。全国FDI工业企业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不高,虽然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势,但增长率却呈现出波浪下降的特点,并且在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间呈现从高到低的阶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