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基于政府认知的视角

文章通过梳理转型期中国农地制度发展史,从政府认知视角进行分析,并建立起挂钟模型。研究认为,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农地制度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农村改革以来,农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制社会的建立,倒逼政府进行制度变革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农地制度变迁的方向是进一步扩大农民的土地用益物权,保障农民的权益。提高政府的经济理论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是农地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复归抑或常态——一个经济解释

学术界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探讨大多基于已有的规范认识之上,局限性很大。文章试图通过重新审视建国以来有关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历程,找出变迁的内在逻辑,得出农地改革要符合农民的认知和意愿,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是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农地制度改革必须以农民的发展权为基础,有效的产权配置是农地改革成功的关键,只有在这样的理论指引下,抛弃各种已有模式的局限,中国农地制度改革才有希望。这不仅关系到历史经验的厘清,更是当下农地制度改革能否继续深入的前提。     

工业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变迁研究

本文从经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了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认为工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发展与我国当前的农地制度产生了矛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稳定地权、安定农民为目标,而工业化、市场化则要求土地产权清晰、自由流转,二者产生严重冲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农民四方之间的博弈决定着我国农地制度变迁方向性,而有关生产资料所有制、土地的意识形态、习惯风俗、传统观点的转变速度也影响着农地制度变迁的方式、速度、方向。     

中国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及其现实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通过分析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和现阶段农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从制度变迁的主体和绩效两个方面对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历程进行了概括;结合我国的国情,阐述中国农地使用制度创新的约束,对中国农地使用制度创新的路途选择进行理性分析。     

中国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及其现实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通过分析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和现阶段农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从制度变迁的主体和绩效两个方面对农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历程进行了概括;结合我国的国情,阐述中国农地使用制度创新的约束,对中国农地使用制度创新的路途选择进行理性分析.     

新中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变迁历程及启示

现行农地征用补偿制度产生了诸多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现实障碍.本文对新中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进行梳理,对不同阶段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效果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补偿标准,而在于农地产权制度、公权力的无约束、土地生产要素功能的被忽视和农民权利的缺失.因此,今后我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改革应主要从上述几方面进行.     

基于同质个体决策交易费用视角的制度变迁模型

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基础,逐渐发展了一个以交易费用、交易收益、交易利润或交易效率为核心变量,以制度变迁主体追求潜在利润最大化为动力,通过制度的均衡与非均衡过程的动态分析从而研究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当假设制度变迁主体都同质时,可以从这个制度变迁框架中抽象出主体理性、利益结构、资源约束、技术约束、制度约束等关于分析制度变迁的关键变量,以这些变量为基础可以构建一个以同质个体决策为基础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个模型将为制度变迁的理性选择分析、演化变迁分析和博弈演化分析的统一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     

后税费时代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本文在以往农地制度变迁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重新归纳了农村税费改革后村领导与农户的效用目标及约束条件，对于更高效用目标的追求导致二者在农地市场中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作为代理人的村领导在体现农户集体意愿的决策集合中进行农地制度选择，最终形成的农地制度安排实现了农户集体意愿与村领导的动态利益均衡。     

国外土地制度变迁中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比较与借鉴

该文通过对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越南土地制度变迁中的农民权益、土地使用、法制建设、市场服务、国家管制等方面的考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我国在农地制度改革创新以及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方面,应当始终把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放在第一位,赋予农民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加强农地及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制建设,构建农地运行的市场化服务体系,完善国家对土地的宏观管理制度。     

现行农地使用制度对城乡统筹的制约及改革思路

农地使用制度改革是城乡统筹的重要内容之一,现行农地使用制度中存在的农地使用权流转体系不健全、失地农民收益评估补偿机制不合理、农地保障功能过强等因素,制约了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农民城市化的能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迁移.现行农地使用制度制约城乡统筹的深层原因是人地矛盾突出的国情、农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改革的重点是完善农地使用权流转体系、规范农地征管制度、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昌吉市被征地农民生活状况分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现象时有发生。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农民土地被征之后其生活状况往往发生变化。因此,研究被征地农民生活状况问题,对于深化征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博弈分析

新疆“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土地流转是实现农牧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当前主要有两种土地流转模式,即以政府为主体实施的强制性土地流转模式和农户自发进行的诱致性土地流转模式.本文运用博弈模型对两种模式进行分析,并结合新疆典型的两种土地流转模式,即大泉湾乡模式和玛纳新模式,提出新疆应建立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政府＋合作社”土地流转模式.     

坚持农地集体所有的思考

本文在系统梳理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基础上,指出改革初期,为了满足农民的温饱诉求,党和政府逐渐认同了农民推出的“大包干”做法;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为了满足农民外出从事非农就业的诉求,党和政府赋予农民自主流转其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权利;现在,为了满足农民享有土地财产权益的诉求,党和政府应赋予农民土地股份的权利,将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按份共有的改革目标落到实处。股权是集体经济的基础。改革初期以含义模糊的承包权替代含义清晰的土地股权,是为了达成改革共识;现在以含义清晰的土地股权替代含义模糊的土地承包权,是改革深化和认识与时俱进的结果。     

乡村空间转换中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以滘中村为例

村庄土地利用变化是我国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乡村空间转换的核心内容。以广东佛山南海的一个经历了乡村工业化和后工业产业升级的村庄——滘中村为例,分析了该村30多年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后发现,主要表现为农业用地大幅度减少,道路、公建、居住用地阶段性增长,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相继增长。其次,从主体、成本与收益、制度因素和空间效应等方面对变化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下,土地转用的产业升级收益和资本化收益相对于转用成本的差异是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动力,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调节了这种差异。而土地利用变化带来了乡村城市化、流动性和村庄社会空间重构等方面的空间变化,推动了乡村空间的转换。     

农地确权、信贷配给释缓与农村金融的深度发展*

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环境层面的变革，农地确权帮助更多农户进入金融市场、促进农村金融宽度意义上的“量”变作用已经初步显现。但是，它是否可以提高农户贷款数量，缓解信贷配给并促进农村金融深度意义上的“质”变？这是一个重要但鲜有研究的问题。本文从供给、需求、交易成本、价格、风险配给等角度，分析了农地确权缓解信贷配给、促进农村金融深度发展的理论机理，并通过有序多分类变量回归及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户金融参与深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因降低信息成本而缓解价格配给，因弱化农户的损失规避心理而缓解风险配给；同时，数量配给和交易成本配给的释缓作用尚未充分显示。     

农村改革之土地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严格的经济学分析,是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农产品市场、农村金融、农村劳动力流动以及农村城镇化建设等领域,市场化建设严重滞后,成为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制度性障碍。因此,我国农村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继续深化农村要素市场的改革,建立健全农村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应切实转变观念,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明晰土地的产权关系,大力推进农村的市场化改革。     

从认知、文化层面深化中国制度改革——基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及发展的视角

继续深化改革,解决已显露出的深层矛盾,需要改革主客体从认知、文化层面加强理解与共识.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新古典经济分析中,指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形成了早期的制度变迁理论.从静态的制度均衡模型到动态的制度变迁演化理论,诺斯所强调制度与文化、学习和认知的联系对我们有很大启示.为了深化改革,解决矛盾.促进经济增长,我们有必要结合这些理论从认知路径依赖、文化模式层面对改革进行深入思考.     

永佃制的起源:演化博弈理论的解释

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永佃制的起源进行研究,探讨现阶段我国衣地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永佃制是从民间习俗逐步演化而来,演化过程是地主和佃户为了响应外部环境变化所产生的潜在利润而进行的动态博弈。得到的启示：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国家所有,农民永佃。为此应该限制政府权力,提高农民组织能力和可行能力;正确认识永佃制与土地兼并的关系;重视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当前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八个重大问题

文章认为,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粮食安全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缩小是衡量推进城乡一体化政策措施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主体应该是以专业合作社形式组织起来的农民;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发展农民之间的资金互助上;宏观调控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公平调控;地方政府绝不能与民争利;不断加大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应作为今后"三农"政策的基本导向;农村社区化的本质是要让农民与市民一样过上现代文明的幸福生活,而不是要化掉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