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新原则

对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原则而言,"财权与事权统一"或者"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提法都比较笼统。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逻辑应为:在明确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责和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匹配相应的财力,财权作为财力的基础。此外,应逐渐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权,与财力共同形成"财政共治力",以满足其公共服务职责的需要,完成支出责任。因此,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新原则为"明确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和支出责任,支出责任与财政共治力匹配"。     

新时期完善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基本构想及对策建议

现阶段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存在法律法规缺失、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纵向事权划分不明确清晰、各级政府间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等问题。要推动事权划分改革,明确各级政府职能重心,加快事权划分法治化建设,尽快形成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总体框架。     

论省以下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的完善

我国省以下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必须进一步理顺省以下政府间分配关系,以完善省以下预算管理体制。必须依照地方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合理、清晰地划分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支出责任和财权,规范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实行统一、规范、透明的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乡用”等财政管理方式改革。     

健全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体制

实现事权与财力的统一是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民族自治地方除了内部事权外还承担了很多特殊事权,政府组织和安排收入的财权不明,财力不足、财政困难问题仍十分突出。为此,应全面评估和规范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特有事权及其与上级政府的责任范围,以便确定相对自主的财权和一定程度的税收立法权和调整权。同时,国家要建立相对独立和稳定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基本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履行事权所需要的基本财力需求,并逐步提高财力供应水平。     

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财税制度操作层面研究

随着我国财税制度的深化改革,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财税制度已经成为改革的重点内容,其对政府财力的纵向配置问题具有直接关系,能够促进财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治理。在新一轮的体制改革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支出责任、地方事权和中央事权,对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与事权加以科学划分,从而构建现代化财政制度,有效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本文就对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财税制度操作层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现阶段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理论与实践探索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围绕财权、事权、财力、支出责任这四个要素,经过了几轮关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改革所表现的特征有二,一方面从收入端向支出端演进,一方面从全域向财政领域聚焦.《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让其中所明确的改革事项逐一落地,需要加强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探索.为了形成切实可行的中央、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方案,一要做好"办事"与"花钱"的学问,二要实施"双向平衡"与"上下结合"的方略,三要形成具体划分标准、路径、方法和流程.     

完善地方公共财政体制的基本思路

进一步完善地方公共财政体制,对于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从体制和机制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公共财政体制的基本模式是分级独立的财政体制。如何在清晰界定和划分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支出范围的基础上,赋予它们与其职责相匹配的财力和财权,建立真正的分级财政体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事权和支出范围、财权以及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为完善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提出相应对策。     

社会保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双症结”分析北大核心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难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的社会保障事权和支出责任是社保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与我国当前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中的症结一致,社会保障领域存在事权划分不合理、事权与支出责任不适应两方面的问题。为此,根据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要将社会保险事权上移,将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权下沉到地方政府。同时,要尽快实现事权的稳定,并将其与财力相匹配。     

论我国地方财政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我国地方财政风险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债务、财政支出与收入、财政赤字与管理体制等方面。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现行债务管理与财政管理体制不完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及其短视行为、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及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等。应增强风险意识,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合理界定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按照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原则,正确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广辟财源渠道,进一步规范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地方债务管理制度,有效防范地方财政风险。     

我国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思路探析

当前的县乡财政体制存在一系列问题:事权划分不清,支出责任模糊并倾向于向县乡政府推移,地方支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收入权高度集中等.研究表明:"省管县"和"强县扩权"有助于改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但只有与地方民主建设相结合,才能做到面向县乡居民的偏好和需求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关键在于:减少政府级次,细分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实施彻底的分税制,扩大基于财力均等化公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     

我国金融犯罪国际化趋势及其对策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业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与此相对应,金融风险加大,金融犯罪激增.金融犯罪的产生发展历程演绎着金融犯罪受金融业发展左右的客观规律.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国金融犯罪也呈现出国际化趋势.我们应从金融犯罪国际化趋势中寻求控制预防其发展的对策.     

全球视野中的金融创新:动向与趋势

目前,全球金融创新的最新动向包括金融机构的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金融监管的创新等.根据世界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我国金融业必须迅速调整的经营管理理念和发展战略,积极推进金融工具、金融技术、金融服务项目及服务方式、金融体系、金融监管、金融制度的创新.     

企业建立财务预警机制的研究

财务预警机制是企业选择重点检测财务指标,确定财务危机警戒标准,监测和发现财务危机,及时警示有关负责人员,并分析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原因、企业财务运行潜在的问题,提出防范措施的一种制度安排。企业应当建立财务预警机制,确定财务危机警戒标准,重点检测经营性净现金流量与到期债务、企业资产与债务的适配性,及时沟通企业有关财务危机预警的信息,提出解决财务危机的措施和方案。     

我国金融创新中的金融安全问题研究

金融创新在带来金融繁荣的同时,也会导致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就要深入了解金融创新和金融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进行金融创新。多年来,我国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也积聚了诸多安全隐患,如:商业银行内部风险不断暴露、影子银行迅猛扩张累积大量金融风险、债券市场违约愈演愈烈等。为此,未来我国必须依托实体经济,稳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不仅要完善金融科技监管框架,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还要加强金融安全国际监管合作,全面提升金融监管能力。     

市场运行平稳 改革尚需深化——中国金融业2005年回顾与2006年展望

2005年，中央银行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突出金融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宏观调控取得较好成效。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保险公司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各项改革深入进行。金融市场改革与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今后，中国金融业应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和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维护金融稳定。     

美国金融衍生品的异化与监管

金融衍生品的异化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金融衍生品过度脱离实体经济,导致高杠杆性、定价的扭曲性、风险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因此,中国应当坚持安全优先的监管理念,提高金融衍生品的透明度,适当限制金融衍生品的种类,稳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     

美国金融危机后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策略——兼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运行中的种种缺陷，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我国的经济金融运行环境与美国存在巨大差异，我国既定的改革开放策略不应改变。在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仍然要立足于实体经济，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坚定不移继续引进外资，实行金融产业结构的多元化策略，鼓励金融产品创新等。     

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与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研究

我国的金融监管应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通过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国际性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制定,借鉴国外金融监管经验,不断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     

金融全球化与我国的应对策略探讨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金融全球化促进了资源有效配置,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加剧了国际金融动荡,加大了国际金融风险。本文对金融全球化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金融全球化对我国金融业的挑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金融业应对金融全球化的策略建议。     

金融危机下构建我国金融安全体系研究

美国金融危机始于2007年夏季,之后迅速蔓延到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我国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以金融危机的反思为切入点,分析构建我国金融安全体系,应该稳步推进国家金融安全体系改革,强化中央银行监管能力,增强对金融创新风险防范的能力,构建全方位监控体系,防范国际资本抽逃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