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大战略建设小城镇

一、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 城市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是实现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实现城市化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一定要符合中国国情。城市化的过程是与农村工业化,农民职工化、市民化相互交织联动发展的过程。城市化的具体实施步骤,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和比例,受到经济、政治、社会、传统意识和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制约,从实际情况综合分析看,发展小城镇和中小城市群(圈、带)应是我国城市化的主体。     

现代化离中国有多远?

实现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现代化离中国到底还有多远?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指标研究课题组经过测算认为,中国现代化水平在世界120个国家中排名第66位。按改革开放20年发展速度预测,还需13年就可达到现代化标准。 实现现代化的10项标准是由美国现代化问题专家英克尔斯于60年代提出来的,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非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大学生占20—24岁年龄人口比重、人口净增长率、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多少人有一名医生、成人识字率等10项。 社会指标研究课题组根据世界银行出版的《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和联合国教科文年鉴、劳工年鉴等文献,收集了百万人口以上的1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个指标的1998年数据,用英克尔斯的标准作为衡量值,用综合指数法对各国现代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 根据此评价,1998年中国实现现代化指数为81.9％,1978年该项指标为59.6％,1990年为9.8％,1995年为79％。现代化水     

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失衡: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增长的困境,而且也发生了严重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基于教育资源稀释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研究了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口发展规律,从而论证了人口社会结构失衡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1)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方面可以使生育率水平持续上升,导致人口发展进入高生育陷阱,另一方面也能够使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让人口发展滑入低生育陷阱,由此形成了人口发展的"Z"形变化规律,即在中等教育水平上教育与生育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在较高和较低的教育水平上两者并无明显关联;(2)由于我国的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民族差距,那么在"Z"形人口发展规律的影响下,所有居民必然会逐步分化为两类,分别向生育率的高低两端集聚,从而就产生了人口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民族结构和素质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地,文章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县级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和Hausman-Taylor估计方法,验证了这种"Z"形人口发展规律及其所决定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不仅可以丰富当前的人口结构研究,而且对我国的人口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经济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推进路径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需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研究经济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的特征,探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路径。具体路径包括: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加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序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     

把握关键环节 加快两个转变

丹阳市是国务院确定的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基础较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过“七五”、“八五”的努力,丹阳经济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成为江苏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市)之一,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994年列全国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39位,列江苏省小康县(市)第9位,还被评为全国明星县(市).目前丹阳已开始从小康到现代化的第二次创业,提出了到本世纪末丹阳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1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跨世纪奋斗目标.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和新的历史性跨越,关键在于加快实现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实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项全局性的根本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结合丹阳的实际,我们认为从当前来讲,在实现“两转”过程中,必须抓住以下关键环节,才能尽快取得新的进展.     

基于pls-sem模型的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人口转移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在城市各项基本功能逐渐完善、城镇化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甘肃省城镇化发展面临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发掘一条创新、高效、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区域新型城镇化道路对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甘肃省14个市州2005—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等权重法,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五个方面选取变量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构建pls-sem模型分析各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度,实证结论表明:(1)2005—2017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小波动快速上升趋势,年均增速5.82%,12年间经济因素一直处于最高发展水平,人口因素处于最低发展水平;(2)经济因素(0.637)和基础设施(0.363)因子载荷最大,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贡献最大;(3)从路径系数看,对城镇化水平影响力依次为环境、经济、社会、资源、人口,人口通过影响社会和环境间接影响经济,最终实现更高的城镇化水平。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研究现状与趋势——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率近年不断提高的主要影响因素,实现城市常住人口的社会公共服务全覆盖,对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正导向功能,这必然需要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做出科学合理的测算与研究。文章通过使用CiteSpace5.6软件对遴选出的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研究的761篇样本文献进行综述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学者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研究的内容体系逐渐清晰,发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在理论上达成共识,并出现了该研究领域趋弱的态势;(2)发文量较多的研究机构和作者大多处于经济欠发达的西南地区,少部分研究学者之间已形成了一定的合作基础;(3)当前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成本将成为研究的趋势和热点。     

城乡统筹视角下的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研究

本文从城乡统筹的视角,通过将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置于统计口径上的同一可比评价体系,利用收入、消费、文教、居住、医疗、社保、交通通讯、人口负担等八方面的核心指标2003-2007的五年数据,采用时序全局主成分法(GPCA)对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的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基于综合评价的结果,从经济和社会两大层面对5年来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城乡差距及城乡发展的地域差距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并依此给出了我国各地区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统筹发展的排名.     

中国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理

传统村落作为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建筑艺术的重要载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我国西南地区1 912个传统村落为案例,运用计量地理法与GIS空间分析探索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不均衡,区域差异明显,且逐渐形成滇西北、黔东南—黔东北、黔南和云南红河州四大高密度区。(2)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结果显示:自然环境的影响因子最强,地域文化次之,经济发展水平等人文社会因子影响力较弱;各影响因子间交互作用增强,且海拔高程、坡向和河流间两两交互的增强作用最为明显。(3)从影响机理来看,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的形成演化是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政策导向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因素是决定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结构和发展方向的"基石",起着主导作用;人文社会因素是传统村落发展演化的内在驱动因素;政策导向是形成现有空间格局的外在动因。     

基于MATLAB编程的温州市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

如今,中国社会发展已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悄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建立了一套科学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MATLAB编程来方便快捷地实现评价结果,以全面反映温州市及各县(市、区)社会发展水平、各个领域社会发展状况,并结合温州市自身的特点,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     

人口双向集散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及其空间梯度

人口集聚的向度和深度调整,就会反映为城乡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利用"五普""六普"的"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以及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2018)从县域层面对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进行识别和区分,并利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县域层面人口双向流动对城镇化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的空间集聚具有明显的"节点"特征,人口自分散的区县向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市辖区的集聚过程十分明显;人口流入和流出的双向集散过程对城镇化有不同的空间非平稳影响;城镇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梯度性;人口负担反映的劳动力不足是制约县域城镇化的重要机制渠道;人口集散过程通过地区人口抚养比调整机制对城镇化形成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非农化程度和人口密度也是城镇化实现的重要基础;市辖区依旧是城镇化中心,相比县城具有更强的人口吸纳能力;城镇化要选择何种路径是未来区县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     

我国区域高层次科技人才发展环境评价与比较

从影响高层次科技人才发展的经济环境、科技环境、社会环境、生活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才市场环境等6大因素入手,选择33项评价指标,运用熵权法对我国内地（除西藏外）四大区域30个省（市、自治区）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发展环境进行评价与比较。研究表明：四大区域人才发展环境差异显著,东部地区优势明显,东北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弱,西部地区最差,区域内部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才发展环境也呈现明显差异。     

政绩指标转变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

近期,浙江省委组织部出台的《浙江省市、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试行)》明确规定,将地方政府负债率列入市、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实绩分析考核中的社会稳定与保障类指标,借以约束一些"寅吃卯粮"、举债搞"形象工程"的领导行为;首次引入26项评价指标,作为衡量领导干部实绩的标准,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曾经被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看重的固定资产投资、招商引资等均未列入考核指标.     

人口政策的调整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适应

我国当前必须坚持和完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这是由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决定的,是由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态势决定的,是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求决定的。从公权私权关系的角度提出"鼓励二胎"、主张借鉴国际社会的人口政策调整我国现行人口政策、认为我国人口风险在积累因而需要调整人口政策、从人口总量发展的数学逻辑角度提出调整人口政策、认为现行人口政策产生出许多实际问题因而要求调整,这些观点值得商榷。当前,应围绕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到零,同时促进人均绿色国民收入取得明显增长这一主要目标,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把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与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第二次飞跃结合起来,把解决人口问题与宏观经济调控结合起来,把养老保险逐步转向以社会保险为主,促进流动人口的统筹管理。     

西部11个省（市、自治区）的综合实力评价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本文选取27个指标作为西部地区11个省(市、自治区)的综合实力评价的原始指标,运用因子多变量统计分析法对27个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得到5个公因子。在此基础上计算出西部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综合得分,进行排序和分类,并对1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简单评价。     

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概念思辨及协调发展的理论再思考

文章通过梳理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相关概念及研究理论,指出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实践导向是现代化;尽管它们是同一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但是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在实践中未能正确把握,出现了种种错误倾向,由此构成了两者协调发展的实践基础。此外,之所以要"协调",是因为有差异;而"差异"功能恰恰是实现两个事物功能互补、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基础。基于这一命题判断,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也应该在这种差异性(异质性)上来探究。既然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表达是城镇化与非农化差异性(异质性)内涵的集中展示,那么从人口城镇化效应、产业非农化的效应来区分城镇化与非农化的差异性(异质性),继而分析两者的作用机理,揭示城镇化与非农化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便具有了逻辑的立足点。最后,文章从"协同共生、和谐共生、循环再生"的"三生"视角对城镇化与非农化的协调发展做了尝试性的思考和总结。     

西方人口转变的描述与解释

人口转(demographic transition)描述的是人类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过渡的演变趋势，反映随着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口再生产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及人口再生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该理论最初是对欧洲人口再生产动态特征的总结性描述，     

省直辖县(市)体制实现的路径及其影响

从制度环境的变化、双层架构的缺陷分析取消市管县(市)的必要性,总结了海南、重庆等地直辖县市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对省辖县(市)的两个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一是从强县扩权、强农扩权走向省直管县(市),二是在多层次、多类型的基础上实现省直管县(市).重点对推行省直辖县(市)与整体行政区划体制关系、影响进行了理性分析.研究认为,有条件地适度"分省"是完善省直辖县(市)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巩固省直辖成果的重要保障;对县辖政区而言,省直辖体制的实施将为推行"县下辖市"提供了体制基础.     

社会融合困境与城镇化“陷阱”:一个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将面临城镇化"陷阱"——缘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严重障碍而生成的多重经济社会风险与危机,主要表现在城市社会"二元"化、农民工群体边缘化和人口转移泡沫化、短期化。农民工社会融合困境有着经济社会成因,其中,制度障碍、文化障碍和农民工自身主观障碍是主要根源。跨越城镇化"陷阱"的有效路径主要有:推动农民工的社区参与和文化融合,培育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城市职业教育,实现教育的城乡一体化;扫除社会融合的制度性障碍,逐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社会治理,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目标有机植入社会治理之中。     

为何需要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特点之一,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在不同时期的人口基本国策.由于我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人口转变,花了50-60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传统型的"二高一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三低"转变(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无论是妇女生育率,还是其他主要人口指标,都从一个典型的欠发达国家类型迅速转变为发达或较发达国家类型,也面临了类似于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如迅速的少子化和日益严重的老龄化挑战.这是30多年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红利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现代化进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