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投资争端的国际投资仲裁解决研究

近年我国对非洲投资快速增长，而投资者常面临政权更迭、战争暴乱、外汇限制、法律政策不利变动等政治性风险。鉴于我国与非洲国家的良好外交关系，国际投资仲裁作为去政治化的法律工具，相较外交保护更适宜应对在非投资的政治性风险。然而我国投资者寻求国际投资仲裁解决中非投资争端存在多种法律障碍，主要包括已生效投资条约覆盖率低、仲裁范围受限、“岔路口条款”过于严格、对投资提供的实体保护水平较低，以及裁决执行困难等。当前，中国政府需推进与非洲国家商签或更新投资保护条约，提高保护水平，采取综合措施敦促东道国执行裁决，探索建立有中非特色的投资争端仲裁机制，为我国投资者启动国际投资仲裁解决投资争端提供制度支撑和保障。     

东道国风险对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旅游业是风险敏感度高的行业,然而较少研究将东道国风险纳入旅游业OFDI区位选择的分析框架中,学界对东道国风险与OFDI的关系亦未达成定论。基于此,文章使用2004—2015年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各类东道国风险对旅游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探析东道国风险在不同国家发展水平、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下的作用差异。研究发现：(1)我国旅游业跨国投资整体上呈现出显著地域性的风险规避倾向。其中政治风险的负面影响程度最大,社会文化风险的负面影响次之,经济金融风险的影响不显著。(2)较高的国家发展水平、较近的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能够有效缓解东道国风险对旅游OFDI的阻碍作用。研究完善了旅游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并证实了东道国风险对OFDI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差异,有助于进一步澄清我国OFDI的风险偏好悖论现象,推动了OFDI风险研究的深化。在实践方面,研究有助于为行业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海外投资建议和风险管控策略。     

风险偏好、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4~2013年中国对115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国家风险和投资动机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结论为:(1)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偏好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较高的国家。(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动机,以及一定程度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但效率寻求动机不明显。分国家类型看,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资源寻求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除市场寻求动机显著外,资源寻求动机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均不显著。(3)东道国与中国的进口、出口及其外资开放度变量的系数基本上显著为正,东道国的工资、法治变量的系数正负向不稳定、统计不显著。     

中国对非援助能否推动对非投资

中国对非洲援助和直接投资是近年引起普遍关注的国际现象。基于非洲国家样本的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揭示,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援助,有利于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当中国投资进入规模较小的东道国时,援助对企业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表明,在当前国际社会经济背景下,将对外援助与对外投资等政策结合起来,推动对外援助与对外投资的协调发展,是可行的政策选择。     

中国OFDI对非洲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38个非洲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研究了2006—2017年中国OFDI对38个非洲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中国OFDI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对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023%,远小于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对非洲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对非洲的投资也更倾向于实体经济,进一步证实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是基于互利共赢的发展目标,并非是单方面资源索取或经济操纵。     

基于模糊一致矩阵的我国 对外直接投资宏观风险分析

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复杂多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风险明显增大。判断与衡量东道国宏观风险状况,成为投资决策的重要前提。本文在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与政策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和行业风险等宏观风险基础上,选取对外直接投资限制性指数、不变价格GDP的变化率、利率以及破产企业数四个指标,运用模糊一致矩阵方法,对我国较为重要的投资东道国--十五个OECD成员的宏观投资风险进行了衡量和排序,提供了判断与衡量东道国宏观风险的思路与方法。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上市能源公司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中国能源上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东道国经济风险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企业进行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可提升企业投资效率;能源对外直接投资次数越多,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越大。此外,东道国经济风险则会抑制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作用。     

多维制度环境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研究

将制度环境划分成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维度,以2003-2015年中国对121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为样本,利用随机前沿模型,研究了东道国多维制度环境因素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结果表明:东道国法律、监管质量和货币自由度等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有显著的制约作用;而东道国民主化程度、腐败控制、投资自由度以及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会显著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水平较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因此,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客观评估东道国制度环境带来的投资效率损失,建立风险预警及应急制度;同时政府也应就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风险与东道国商讨,以保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利益。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上,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本地具有负面效应,但实证研究的结果是模棱两可的。2000年后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政治风险事件的发生也呈明显上升之势。本文对中国企业2003-2006年在73个国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此情况下,近年来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些高政治风险国家的迅速增长可能是由于中国企业独特的国际竞争力优势、部分企业的盲目投资,以及东道国战略性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度对本国政治风险的"屏蔽"效应。本文的结论对于提高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的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研究的文献综述

伴随国际投资的迅猛发展,非洲地区资源禀赋及经济地位重要性不断提升,带动了世界各国在非洲市场的竞争。中非友好交往历史悠久,经贸关系基础稳固,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业发展已经到了新阶段,通过对中非直接投资文献的整理研究,可以更好的指导中国企业走进非洲,与东道国互利共赢。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及潜力测度——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分析

文章通过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基从全样本和东道国收入双重视角,定量估计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与中国GDP,东道国GDP、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沿海,以及东道国与中国有共同边界及签订自贸协定或合作组织呈正相关关系,与东道国工资水平及中国与东道国之间距离呈负相关关系。而从东道国收入分类视角测度的距离、东道国工资水平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影响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方向及程度大相径庭。基于扩展投资引力模型将沿线东道国分为"投资过少"、"投资适中"和"投资过剩"三类。     

外商直接投资间接就业效应的传导机制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数量影响的问题。外商直接投资除了直接雇佣东道国的劳动力就业外,还通过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业链上游企业或下游企业、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影响,间接地促进或抑制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国内投资、技术转移、国际贸易等传导机制间接影响东道国国内就业。     

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效率与对策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增长,对非洲投资的质量和效率也引起较大关注。对2009~2013年在非洲投资排名前20的国家投资效率的分析表明:我国对非洲国家投资效率处于中低水平,且投资效率的国别差异较大。同时,我国对非洲投资处于收益递增阶段,投资规模还有一定提升空间。为提高我国对非洲的投资效率,应优化投资区位、扩大技术溢出效应和进行投资战略调整等。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国家风险评级与对策研究

为了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合理识别和评估东道国的国家风险,提高国家间投资合作的效率,本文以中资企业对外投资中面临的国家风险为主要研究对象,构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风险评价体系。从投入产出角度,运用超效率DEA模型与Malmquist指数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静态与动态的时间角度对2014—2018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风险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静态层面看,中南亚区域呈现较高的国家风险,我国应加强与东道国联系,重点关注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变化;欧洲地区特别是中东欧国家更适合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大;西亚地区投资风险两极分化,我国应密切关注高风险国家投资风险的隐患,并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从动态层面看,通过Malmquist指数分析可知,研究年份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风险在逐步改善,国家管理的整体趋势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基于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潜力研究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对经济全球化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中国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带来新契机,与此同时当今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引发了国际合作的热潮,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结合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新背景,从投资东道国特征的角度,探究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投资潜力,对调整投资策略、推进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RCEP14个成员国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就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投资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东道国数字化水平、东道国GDP、双边贸易额能够有效吸引中国直接投资,而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租金、通胀水平以及两国地理距离抑制了中国对其直接投资;(2)中国对RCEP各国的投资潜力存在显著差异,投资潜力成长型与投资潜力挖掘型的伙伴国家占比较高,表明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潜力空间巨大,仍待进一步实现和挖掘。     

减少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几条途径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因东道国或国际政治、经济因素以及自身经营管理等原因所造成的事先难以确定的导致投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从事直接投资的活动中,因东道国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所造成的投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政治风险虽然与投资者无直接联系,一旦陷入,便会使投资者难以应付。主要包括:政治体制变动风险、政策变动风险、国有化风险。     

辽宁省工业部门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以及技术进步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可以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提高投资质量以及缓解东道国的就业压力,而且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使东道国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近年来,辽宁省不断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提高了辽宁省的技术水平,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通过引用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的技术外溢效应模型建立计量分析模型,来探讨辽宁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     

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的影响日益广泛,其对当前国际投资领域的效率、结构、区域布局以及跨国企业的投资模式等都产生了深刻变化。基于全球125个东道国（地区）样本2003—2020年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倾向于投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地区）,而且在那些具有更高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开放程度与经济自由度特征的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我国OFDI的作用也更大;Ward系统聚类、自然断点分组结果显示在东道国（地区）,只有较高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才会显著促进我国对东道国（地区）的OFDI的增加;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贸易成本效应、投资便利效应两个重要渠道作用于我国OFDI;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对邻近地区OFDI产生挤出效应,并且挤出效应不会随着距离阈值的增加而衰减。     

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东道国SDGs的实现——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关系的深度拓展,不仅是双边投资合作发展的重要依托,更是加快实现东道国SDGs的战略契机.文章以非洲为例,利用2003-2019年5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基于合作区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和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合作区设立对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的影响效应和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境外经贸合作区设立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呈现积极的促进作用,并通过经济集聚、人口集聚、资本集聚、产业集聚、信用集聚五个微观机制有效推进了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为其实现SDGs奠定基础.     

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对外投资形成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