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目前反腐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改善政治体制、提高道德水平、完善干部选拔、教育和监督制度以及打击惩罚力度等非经济因素方面。本文试图对腐败活动中的经济因素进行分析 ,揭示腐败参与人的经济行为规律。本文的分析发现 ,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 ,目前中国的腐败泛滥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存在更多的腐败供给源和对腐败更强的需求。本文的结论是 :给定中国非经济领域体制的现状 ,改革公有企业所有制和降低政府干预程度可以大幅度缩小腐败的活动范围 ,大大降低腐败的供给 ,有力地扼制腐败活动的内在冲动 ,是遏制腐败事半功倍的得力措施。如不能根除腐败赖以泛滥的经济根源 ,反腐败的非经济手段所需的巨大成本是无法承受的 ,也不可能有效。     

浅议新历史时期下的反腐倡廉建设

近年来,我国不断出现腐败大案、要案,尤其是一批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反腐倡廉的关键时期的相继落马,引起了全国各界的震惊,同时也预示了中国政治体制建设中反腐败工作的深入。一批高官被惩治,既显示了我们党严惩腐败的决心和信心,又说明了中国腐败问题的严重,说明腐败问题必须引起党和国家以及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     

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经济分析

腐败与反腐败一直是公众关注的话题。腐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目前,我国公务员腐败现象较为严重,政府反腐的力度也很大。公务员腐败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也有利益驱使等其他方面的原因。本文从政府、寻租人和公务员的概率因素出发,通过博弈分析方法分析三者的期望效用,得到他们的最优策略,最后根据模型分析的结论,提出反腐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腐败、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2000-2007年的官方统计数据,本文考察了腐败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腐败是造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就样本区间内而言,腐败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要远远高于除去经济增长外的其它影响因素;腐败的收入分配效应具体表现为:增加城镇20%最高收入组居民收入的同时降低了城镇其它收入组居民收入;此外,由于我们测算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摘自官方统计资料,其没能将大量与腐败租金相关联的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包括进来,因此我们的研究还意味着陈宗胜(2001)和王小鲁(2007)的早期研究均低估了腐败对居民真实收入差距的影响。     

腐败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要想成功地控制腐败,必须搞清楚决定腐败的因素是哪些。本文在参考了前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腐败的决定因素用面板数据的方法进行了估计和分析,考察了不同国家腐败和公务员相对工资、经济自由度、政治自由度以及法治水平等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务员相对工资对腐败的程度高低没有解释作用,而经济自由度和法制水平有显著的作用,政治制度的作用则不确定。     

浅议经济建设时期腐败案件的成因与预防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腐败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论证了经济建设时期腐败案件的成因,并针对客观形势、主观心理、教育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今后解决腐败案件问题的相关对策。     

浅议经济建设时期腐败案件的成因与预防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腐败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论证了经济建设时期腐败案件的成因,并针对客观形势、主观心理、教育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今后解决腐败案件问题的相关对策.     

论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治理腐败的根本对策

腐败伴随着公权力而存在,中国同样存在腐败现象。人民群众是腐败的最大受害者。产生腐败的原因有多种,国家公共权力没有被有效地监督、制约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从腐败产生的原因看,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是治理腐败的根本对策。中国宪法确认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利用公民权利来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治腐败需要有具体的途径、载体和形式。而公民选举权的充分行使、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享有能有效地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     

1999:靠什么来启动中国经济

对于表现为“通货紧缩”的中国宏观经济,赤字启动不失为一副猛醒剂。然而近20年来中国经济波动周期及政策效应表明,扩张型的赤字财政政策启动的只能是经济速度,并非经济效益,在经济制度及政治体制踏步的前提下,赤字启动走不出重复建设、恶性腐败及催生通胀的陷阱。因此,从战略上来看,制度改革比赤字启动更富有意义,换言之,以赤字启动来掩盖制度改革将丧失已经不多的改革机会。     

加强廉洁政府建设:以问责和透明打击腐败

问责、透明和廉政是民主体制和民主进程的本质因素。问责和透明又是建设廉洁政府、打击腐败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廉政、问责、透明和腐败等概念的分析,对腐败的表现形式、数量、引起腐败的原因,以及腐败对民主政治和改革、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作了系统的探讨,也为打击腐败和分析政策改革的核心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案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