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一五”规划看执政方略的转变

党的十六大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理念创新社会治理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内容,是指导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创新社会治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改革,这一改革的路径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具有必然的联系。     

“十二五”时期中国发展的新看点

2011年,中国进入＂十二五＂时期,该时期将是中国发展中的又一特殊阶段。从我国发展史上看,自1919年以来,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路上已经经过了三个＂三十年＂,在第一个＂三十年＂（1919-1949年）内,通过军事斗争的形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第二个＂三十年＂（1949-1978年底）中,     

领导干部要经受住进退留转的考验

从今年开始,省、市、县、乡四级领导班子将自下而上集中进行换届,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现在,换届工作正在各地陆续展开,将涉及十几万领导干部的进退留转。作为换届当事人的领导干部,能否正确对待进退留转,既考验着领导干部的党性觉悟和胸襟气度,也考验着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直接关系换届风气,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十二五”规划能否顺利实现。     

“国家”的分化、控制网络与冲突性议题传播的机会结构

在冲突性议题的传播中,"国家"是主导性的控制力量,但又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其内部存在着权力的分化,这为冲突性议题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国家对媒体采用的是属地化管理的体制,地方政府控制了媒体的财政权,冲突性议题难以获得本地媒体的传播机会,国家内部存在的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则又进一步压缩冲突性议题传播的空间。冲突性议题的传播主要有"报道对象位于权力体系的底端"、"突破属地管理"和"政府有治理需求"三种机会结构,媒体在进行冲突性议题报道时,也往往采用脱离属地的权力体系、"用合作换取自主"等行动策略。在政治权力成为主导性权力的背景下,其他权力或群体也可以借助于政治权力的交换而控制冲突性议题的传播,这对国家治理和社会风险的化解是不利的。     

中国商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理论反思与实践路径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商会史研究经历了阶级分析、现代化以及“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三种理论范式的洗礼,最终殊途同归为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论的认同,将商会看作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终将形成与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商会在1949年后的完全国家化更加剧了这一认识。深陷这一理论陷阱的商会史研究,既无法持续产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理论成果,也无法为当代商会提供经验借鉴。但从实践出发可见,近代商会是在中国独特的高度集权的政府与简约主义的行政体系的悖论结合的制度框架下形成的“第三领域”,其中突出的半正式治理机制,体现的是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结与互动互塑,绝非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联系近些年崛起的“商协会”可以发现,“第三领域”的半正式治理传统仍在悄然运作,对于商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