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财爷唐英年之惑

香港前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为在加税前买车,陷入"利益冲突"遭廉政公署调查,梁锦松被逼在7月中辞职.财政司的职位悬空18天后,特首董建华终于宣布,由原工商及科技局局长唐英年接替梁锦松.     

嬲之良品——香港一日游

前段时间到香港公干,偶得一天的自由空间,和朋友(我和一位男同胞,一个靓女, 组成一个“嬲”字,碰巧我回家带的礼物是优之良品,我想我们的三人小组叫“嬲之良品”吧)游览了特别行政区,路线自已敲定,没去金紫荆广场、海洋公园、黄大仙、大屿山大佛等传统旅游景点,同样开心,回味无穷。     

香港地铁实现盈利性之问题探讨——对武汉地铁的启示

香港作为极为少数实现地铁运营盈利的代表,对于我国各地城市交通现在所面临的地铁困境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经济与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大,城市化的不断扩张,都使得城市交通面临着越来越多新的要求与挑战,而武汉作为地铁建设大都市,在地铁运营方式上对其有学习与借鉴的需要。     

参与式设计理念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以香港盐田梓村为例

参与式设计是现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常用的设计方法,基于乡村振兴中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社会关系,参与式设计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解决理念以及解决路径。以香港盐田梓振兴项目为例,该项目以尊重当地村民的意愿为主,重视群众参与,展示参与式设计在乡村振兴中的运用。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参与式设计仍处于探索阶段,有优有劣,其相关理论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仍需不断完善。     

浅析“三重一大”的历史渊源——及国有企业执行中的思考

中国的廉政文化源远流长,早在皋陶造律时贪污就定为重罪,期间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首重制度保证。集体决策制度于近代由我党我军发扬广大,并由无数次胜利证明其正确性。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正式对“三重一大”做出规定,并多次在国内重大会议进行强调重申和补充完善。国有企业执行该制度能够有效确保企业依法、依制、合规经营,为企业良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共利益”——随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法制专家型人才培训班赴香港考察交流有感

2012年11月19～20日，全国工商系统法制专家型人才培训班赴香港考察交流，笔者作为学员之一，有幸随团参加。整个考察交流活动安排紧凑、内容丰富、收获很大。     

都市里的隐匿之声——访李奥贝纳香港Group Creative Director Brian与创意总监Alfred

在香港,只有娱乐业,没有音乐业。电视、广播和其他主要传播媒体都以大型唱片公司为主导。然而在城市的某个地方。一种独立存在的音乐之声被藏匿起来,伺机浮现。Zoo Records是一家致力于打破主流音乐垄断局面的独特的音乐运营商,希望公众可以接触到奇异的音乐世界。     

口号文化中的经济政策转变——以1927～1949年问的根批地经济为研究对象

从我们几代人的成长历程采看，口号文化是我们最不陌生的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口号文化的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该文梳理了1927～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并结合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口号提出的背景进行分析，从中找出贯穿于其间的党的经济政策的转变通过对这一时期经济政策转变的分析，揭示1927～1949年间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的成果和历史演变规律。该文试图通过口号的变化探寻经济政策的变化，重点在于经济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绕过政治、军事等在那一时期占极大比重的问题，但作者将努力淡化这两个方面     

北京or香港,谁能扛鼎中国豪宅之巅?——京港豪宅双城记

北京与香港,分处中国南北的两座国际大都市:一座是中国的首都,国家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一座是全球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她们一中一洋;一个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一个时尚前卫现代发达。如此重要的两座城市虽地处版图两端,城市风格迥异,却都拥有着全中国水平最高的城市豪宅产品与市场。北京or香港,谁更能代表中国目前豪宅业发展的最高水平?两地豪宅市场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在哪?两地豪宅产品的风格有何区别?两地客户的需求一样吗?带着这些疑问,《安家》记者分别深入京、港双城,对两地豪宅市场进行了全面地考察与调研,并专访了两地的权威业内人士,为关注两地豪宅的购房者提供参考。     

“金融之宝”的两面人生——中银香港前副董事长、总裁刘金宝腐败案件实录

在中国金融界，刘金宝声名夙著，业内人士罕有不知其名者，在香港更是家喻户晓。然而，一般公众所知道的刘金宝，和真实的刘金宝不啻天壤之别。法院判决书显示，短短数年间，刘金宝贪污23起，折合人民币1428．87万元，个人实得752．07万元；受贿3起，折合人民币143．8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折合人民币1451万元。刘金宝案件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贪得无厌，更为严重的是他一边犯罪、一边升官，作案时间跨度达7年之久，而且在他的“带领”下，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和中银香港两地的7名下属官员（其中5人为副厅级干部）也一同栽进监狱，另有4名厅局级银行官员因此案被免职，破坏力之大、影响之深，在中国金融界堪称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