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基于创新、创业路径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促进包容性增长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创新、创业提升包容性增长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效果更好,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与区域特征存在协同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

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强国,需要关注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当下各领域数字深化的背景下,更要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本文首先构建包容性增长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出中国31个省（直辖市）2011～2020年包容性增长指数;其次选取指标,采用莫兰指数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采用LM、LR检验以及霍斯曼检验,确定使用时间固定效应形式的空间杜宾模型,并成功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模型;最后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三个维度对包容性增长的空间杜宾模型效应分解,并分地区进行了空间杜宾模型回归。最终得出结论,并根据结论给出政策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与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关系——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不但影响着经济增长速度,还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和效率。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效率的重要指标,因此如何通过金融手段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目前研究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根据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中国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结果显示:包容性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与东部地区相比,这一提升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区域包容性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青海的实证分析

包容性金融强调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向他们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必须有一套科学的包容性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通过梳理包容性金融发展现状,以及包容性金融在青海实践情况的基础上,从普惠性、可获得性、可持续性三个角度,选取区域内年末存款、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和人均存款余额、人均贷款余额、人均银行卡持卡量等25个指标,构建区域包容性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青海省为例做了实证检验。     

青海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初探

民间资本合理规范进入金融领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环节.在偏居西部、资源富集和民族聚居等特定省情下,青海省加快打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各类障碍,实现民间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良性转化,对提升金融包容性水平,撬动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具有特殊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包容性发展与包容性金融体系的构建

世界银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为破解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提供了思路,也为金融改革提供了方向。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金融性包容发展的概念和意义,继而从收入平等、私人部门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等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的不包容性,最后从金融市场、金融组织结构和金融监管等角度提出了建立包容性金融体系的思路和对策。     

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贫困减缓 ——基于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测算我国各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并在纳入产业结构升级这一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及门槛面板模型分析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减缓贫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在促进本地区贫困减缓的基础上,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减贫;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存在着双重门槛的非线性影响,一味追求包容性金融规模扩张反而会削弱对贫困减缓的促进效用.     

我国金融排除度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试图运用2008年的数据测算我国金融排除度,并解析各个省份金融排除度空间差异的原因。根据IFI指数计算结果表明: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9.7%的省份金融排除度低,54.8%的省份遭受了严重的金融排除,其余省份遭受了中等程度的金融排除。基于Tobit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金融排除程度的因素主要是人口年龄结构、地理特征、人均收入以及商业文化环境。     

我国金融排除度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试图运用2008年的数据测算我国金融排除度,并解析各个省份金融排除度空间差异的原因。根据IFI指数计算的结果表明:在我国31个省(市)中,9.7%的省份金融排除度低,54.8%的省份遭受了严重的金融排除,其余省份遭受了中等程度的金融排除。基于Tobit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金融排除程度的因素主要是人口年龄结构、地理特征、人均收入以及商业文化环境。     

数字金融和金融包容性的概念、优势与关系辨析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金融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数字金融能否促进金融包容性作为持续的热点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一系列探讨。本文首先分别对数字金融和金融包容性进行了概念辨析及优势分析,然后讨论了强制的金融包容性与“自愿金融排斥”问题,最后进一步对数字金融和金融包容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认为数字金融对金融包容性有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并且二者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     

基于包容性增长的我国微型金融发展的对策研究

微型金融作为向弱势群体和小微企业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的理念,倡导弱势群体共享金融资源,参与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包容性增长。论文以2011年各省份的截面数据为基础,分析了目前我国微型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且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探究了我国微型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为我国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微型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省际金融排斥变化趋势及差异分析

本文通过测算2005-2017年各省金融排斥指数IFE,研究了我国省际金融排斥的变化趋势及呈差异化的原因。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省份的金融排斥度最低,尤其是东部的环渤海和长三角经济圈中,金融极核中心——北京和上海较好地实现了金融资源扩散,故这两大经济圈中的省份排斥度普遍不高。中西部地区因金融基础薄弱,所以各省份的排斥现象较为严重,但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表明中西部较好地承接了自东部流入的资源,扩大了金融服务的使用和覆盖范围,提升了金融发展水平。因此,为了进一步缓解金融排斥,缩小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距,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投入,打造具有集聚能力和辐射能力的金融中心,并拓宽资源由东部向中西部流动的渠道,实现资源共享,促进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结构性影响

本文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结构性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家庭收入、能力、保障等）的影响基本表现为劣势群体获益较多的普惠红利，但包容性增长状况较差的家庭获益相对较少。普惠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机制包括创业、就业、金融素养和发展型消费，作用机制对不同群体也存在结构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传统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增强对包容性增长的正向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逐渐改善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的融资困境,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方向。本文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且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其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东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出现负增长;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技术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负向的溢出效应;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分维度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     

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基于2012-2016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匹配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决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的创业意愿,而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所面临的信贷约束、信息约束和金融知识约束来实现。同时,相对于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和农村中的高教育水平家庭,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城市中的低教育水平家庭更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数字金融普惠性和包容性的特征。     

金融治理水平、金融压力指数与金融脆弱性——基于SVAR模型的分析

十九大以来,加快推进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任务。完善金融治理体系、推动金融治理现代化进程、不断提升金融治理能力是维护中国金融稳定性以及金融市场良性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构建我国金融治理水平、金融压力指数以及金融脆弱性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近十三年来我国金融治理水平、金融压力指数以及金融脆弱指数的走势水平,并基于SVAR模型探究了三者的动态相关关系。实证研究表明,金融治理水平的提升能有效缓解我国金融市场压力、抑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在构建乡村振兴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使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数据,利用变异系数法测算省级层面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GWR模型研究30个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实证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乡村振兴,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能显著促进乡村振兴,但使用深度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不显著;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有抑制效应,西部地区抑制效应较为明显,东部地区促进效应较为明显。     

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同关系及动态演进

基于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法研究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大多数省份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或中度协调,两个系统的协调状态主要表现为普惠金融相对滞后;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地区相对差异和地区绝对差异都随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推进而逐渐缩小.     

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效率测评研究

本文运用BCC-DEA模型,以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绿色金融为研究对象,从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绿色金融投入产出效率进行静态分析。运用Malmquist指数模型从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全要素生产变化指数等多个角度动态分析了绿色金融效率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各个区域相互之间发展绿色金融的情况存在失衡现象,下游比中上游地区发展好,中上游地区表现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以及未来还有较大的发展和改善空间。从整体来看,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政策促进绿色金融发展,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引擎。应加大区域合作、加强技术创新、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效率的提升。     

中小企业集聚、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我国地级市的工业企业数据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中小企业微观数据,利用经济集聚指数测算了我国地级市工业两分位的中小企业集聚指数,使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中小企业集聚水平和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中小企业的集聚成长和地区金融发展均能够有效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二者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机制,东部和中部地区中小企业集聚和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其他地区。本文认为更为积极的中小企业集聚发展政策和完善的金融体系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