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内部控制能有效应对特质风险和系统风险吗?

着眼于从应对公司风险的角度探究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本文深入分析了内部控制应对公司特质风险和系统风险的作用机理,并以2009-2011年沪深两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内部控制能否有效应对特质风险和系统风险进行了实证检验。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就越能有效抑制特定因素的发生,使得特质风险水平降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防御能力越强,应对经济因素或市场因素变动的能力就越强,就越能有效弱化外部因素的冲击,进而使得系统风险水平显著降低。本文不仅揭示了内部控制在风险管理方面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也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及相关监管政策的实施效果检验积累了新的经验证据。     

监督还是合谋:多个大股东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对较高,大股东之间可能存在合谋掏空或监督制衡的关系,为此,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只有单一大股东的公司而言,具有多个大股东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更高;大股东数量越多、非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大股东之间股权偏离度越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外国投资者和国有法人大股东能够显著提升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多个大股东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公司所处地区的法律及市场环境越好,多个大股东监督效应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     

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股票投资回报与对冲策略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探究了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对上市公司未来股票投资回报的影响,通过检验2009-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发现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越高,上市公司未来股票投资回报越高。进一步探究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高的企业,未来的公司业绩越好、内控质量越高、代理成本越低,即提高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利用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构建了一个对冲策略,即买入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高的公司,卖出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低的公司,结果显示该对冲策略在短期与长期都可以获得显著为正的股票投资超额回报。这说明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并没有完全理解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所包含的信息。后续检验中,我们还发现最终控制人间接控制的公司比直接控制的公司对冲策略的有效性更强,信息透明度低的公司比信息透明度高的公司对冲策略的有效性更强。     

企业间高管联结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企业间网络关系的研究视角

本文从企业间网络关系视角考察企业间高管联结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文章基于2004-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结果发现:联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与目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具有相似性,即联结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目标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也越高。在进一步考察公司治理机制作用时,结果发现部分公司治理机制在会计信息质量的企业间影响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如果目标公司的治理机制越好(如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或独立董事比例越高),那么目标企业与联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相似性程度越弱。上述发现不仅在理论上为会计信息质量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也在实践上为政府制定和规范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有益启示。     

应对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生成流程优化

会计信息证据在国际反倾销中具有市场经济地位,在反倾销调查中定案、定价、定性、幅度确定,以及应诉中会计举证和会计抗辩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关系着企业应对反倾销的成败。我国企业现有会计信息证据生成流程已不能满足反倾销调查机构对会计信息证据可采性、及时性、相关性、可靠性等的需求。关注当下会计信息生成流程,导人应对反倾销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战略功能,探讨企业应对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生成流程优化方案,对于拓展会计理论创新,完善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战略支持体系,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内部控制对股权结构与盈余质量的传导效应

以2007～2009年我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引入中介变量的研究方法,检验并揭示内部控制对股权结构影响盈余质量的中介传导作用。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内部控制水平越低,盈余质量水平越低;股权制衡能力越高,内部控制水平越高,更利于提高企业的盈余质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越高,但盈余质量越低。总体看,内部控制对股权结构与盈余质量具有传导效应,但是显著性存在差异,对股权结构中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的中介传导效应要显著高于对股权制衡能力与盈余质量的中介传导效应。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吗？——基于内部控制和代理成本的视角

公司治理机制是影响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因素。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深入研究。选取2007—202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正向影响,充分发挥了外部监督效应;从作用路径看,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优化内部控制环境和缓解代理冲突等途径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国有企业和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更能发挥作用。     

公司内部治理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深市A股2008-2011年的经验数据

基于我国深市A股2008-2011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衡量会计信息透明度,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检验了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管理层激励等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同时发行B股或H股、扩大董事会规模可显著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两职合一不利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对会计信息透明度无显著影响;公司规模越大、业绩越好,会计信息透明度越高。     

产权性质、CFO背景特征与内部控制质量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以2008-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CFO背景特征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CFO的年龄越大、任期越长,内部控制质量越低;CFO的学历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女性CFO较男性CFO在内部控制建设方面存在相对劣势;CFO外部兼职有助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CFO背景特征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     

产权性质、制度环境与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近年来国内外监管部门、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与前沿问题。本文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产权性质与地区制度环境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利用厦门大学内控课题组(2010)构建的2007-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本文主要发现:首先,相比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相对较差,而非政府控制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之间则没有明显差异;其次,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低,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尤其是对于地方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并且,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有助于缩小地方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公司的内部控制与中央政府控制公司之间的差距。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相关主管部门及监管机构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企业应对反倾销成本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企业的反倾销诉讼实际上在反倾销法律的框架下对产品成本资料的申诉。良好的企业成本控制对保障产品成本资料有效性、完整性、准确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分析了反倾销成本控制中各个关键的控制点,借鉴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企业应对反倾销成本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构建,并基于案例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实践运用,以期对企业应对反倾销成本控制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反倾销如何影响了跨国并购

当前,贸易壁垒对中国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制造成了多重复杂影响。基于中国微观企业跨国并购以及反倾销微观案件数据,本文全面探究了反倾销贸易壁垒对跨国并购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通过多种稳健性估计发现,国家、行业不同层面反倾销壁垒,对企业跨国并购规模、并购数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反倾销贸易壁垒有助于企业规避特定国家政策冲击,进而对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具有一定带动效应;反倾销贸易壁垒加大了“上下游企业”并购协同成本,显著抑制了跨行业并购;反倾销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多重影响,与一国行业贸易竞争力降低存在显著关联。因此,要全面理性分析反倾销带来的跨国并购障碍与风险,制定符合企业自身的并购策略,积极利用同行业协同并购优势,规避贸易壁垒带来的负向冲击。     

借鉴美欧经验思考中国的反倾销法

通过比对研究发现，美国、欧盟反倾销法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公共利益的考虑”、“对出口商替进口商交纳反倾销税的作弊行为的制裁”、“反规避的措施”和“承诺”问题上存在微妙差异，而这几个问题在我国反倾销法中或未涉及，或阐述较为粗略。研究这些差异。将有助于完善我国反倾销法以及更好地应对美国、欧盟反倾销调查。     

企业应对反倾销的会计信息证据效力保障机制理论框架研究

首先阐述了企业应对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效力保障机制的研究意义,明确了该机制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由一个整合理论框架,以及严谨的概念基础和良好的创新语境等组成。然后,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动态分析,把国内学者相关研究的新进展和成效,国外经典的研究方法体系和关注企业策略性行为对反倾销的影响,战略性"反倾销管理"理念,作为设计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效力保障机制的借鉴,从企业战略层面及相应的制度配置与协调上,构建了与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相适应的会计信息证据效力保障机制。     

后配额时代中国应对美国纺织品反倾销的对策

国际贸易进入后配额时代,外国针对中国的纺织品反倾销案件将日益增多,在采取多方面的策略积极应对反倾销的同时,更要大力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推进市场化、法制化进程。     

反倾销中的公共利益问题

WTO反倾销协议允许成员方在倾销造成国内产业实质损害时采取反倾销措施。反倾销在保护国内产业 同时，会损害进口国下游产业和消费的利益。在反倾销程序中引入公共利益评价，能够避免反倾销成为片面保护国内产业利益的手段，而使其服从于公共利益的需要。WTO和欧盟、加拿大等成员方的反倾销立法对公共利益问题作了不同规定，主要体现在公共利益条款和减幅征税条款中。我国现行反倾销条例未就公共利益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应予完善。     

反倾销应诉中的会计问题探讨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案件最多的国家;同时,由于受市场经济地位歧视的影响,中国被裁定的反倾销税率也是世界最高的,由此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反倾销已成为中国企业和中国会计界必须面对的话题.因此,从新会计准则实施(2007年1月1日在中国上市公司率先采用)的视角审视反倾销,研究我国企业反倾销应诉中的会计权益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反倾销诉讼会计研究述评

反倾销会计和反倾销应诉会计的研究,近年已成为热点问题并且取得了一批重大科研成果.但相对于构建反倾销会计学和反倾销应诉会计学两门学科来说,这些成果还远不能满足其要求.就整体状况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反倾销诉讼会计研究会,以推动该领域的研究进程.     

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的测度方法研究

根据研究目标与研究问题的属性,结合文献类别分析结果与基于扎根理论指导下获取的数据支撑,研究了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指标选取问题,构建了测度模型,并按照指标筛选方法确定了相应测度指标.然后,通过对指标权重确定与综合测度函数构建,具体阐述了测度指标运用原理,尝试性的对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方法进行了研究.     

我国的反倾销局面与对策

反倾销是国际公认的可以采用的贸易保护措施。我国加入WTO后在反倾销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我们应当认清当前所处的反倾销局面，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和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