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的视角讨论中国和平发展外交目标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外交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知,中国外交目标的设定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在设定目标的过程中,自我认识必须参考他者认识,内向思考与外向思考相结合,在此基础上,从国家利益出发得出合乎客观的主观认识。中国外交目标的认知与判断,具体体现为关于发展目标、政治目标、安全目标和文化目标的认知与判断,国家利益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作为一种主观认识,中国外交目标的设定是一种价值选择,它主要取决于中国对客观环境、自身国力的主观判断。     

双重身份与中国的机遇期

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的利益、立场和实现利益之途径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当今正日益被视为一个"大国"。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参与国际互动有迥异的机制与结果,因此中国面对着双重身份的困境。要破解这一困境,中国一方面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同互动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解决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在对外关系中,中国需要应对国际体系所内含的权力政治、国际制度与观念建构等主要影响机制,适宜地开展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中国只有利用体系的系统效应,趋利避害,处理好实力的发展与运用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论中国双重身份的困境与应对

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的利益、立场和实现利益之途径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当今正日益被视为一个"大国"。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参与国际互动有迥异的机制与结果,因此中国面对着双重身份的困境。事实上,中国被赋予的"大国"形象和外部世界针对中国所开始的权力政治互动,已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凸显了消极的影响。要破解这一困境,中国一方面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同互动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解决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在对外关系中,中国需要应对国际体系所内含的权力政治、国际制度与观念建构等主要影响机制,适宜地开展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中国只有利用体系的系统效应,趋利避害,处理好实力的发展与运用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新中国70年经济外交:观念与选择

建国70年来,中国经济外交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外交在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经济外交反映着一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判断、对自身国家利益的权衡排序,以及对战略意图之实施方案的选择。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经济外交的丰富内涵可以被归纳为一条简明的线索,即如何在特定的国际秩序背景下,以有效可行的方式寻求国家核心利益的实现乃至提升。中国在不同阶段特有的秩序观和利益观构成了关于决策背景和追求目标的理解,进而影响和塑造了关于具体路径的选择。     

论公共外交的安全利益导向——基于对美国公共外交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现阶段存在把公共外交向文化外交方向牵引的趋势,公共外交实践中同样更加偏重文化领域,以至于无法明确区别公共外交与文化外交等其他非传统形式的外交。公共外交最早发轫于美国,对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是准确认知公共外交的基础。作者以美国官方资料为文本分析对象,以具体的公共外交实践检验公共外交理念,试图找出公共外交的本质特征。研究发现,公共外交之所以确立并演变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于它与其他外交形式不同,有着明显、直接的安全利益导向;以各种手段影响外国公众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减少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威胁,是美国公共外交的基本内涵。作者由此认为,中国公共外交不应偏离安全利益导向,应把重心放在化解中国崛起的困境上。     

变革的中国与人道主义干预北大核心CSSCISSCI

人道主义干预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有一些变化。作者从中国外交理念、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和国家利益三个维度来解析这种变化。冷战结束以来,这三个维度的因素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它们在特定时空下的交错互构塑造了中国的行为逻辑,由此导致中国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反应迥然不同。具体而言,当危机涉及中国核心或重大利益时,中国将捍卫自身利益,反对强制干预。如果不涉及核心或重大利益,中国将采取灵活的应对政策:在人道主义干预规范认可度高的阶段,中国倾向于遵循国际规范行事;在干预规范认可度低的阶段,倾向于从自身外交理念出发设定立场。中国外交理念从"韬光养晦"、"负责任大国"到"奋发有为"的转变,对其在人道主义危机中的行为方式和介入力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变革的中国与人道主义干预

人道主义干预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有一些变化。作者从中国外交理念、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和国家利益三个维度来解析这种变化。冷战结束以来,这三个维度的因素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它们在特定时空下的交错互构塑造了中国的行为逻辑,由此导致中国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反应迥然不同。具体而言,当危机涉及中国核心或重大利益时,中国将捍卫自身利益,反对强制干预。如果不涉及核心或重大利益,中国将采取灵活的应对政策:在人道主义干预规范认可度高的阶段,中国倾向于遵循国际规范行事;在干预规范认可度低的阶段,倾向于从自身外交理念出发设定立场。中国外交理念从"韬光养晦"、"负责任大国"到"奋发有为"的转变,对其在人道主义危机中的行为方式和介入力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国家海外利益风险的外交管理

依据关于公共利益风险管理的学术讨论,作者针对国家海外利益风险的外交管理提出了五个分析假设:(1)当代国家海外利益越来越成为国家对外政策与安全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国家海外利益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类别的风险;(3)企业界对经营风险管理的模式可成为政府机构管理公共风险的工具;(4)国家海外利益可通过国家外交机构进行外交管理;(5)海外利益风险的外交管理应具备整合资源、系统、功能、技术等国家对外能力。据此认为,中国具有有形与无形的海外利益。同时,中国的海外利益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区域、领域的拓展难免蕴涵着风险。为了有效应对、降低和排解国家海外利益风险,中国需要在外交战略考虑、制度安排、资源配置、机制创新、公共教育、技术开发与利用、国际合作等方面推动海外利益风险的外交管理。     

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在全球化时代日益深度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国越来越需要通过政府外交手段来保障自身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于是金融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态逐渐在中国兴起。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国际金融外交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在全球层次上,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主张改革既有国际金融体系;在区域层次上,中国大力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以构建东亚区域金融秩序;在双边层次上,中国通过与部分友好国家和关键国家加强双边货币互换和推进本币结算来减少美元依赖、增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在危机之后,中国的金融外交体现出一些新特点:在目标上,体现出改革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以欧洲和欧元为次中心的既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抱负;在手段上,主要通过多边和双边的制度化平台来表达中国立场;在对象上,中国金融外交着眼于新兴国家和周边国家;而在执行主体上,中国逐渐加强金融外交的国内制度基础,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金融外交决策体系,从而保障了金融外交的执行。金融外交构成了中国外交过去四年来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领域。     

中国外交分权体系下的议会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议会外交的兴起打破了由行政机关垄断外交权力的结构,创造了一种对外交往的新范式。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进行的国际交往也属于议会外交的范畴,但与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制衡式的议会外交有显著差异。对于中国议会外交的研究,应将其放置在外交分权体系之中,侧重对于总体外交下全国人大的外交地位的研究,并总结中国议会外交的策略与方式。具体而言,中国的外交分权体系表现为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相结合的"外交双重权力格局"。议会外交既是最高国家权力的直接运行,也是执政党领导下的总体外交的重要环节。在全国人大内部的职责分工上,"一院双层"的宪制构造使得议会外交的职能集中于常委会层面,并且建立了制度化的内外分工协作机制。在开展议会外交过程中,全国人大逐步明确了议会外交的目标,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策略方式,以服务于总体外交、促进经济发展并提升人大自身工作。现有外交分权体系确定了议会外交的制度空间,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则为规范外交分权体系、廓清议会外交的权力边界提供了制度契机。     

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是我们党制定外交方针和政策所必须考虑的基本因素,虽然国家利益表现为一种客观存在,但它又深受决策者主观意识的影响,对国家利益的价值判断及其优先顺序的考虑不同,必然导致对外政策的极大差异.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观、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观和注重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观.     

试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性关系

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始终具有战略意蕴,相互理解与尊重的政治关系始终是双边关系的主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双方关系的发展经历了由双边到多边、由政治领域为主到经贸、能源、安全、文化等多领域全面提升两个阶段。今后,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关系要取得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双方在认知领域存在的误判与误解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和利益摩擦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审视双边关系,提升中东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战略定位,构建中国特色的中东战略,加强中国对中东和伊斯兰国家开展的包括宗教交流在内的人文外交。     

论中国海外利益

中国海外利益是指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通过全球联系产生的、在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以外存在的、主要以国际合约形式表现出来的中国国家利益。海外利益保护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海外利益需要通过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完善国际制度建设以及加强国家(外交)能力建设等手段来实施保护。在海外利益保护过程中,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独特性以及国内政治经济体系消化外部压力的方式,促使中国形成与近现代西方国家海外利益保护不同的模式。     

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外交概念研究

本文提出经济外交新概念 ,从经济外交的三个主体 (国家、国际组织和争取独立的民族 )和经济外交是外交内部的一个分支等四个方面阐明了经济外交的历史、现实和理论根据 ,并从有利于纠正片面强调外交政治属性的偏颇、有利于促进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有利于外交的专业化分工、有利于强化经济意识、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建设、有利于树立经济外交新形象等六个方面 ,论述了我国推行经济外交的必要性。同时 ,文章还从总体外交的角度提出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着机遇和挑战的严峻课题。     

灾难外交:一种新的外交方式?——印度洋地震海啸启示录北大核心CSSCISSCI

身处灾难发生频繁的世界,如何处理受灾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使外交发挥更佳功效便被提上议程。对受灾国和其他国家而言,灾难外交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外交方式;灾难外交实践对国家利益和国际公共利益凸显重要的现实价值。灾难外交具有灵活性、形式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体现了外交的文明和技巧要求,但其实践过程却存在不少制约因素。灾难外交能够推动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实现。我们将结合印度洋海啸后的国家活动展开分析。     

灾难外交:一种新的外交方式?——印度洋地震海啸启示录

身处灾难发生频繁的世界,如何处理受灾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使外交发挥更佳功效便被提上议程。对受灾国和其他国家而言,灾难外交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外交方式;灾难外交实践对国家利益和国际公共利益凸显重要的现实价值。灾难外交具有灵活性、形式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体现了外交的文明和技巧要求,但其实践过程却存在不少制约因素。灾难外交能够推动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实现。我们将结合印度洋海啸后的国家活动展开分析。     

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讨:权力运用与利益维护北大核心CSSCISSCI

公共外交的政治实质是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公共外交不只属于文化和传播学范畴,更属于国际政治学范畴。公共外交是国家运用特殊权力手段,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外交行为。作者分析了公共外交运用权力的方式,指出公共外交发挥其社会接触功能、适应相互依赖的新安全环境、丰富国家开展传统安全竞争的手段、巩固重要安全关系、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维护国内政治安全等方面的政策功能,阐释了公共外交在国家海外利益扩展和保护、应对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和文化摩擦、推动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特殊作用。从公共外交的政治基理出发,中国外交应当从多个方面推动外交的整体转型,其中包括对外国社会的有效接触、外交工作的价值观支撑、外交政策的政治传播分析和话语权掌控、外交博弈中的对内社会动员等,加快提升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国际经济合作等重大问题上的公共外交水平。     

商务外交:美国实现贸易政治战略转变的途径

作者从商务外交的新视角论证了美国实现贸易政治的途径。商务外交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概念,是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政策中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战略的交融。从政治外交到商务外交是美国实现贸易政治的重大战略转变。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1)商务外交贯穿于美国贸易政策和对外战略制定、实施和调整的全过程;(2)商务外交是美国实现国际政治和外交目标的最佳途径;(3)商务外交是美国驾驭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和实现区域贸易外交政策的主要途径;(4)商务外交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与机遇——以中国和墨西哥为例

本文首先对困境与机遇的概念进行界定,认为两者皆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判断与感受,因不同主体及主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而相异,受主体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影响,困境包含机遇。笔者主要通过两个典型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墨西哥为例,描述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与机遇：经济领域内的机遇—困境—机遇模式;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相矛盾的困境与机遇;国家安全的困境与机遇。     

外交决策的微观分析模式及其应用北大核心CSSCISSCI

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只有经过实际的外交决策过程,才能产生最终的外交政策结果。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微观模式:对决策者认知和个性研究的模式、小集团思维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等。但是,这些模式存在信息的不充分性、应用的普遍性以及解释力的不完备性等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对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不同的外交决策模式,如基于外交决策所涉及问题的性质的分析思路、基于最高决策者的分析思路和基于决策单位的分析思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