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的跨国投资行为日渐活跃,人民币汇率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我们发现,人民币汇率升值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汇率波动抑制对外直接投资,而汇率预期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相对劳动力成本及资源禀赋等,也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容忽视的因素,但东道国开放程度及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当考虑"走出去"等一揽子战略的配套和协调。     

基于引力模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一直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通过利用2004—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借鉴"引力模型"原理,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得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双边贸易额,经济距离以及工资水平等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时,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做出最佳决策。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文章选取中国对东盟各国2003—2017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等相关数据,应用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建模方法,借助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水平及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结论是:各变量的系数多为显著,中国的投资会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及第三国的互补效应;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和劳动力工资水平与投资存量呈负相关关系,而东道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会促进中国对其的投资。据此,文章提出确定区域聚集点,以东道国的不同的区位优势和要素禀赋选择投资区域等政策建议。     

基于AHP的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环境评价

石油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诸多风险,在选择对外投资的目标区域时应综合考虑属地资源禀赋、针对目标油田的竞争对象、东道国经济政策、东道国政治和文化环境、属地油田技术条件、市场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结合多种影响因素,运用AHP方法,对美国、巴西、安哥拉、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六国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有助于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切实可行的"走出去"战略和措施。     

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启示

东道国文化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间的文化差距越小,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的风险相对越小。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同样必须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双边投资协定是两国政府为了促进和保护双边投资签署的协议。作为特定的联系两国的双边制度因素,双边投资协定给企业提供了不同于国家制度环境的保护,因而对企业的投资区位决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了关于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母国制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作用的研究框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年至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本文有三点发现:首先,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其次,双边投资协定能够替补东道国制度的缺位,对于促进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签约国投资的作用更大;此外,双边投资协定还能够弥补母国制度支持的不均衡性,对于帮助非国有企业到签约国投资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     

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定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尝试回答东道国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重点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不同维度制度距离与企业区位选择关系的调节作用.用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正向制度距离促进了企业投资到东道国且双边投资协定正向调节了两者的关系;(2)双边投资协定仅正向调节了正向管制性制度距离...     

多维制度环境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研究

将制度环境划分成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维度,以2003-2015年中国对121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为样本,利用随机前沿模型,研究了东道国多维制度环境因素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结果表明:东道国法律、监管质量和货币自由度等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有显著的制约作用;而东道国民主化程度、腐败控制、投资自由度以及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会显著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水平较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因此,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客观评估东道国制度环境带来的投资效率损失,建立风险预警及应急制度;同时政府也应就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风险与东道国商讨,以保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利益。     

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

东道国文化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间的文化差距越小,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的风险相对越小.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同样必须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

东道国文化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间的文化差距越小,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的风险相对越小.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同样必须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上,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本地具有负面效应,但实证研究的结果是模棱两可的。2000年后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政治风险事件的发生也呈明显上升之势。本文对中国企业2003-2006年在73个国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此情况下,近年来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些高政治风险国家的迅速增长可能是由于中国企业独特的国际竞争力优势、部分企业的盲目投资,以及东道国战略性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度对本国政治风险的"屏蔽"效应。本文的结论对于提高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的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分析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深化,中国企业如何实施“走出去”战略已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综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现状及影响因素,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的东道国区位选择和路径安排提出了策略性建议。     

国际化经验、东道国环境与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1891项投资项目数据,本文研究了国际化经验、东道国环境与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决策中,国际化经验与东道国环境条件之间是互补和替代关系,国际化经验实际上是淡化了区位决策中东道国禀赋因素的正向效应,同时淡化了东道国成本因素的负向效应,弱化了所有东道国条件在区位决策中的价值,使跨国企业可以更多的根据内部资源来进行决策,这使得一些原先不具有吸引力的东道国也可能成为投资的目的地,这一发现有别于前人的认知。     

跨国投资与创新绩效——基于对外投资广度和深度视角的分析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区位布局呈现出市场多元化以及嵌入东道国市场程度不同的特点,这一情形导致"逆向溢出效应"的条件有所区别。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回答了对外投资广度与深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对外投资广度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外投资深度的作用呈"U型"变化;(2)制度多样化程度正向调节对外投资广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而对对外投资深度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较弱;(3)对投资目的地以及企业异质性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制度距离方向、区位以及经济发展类型会左右对外投资广度和深度的作用,不同投资动机和所有制也会影响两者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理论的研究边界,也为政府和企业如何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供了理论参考。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OFDI)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欧洲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我国对欧盟OFDI增长迅速并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利用2007—2016年中国对欧盟OFDI的数据,检验发现我国对欧盟OFDI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进一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我国对欧盟OFDI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道国的经济规模(GDP)、技术水平、贸易关系和投资自由度等因素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均有明显的影响。其中东道国GDP和投资自由度对我国在欧盟各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以专利为指标的东道国技术水平也对中国在欧盟OFDI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是与前两者相比作用较小;双边贸易额则与我国对欧盟各国OFDI存量显著负相关,说明我国对欧盟的投资和贸易总体呈现替代效应,而非互补关系。     

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素的实证分析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角度出发,运用SPSS19.0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对影响中国对外投资行为因素进行了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主要受到东道国经济增长、东道国平均工资水平、两国信息成本、文化差异、法律环境以及政策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东道国人均GDP、一致的法律体系、语言一致性及政策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有正影响,而信息成本及东道国的工资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负影响。     

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对外投资形成障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偏好——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区位偏好,探究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话题。本文基于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事实,从非正式制度出发,以文化偏好为切入点,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偏好提出了一种新的微观解释。结果发现：企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更愿意选择在儒家文化圈国家投资;在运用安慰剂、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揭示,规避投资风险和降低管理成本是企业选择在儒家文化圈国家投资的内在驱动机制。本文还发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在增加企业在儒家文化圈投资中存在互补效应。此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偏好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中,而在国有企业中并未找到相关证据。本文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偏好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潜力研究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对经济全球化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中国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带来新契机,与此同时当今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引发了国际合作的热潮,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结合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新背景,从投资东道国特征的角度,探究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投资潜力,对调整投资策略、推进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RCEP14个成员国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就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投资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东道国数字化水平、东道国GDP、双边贸易额能够有效吸引中国直接投资,而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租金、通胀水平以及两国地理距离抑制了中国对其直接投资;(2)中国对RCEP各国的投资潜力存在显著差异,投资潜力成长型与投资潜力挖掘型的伙伴国家占比较高,表明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潜力空间巨大,仍待进一步实现和挖掘。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与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综述

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经济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过程,这一决策不仅与东道国政府有关,更多的直接投资则是直接与投资区位的地方政府发生关系。影响其决策的因素和条件也日益成为学术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就目前已有的有关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做一个较全面的梳理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