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提升企业价值的影响与传导路径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发展的新动力，能否提升企业价值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利用2015—2021年中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资源基础观理论，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提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升企业价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企业资源异质性视角的机制检验显示，企业绩效、行业竞争和企业性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的调节作用显著不同。进一步分析得到，内部控制和运营效率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传导路径。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的关键驱动因素。本文利用2010—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强化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关系推动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好发挥智力资本的价值驱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关系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是企业转型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分析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期投资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企业长期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重短期轻长期”现象具有“纠偏”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提升高管决策效率两条路径来抑制企业短视化投资偏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偏好的既定关系在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另外，数字化转型引发的企业长期投资规模提升，能够赋能企业价值增长。     

不同数字化路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差异——基于1035份工业企业调研问卷的研究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但较少研究关注管理数字化与生产数字化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差异。基于1035份工业企业调研问卷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管理数字化与生产数字化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管理数字化有利于全面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全局性作用），而生产数字化只与创新产出正相关，与研发投入和创新投入产出比无显著相关性（局部性作用）。第二，两类数字化转型路径对不同规模、类型和产业链位置的企业具有异质性影响。企业规模与创新能力存在非线性关系，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而在大型企业样本中，两者的关系不显著；与高新技术企业相比，数字化转型对非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强；管理数字化显著提升不同产业链位置企业的创新能力，而生产数字化的上述作用则具有偏向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要加强对两类数字化转型路径的支持力度，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精准化和差别化政策，以提升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     

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经营效率的关系研究

数字化洪流之下,传统企业纷纷按下"转型"加速键,差异化的商业模式给企业带来新的生机.本文利用江苏省制造业2013-2019年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同时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有促进作用,且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商业模式创新来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革新了生产要素体系、企业组织架构和生产模式,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助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从企业自身属性与外部时空差异角度而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企业组别中更为明显。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困境及强化企业内部治理两条路径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特别地,当企业获取政府补助及自身加大研发强度时,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振效果。为进一步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企业管理层应高度保持或提升数字化转型意识,地方政府精准支持数字化转型,培养数字化人才队伍,确保数据安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帮助企业摆脱大客户依赖——关系生态整合视角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区别于以往研究集中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自身经济后果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企业与客户的关系生态，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大客户依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实施差异化战略和提高信息传递效率两条路径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所处行业竞争激烈、所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高、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严重时，数字化转型对大客户依赖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大客户依赖减少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和经营风险。     

数字技术提升了涉农企业的价值吗?——来自新三板文本分析的证据

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催生传统产业升级,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但是数字技术是否促进了涉农企业的价值创造,现有文献并无定论。本文以2013—2020年新三板涉农企业为样本,使用文本分析方法结合专家打分法构建了数字技术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对涉农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技术显著提升涉农企业的价值,这种提升作用在价值高的企业中更强。第二,不同数字技术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的提升作用更强,而人工智能的提升作用不显著。第三,数字技术对涉农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通过促进研发创新、提升市场地位和降低企业成本途径实现。第四,数字技术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在规模大、经营年限长、高学历员工占比高、农产品生产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为促进涉农企业持续稳定开展数字化转型,避免转型过程中的短视主义,提升转型的效率与效果提供了证据支持和启示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基于价值增值视角的研究

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为中国出口贸易“爆炸式”增长提供了先决条件,但学术界关于数字化转型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研究仍留有空白。文章采用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了变量内生性、替代性指标和样本异常值后,计量结果依然稳健;（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企业质量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等途径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促进效果强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地区企业提升大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区分数字要素类型发现,数字化基础设备与数字化信息服务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促进效应,而电信活动则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倒“U”型影响。     

数字化能力、价值共创与企业绩效:基于数据安全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创新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模式。企业应用数字技术构建数字化能力，提高市场适应性，增强协同创新效率。此外，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重要资源，其安全性亦会影响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从企业绩效视角出发，以动态能力理论和价值共创理论为基础，采用逐层回归的研究方法，对550家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进行实证分析，检验数字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制造能力和数字化服务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数据安全在数字化制造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数字化服务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据安全在价值共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价值共创在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揭示了数字化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及数据安全的调节效应、价值共创的中介效应等机理。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基于组织变革理论与知识基础观,引入知识管理与企业家导向变量,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与情境效应。结果表明：①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②知识管理在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③相比于低水平企业家导向,高水平企业家导向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知识管理的关系,弱化知识管理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     

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颠覆性创新？——基于潍柴集团的案例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促使企业进入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字产物的嵌入,在二者的催化下多端颠覆性创新成为企业转型新常态,而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制造业企业颠覆性创新形成数字化颠覆性创新以把握数字时代契机,打造企业新型竞争优势是可拓展的研究问题。本文以潍柴集团为例,依托于颠覆性创新理论,通过程序化扎根理论分析对象,对制造业企业实现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的过程机制以及形成路径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要经历驱动、转型以及多元三个阶段。驱动阶段,企业受内外驱动因素影响,启动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转型阶段,企业以生产模式转变与组织结构演化为行动路径,通过对企业内外的数字化实现企业的数字化颠覆性创新;多元阶段,通过实现商业生态系统的数字颠覆性创新进行创新外延,形成数字商业生态系统模式,完成颠覆性创新转型。     

商业模式创新、先动市场导向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研究

服务化转型已成为制造企业创新商业运作模式并重获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然而,学术界对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内在机制仍然缺乏认识。基于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导向视角,探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路径、商业模式创新和市场导向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具有不同影响,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显著影响协作性服务,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显著影响生产性服务。制造业服务化转型除受到商业模式创新的直接影响外,还受到企业对顾客需求响应的影响,即先动市场导向的中介作用。     

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验证

在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数字化时代，如何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转型升级及价值创造是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工业互联网作为优化资源配置、强化产业协作配套对接的重要载体，为实现企业数字创新提供了可行路径。基于2013—2019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业互联网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创新，但其对于创新投入端的影响大于创新产出端。进一步异质性检验分析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工业互联网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更显著；相对于低市场化水平城市的企业，工业互联网对高市场化水平城市企业的影响更显著。研究结论可为国家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其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提供经验证据。     

路径依赖视角下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领域的路径依赖理论、路径突破理论和区域产业演化路径模型,构建先进制造业发展路径模型,结合TOE理论框架,从组态视角构建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模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收集汇总的27份先进制造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应用先进制造业发展路径模型,从路径依赖视角探讨组态路径检验结果。研究表明,各维度任意单一前因条件均不能单独促成先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关联度和环境适应度在先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与其它类型路径相比,突破型组态路径更有可能实现先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依赖型组态路径并不能促进先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现。     

智能制造核心企业如何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来自华为智能汽车业务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结合华为智能汽车业务探索性案例研究,提出智能制造核心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的过程机理及路径范式,揭示智能制造核心企业在创新联合体形成中的角色和作用机制,即发挥数据赋能的驱动作用,从而实现创新联合体跨界战略网络协同、跨界组织网络协同、跨界资源网络协同、跨界制度网络协同,形成协同演化动态能力,实现产品功能、生产制造及商业模式颠覆式创新。凝练出智能制造核心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路径范式：“智能制造核心企业—传统龙头集群企业—超级消费者”交互赋能。结论可拓展数字创新理论及价值共创理论,为传统产学研合作创新联盟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指导,为智能汽车领域创新联合体建设及颠覆式创新提供实践指导。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

虽然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作用机制、影响路径仍有待深入研究。对国内31个省市2008-2019年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而且能够通过加速数字赋能产业发展，间接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最显著，西部地区较弱。因此，可以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积极影响。     

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共演下企业能力升级——吉利汽车纵向案例研究

对汽车行业后发企业吉利汽车进行纵向单案例研究,深入分析制造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共演实现能力升级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①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共同演化对企业能力升级具有积极影响,其中,效率性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导向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能够推动企业能力升级,互补性、锁定性和新颖性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导向、技术导向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均对企业能力升级具有积极作用,但效率性导向与技术导向之间的互动会对能力升级产生抑制作用;②能力升级效果也会对二者的导向选择产生反馈影响,促进共演过程向有助于能力升级的方向发展;③对大型制造企业而言,在发展初期,效率性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导向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有利于企业能力积累。在发展后期,随着互补性、锁定性和新颖性商业模式创新增加并与技术导向创新相结合,更能实现创新能力提升。     

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共演下企业能力升级——吉利汽车纵向案例研究

对汽车行业后发企业吉利汽车进行纵向单案例研究，深入分析制造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共演实现能力升级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①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共同演化对企业能力升级具有积极影响，其中，效率性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导向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能够推动企业能力升级，互补性、锁定性和新颖性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导向、技术导向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均对企业能力升级具有积极作用，但效率性导向与技术导向之间的互动会对能力升级产生抑制作用；②能力升级效果也会对二者的导向选择产生反馈影响，促进共演过程向有助于能力升级的方向发展；③对大型制造企业而言，在发展初期，效率性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导向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有利于企业能力积累。在发展后期，随着互补性、锁定性和新颖性商业模式创新增加并与技术导向创新相结合，更能实现创新能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