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的效应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产业集群的影响,利用相关数据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积聚、技术外溢、集群效益三方面研究揭示其对产业集群的线性影响,同时构建模型分析产业集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群是一种相得益彰的互动关系,因此,发展产业集群可以吸引更多更优质的外商直接投资,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又可以提高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     

FDI对湖北省服务业产业升级的影响

随着服务业国际国内转移步伐加快,大量外资涌入我国中西部地区。湖北省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省份,随着外商在湖北省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必将带动湖北省整个服务业的优化升级。湖北省应抓住机遇,把握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成功实现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我国东南沿海产业集群发展的经济机理分析

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我国沿海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经验得出,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是政府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结果,具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又是形成产业集群网络式的具有不断创新能力特征的主要依托,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产业集群发挥极化效应、扩展效应和回程效应的基础,同时又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FDI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分行业面板数据的检验

基于2004—200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15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溢出效应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主要原因是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一直处于生产微笑曲线的低端;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其自身的研发资本和人力资源投入。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来自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证据

服务业综合改革是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技术创新产出、推动服务转型等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DID方法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费用率、增加专利申请数量、提高服务转型程度3条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因此,应加大服务业综合改革力度,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市场化进程,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FDI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以跨国公司为主题的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飞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山东省作为中国的重要省份,FDI已成为促进山东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分析FDI和山东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具体关系,了解FDI对山东省经济增长到底具有多大的推动作用,显得很有必要。     

鱼和熊掌可否得兼?——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产业集聚的影响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通过政策引致创新要素投入增加的方式,提升了试点城市的要素资源禀赋水平,进而实现了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结合其对创新企业的培育以及对创新载体的完善,共同推动了试点城市的产业集聚发展.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分析方法,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这一外生冲击为准自然实验,对上述理论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具有"重服务,轻制造"的阶段性特征,由此对城市产业协同集聚表现为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后仍然显著.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较高的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表现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二者得兼的政策导向,这表明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试点政策最终对城市制造业集聚产生了积极影响.     

论产业集群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基于增长极理论的观点

现代经济发展中,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证明,区域的竞争力取决于产业的竞争力,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区域内中小企业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索产业集群作为增长极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培育地方产业集群,建立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实现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竞争力提高的有效途径.     

制度环境对不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制度环境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但是不同的产业有着不同的制度密集型特征,制度环境对不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是否一样,现有文献还没有就此进行过研究.基于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实证分析制度环境对美国投资于海外金融、专业科学技术服务、食品和机械四类产业的影响.制度环境对金融、专业科学技术服务等高端服务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远大于食品、机械等制造产业.根据研究结论,并结合我国正面临的由出口导向型的制造经济向内需驱动的服务经济转型现实,得出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服务业FDI对服务业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以北京为例的实证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业FDI迅速增长,逐渐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使用1997—2007年的样本数据,运用协整分析的方法,对于服务业FDI对北京市服务业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北京市服务业FDI与服务业增长、服务业比重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新常态经济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阶段,全要素生产率逐渐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本文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指数的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重点比较新常态经济模式和传统经济模式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差异明显,存在省际、 区域间的不平衡性;在新常态经济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     

产业集群与市场互动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验证——基于互动演化的视角

采用湖南省邵东县8大产业2000—2012年的数据,研究了竞争型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的互动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基本可以肯定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在产业集群的各个层面表现的并不相同。引入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效应后,产业竞争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降低,产业的专业化、嵌入度、竞争度以及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产业集群四个特征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产业集群互动效应对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其中,产业专业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证明了产业集群可通过与专业市场的互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从专业化和专业市场的视角为欠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和依据。     

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非线性关系、创新效率路径与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对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关于两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经验分析尚未达成共识,实证检验中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方法也有待改进。本文认为：产业协同集聚会产生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要素共享、知识溢出等正外部性,进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度集聚产生的拥塞效应和竞争效应也会有损经济发展质量,因而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并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要素禀赋的不同而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同时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如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创新效率的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采用2004—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改善和收入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5个维度评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协同集聚总体上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显著促进、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具有到U型关系”的区域异质性和“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低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影响不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地区创新效率对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中介效应,但样本期间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不显著;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并在其创新效率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在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并探究了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和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深化和拓展了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应重视产业协同集聚的合理边界,重点支持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并提升产业协同集聚质量,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及其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匹配性,进而通过因地制宜的适度产业协同集聚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级工业面板数据对我国四大区域的实证分析

我国四大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差异化诉求,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可以有效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和激发技术创新。采用2004—2014年省级工业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三方面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在四个地区的影响效果呈现显著差异;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创新效应;费用型规制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中部地区污染企业形成较大的成本压力;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西部产业集聚地区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的流入;费用型规制、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流入东北地区。因此,应因地制宜地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区域经济的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