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个体禀赋如何影响慈善捐赠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个体禀赋对居民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体禀赋对慈善捐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城镇居民以及男性群体中影响更加明显,这一结果在通过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及进行替代变量检验后依然成立;个体禀赋对居民慈善捐赠的影响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提升居民社会信任、生活信心与生活满意度。建议政府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并注重通过提升居民的个体禀赋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三次分配”的概念及特征述评

第三次分配"具有社会资源重新配置以及转移支付等功能,这对于实现我国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以及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第三次分配"与以市场为主导的"第一次分配"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第二次分配"相比较,以民间为主导的"第三次分配"具有自愿性、非政府性、无偿性、主体的多元性、及时性和敏锐性、社会责任性以及补充性等特征。     

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基于消费者视角

利用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基于社会认同和消费者购买行为理论,实证检验了企业捐赠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捐赠行为对销售增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与产品非直接接触消费者的企业相比,产品直接接触消费者企业的捐赠行为与销售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更强。     

公司的慈善性捐赠:“烧钱”,还是“吸钱”?

基于2008-2014年我国沪深A股市场的数据,研究了公司的慈善性行为是否得到证券投资基金的认可,同时考虑了企业的产权性质和公司的治理水平的差异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的慈善性捐赠行为会导致基金的增持,而该效应在民营企业显著,而且公司的慈善性捐赠行为能够增加公司未来的业绩,进一步发现基金的持股行为能够增强该效应,并发现只有在代理成本较低组,公司慈善捐赠对公司的未来业绩的影响更加明显。企业产权制度差异和企业的自身公司治理水平也是影响公司的慈善性捐赠及其经济后果的重要因素。因而需要营造公平、公正的经营环境,企业自身也要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规范企业的决策和运行程序。     

中国家庭慈善捐赠意愿的生命周期之谜——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微观证据

中国经济进阶高质量发展并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第三次分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使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年龄-时期-组群（APC）分解法识别家庭捐赠意愿的生命周期轨迹,发现家庭捐赠意愿呈右偏倒U型生命周期特征,同收入水平的年龄效应错峰而行,揭示了青年家庭较中年家庭有更高的捐赠意愿。对此,通过因果中介分析法（CMA）研究发现,信任水平和社会网络约束是家庭慈善参与的双重动力。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信息效应、邻里压力的同群效应和健康风险的木桶效应是家庭慈善捐赠意愿表现出的生命周期之谜的解释路径。     

企业慈善捐赠的同群效应——来自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使用2014-2018年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中的同群效应特征。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否捐赠还是捐赠规模,企业慈善捐赠活动均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慈善捐赠活动更易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民营企业为例

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外部的政府行为两个角度出发来考察广东省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对273份有效问卷的实证分析,发现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与企业现金流的多寡没有显著关系,但企业形象、企业慈善决策机制、企业规模大小、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民营企业是否进行慈善捐赠有显著影响。我国民营企业应结合其资源能力和外部环境,开展战略性慈善捐赠,这是关乎其健康持续成长的重要要素。     

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吗——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税收征管数字化是税收征管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典型事件,已有文献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在企业层面的治理效应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鲜有成果分析其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在进行平行趋势、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更换被解释变量、剔除部分样本、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究其原因,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促进了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和企业享受比例,从而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拓展性分析显示,当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为非国有企业,以及在2014年之后的年份,税收征管数字化促进企业慈善捐赠的效应更为显著。建议深入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强化税收征管对企业慈善捐赠的规范和引导,同时注重发挥税收大数据“以数治税”优势,促进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及时精准地匹配到每一户适用企业,助力企业更好实施慈善捐赠。     

CEO过往经历与企业利他慈善捐赠——基于烙印的动态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8-2019年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CEO三年自然灾害经历和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经历对其所在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CEO,其所在企业捐赠水平更高;(2)相对于其他时期,CEO在青少年期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对企业捐赠行为影响更大;(3)有良好...     

论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绩效管理——以Y企业绩效管理实践为例

本文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服务性行业性质出发,考察不同顾客对物流绩效的不同需求,提出绩效管理必须以顾客满意为导向的关键绩效管理（CTP）思想。第三方物流企业以顾客满意为导向的关键绩效管理,从顾客满意度出发,通过分析物流企业的关键业务流程,研究影响顾客满意度的企业内部因素,指出物流质量、成本、周期以及系统柔性是影响顾客满意度的四个关键因素,并由此四个维度总结出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关键绩效指标及绩效评价函数。最后,通过对第三方汽车物流企业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说明以顾客满意为导向的绩效管理方法的实际应用。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及其权变条件研究

通过确定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财务绩效的潜在过程、制度环境和相关参与者的影响,可以从关系机制和能力机制的视角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作用,进而分析这些机制背后的假设及其权变条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具有多样性,并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对现有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进行扩展,有助于解释现有混合结果,并为未来更关注条件和背景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我国保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以P公司为例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呈正相关性。从现实来看,保险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仍然存在制度不成熟、主体不均衡、意愿不强烈、机制不完善等问题。P公司在行业中具有龙头地位,其是保险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影响的重要典范。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政府要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体系,企业要强化自身社会责任意识,社会要形成企业社会责任的氛围,“三位一体”强化保险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实现财务绩效正增长。     

农村五保老人社会救助的新探索——以福建省“慈善助老安居楼”为例

农村五保老人是老年人中最弱势的群体,中央和地方一直很重视农村五保老人的社会救助工作。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历经58年的发展和完善,基本能够保障五保老人的物质需求,但他们的住房保障和精神需求仍是薄弱环节。基于2014年3月对福建省F市L县B村、S村、P村的慈善助老安居楼项目的实地调查,通过访谈法和观察法收集到第一手资料并进行分析,就该项目慈善救助的形式、内容以及产生的社会效益进行阐述并作进一步的讨论。     

家族企业关系契约治理、企业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A股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关系契约治理会对家族企业产生重大影响。文章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以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分析了家族企业关系契约治理对企业财务绩效以及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关系契约治理强度越大,企业绩效越好;财务绩效越好,企业愿意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越大。关系契约治理对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方式的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于五维平衡计分卡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海尔集团为例

本文通过海尔集团2009年～2018年财务报表相关数据,根据选取的五维平衡计分卡指标内容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企业积极履行对股东、政府的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积极承担对债权人、消费者、供应商、员工、社区的责任时,与企业财务绩效的改善没有相关关系。     

社会实践在高校“第三课堂”育人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高校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不断发展和创新,新时代高校教育体系已基本形成“五个课堂”的组成结构。作为高校长期建设的传统“第一、第二课堂”的延伸,以实践体验为主要目的的“第三课堂”越来越受到重视。社会实践作为其最重要的教育形式之一被引入“第三课堂”。社会实践对于发挥高校“第三课堂”育人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应关注社会实践的组织管理、实践监督、总结评估等环节,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高校教育。     

论第三次分配的本质——基于他在性视角的阐发

他在性构成了第三次分配作为一种社会行动过程的基本生成观念,并赋予其新的社会关系属性和内涵。从这种社会行动过程的展开来看,因为他在性观念所包含的对主客体关系结构的消解,多元主体能够在具体的实践行动中实现交融合作,进一步地,因为内在的他在指向,又使得这种交融合作在理解视域融合、问题与行动导向、行动策略的灵动延展等几重连续面向上具有先天优势,进而呈现为一种具有极强韧性和创造性的合作行动过程。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创新绩效提升吗?——基于战略性新兴企业的跨期再检验

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否会挤出创新投入,甚至抑制创新水平却尚未明确。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长期和短期分别探讨了战略性新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虽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短期内造成资金成本增加,但长期内在利益相关者支持下,对创新绩效影响由负转正;从不同企业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创新绩效影响短期为负,但长期为正的结论更加明显;从内在影响机制来看,消费者、政府和员工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成为提升创新绩效的关键。以上结论表明,战略性新兴企业回报社会与创新绩效的目标并无矛盾,而且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反而可以获得提升创新水平的不竭动力。     

声誉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之间的作用——以商誉作为声誉度量方式的讨论

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绩效的一个重要途径,声誉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实证研究中声誉没有一致认可的度量方法。本文以商誉作为声誉的度量方式,采用上市公司2012—201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一步讨论了声誉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之间的作用。研究显示:当以商誉作为企业声誉的度量指标时,企业社会责任正向影响企业的声誉;在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绩效的过程中,声誉没有起到调节作用,但起到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可以造福于社会,还能提高自身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