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探析

传统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否定国际直接投资的存在空间,但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现实则表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发展的。本文回顾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历史和现状,着重分析了内在规模经济（内在比较优势）的理论渊源,探讨了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内在规模经济的国际分工。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与演变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研究经济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理论以及对既有理论验证、发展并从其他角度研究直接投资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发展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纷繁复杂的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前瞻分析

纵观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进,可将理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时期,这些主流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并在70年代走向了理论繁荣期;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和中小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许多国际直接投资理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比较北大核心CSSCISSCI

受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的影响,以往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多倾向于从发达国家企业的视角进行。近年来,有关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并体现出与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不同的特点。本文在对国内外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两种视角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探讨了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评《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

人民出版社于 2 0 0 4年 2月出版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一书 ,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陈继勇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经验总结、前景展望》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项目《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该书以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在回顾国际直接投资一百多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 ,通过对比分析 ,深入、系统研究了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出现的新特…     

从替代、互补到交叉与融合——试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两种重要的国际经济关系 ,传统的分析通常将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置于不同分析框架下分别加以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联系愈发紧密 ,表现出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交叉发展特征。文章从理论和实践分析了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与互补关系以及当代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交叉、融合、相互影响的发展趋势。     

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比较与启示

先后出现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解释了不同条件和成因下的国际直接投资现象。通过对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比较优势投资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比较和分析,认为我国应该用比较优势投资理论来指导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比较

受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的影响,以往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多倾向于从发达国家企业的视角进行.近年来,有关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并体现出与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不同的特点.本文在对国内外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两种视角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探讨了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企业国际化理论述评

传统国际经济学的核心是国际贸易理论,其中还没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迅速发展,学者们也开始尝试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交叉与融合研究.这种交叉与融合研究,从研究的角度看,大致有五种.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与启示

世界经济的变化发展往往伴随着相关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也随之实现了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理论大致可以分为：研究经济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理论以及对既有理论验证、发展并从其他角度研究直接投资的理论。这些理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它们对于我国企业的跨国发展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FDI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协整分析——基于陕西省1985-2006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省出口贸易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运用协整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和陕西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和陕西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它们之间的短期偏离会向长期均衡调整的结论,最后提出了几点启示和政策建议,希望对陕西省外资引导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了很多重要变化。在这种新的环境和条件下,这些变化使得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新的经济影响。认识到这种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以及最大程度地利用外资,同时限制其不利影响,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出口平台型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出口平台型投资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出现的一种新型投资模式，区别于在东道国销售的水平型投资和返销母国的垂直型投资。出口平台型直接投资生产的产品主要面向第三国销售。由于传统的两国模型根本无法分析向第三国出口的出口平台型投资，该概念仅仅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本文在总结现有出口平台型投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说明出口平台型投资对东道国外资流入和投资国贸易的基本影响。     

技术引入和技术学习——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技术空间博弈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很多研究局限在总体正负外溢效应的争论上,很少有学者关注区域因素和企业行为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本文借鉴Wang与Blomstrom的内生理论模型建立思路,把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放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中,同时引入“距离”因素,更全面地分析外资企业的技术引入行为和内资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     

国际直接投资与开放型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应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 ,着重就国际直接投资 (FDI)对高收入国家、中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三种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认为FDI能内生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 ,从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本文对 65个样本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FDI流入增长对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作用比对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作用更明显。但FDI流入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其原因与FDI流入规模和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关     

外资研发与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基于产业层面的面板协整检验

本文利用中国产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混合组间均值估计方法对外资研发与中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面板协整检验(PanelDataCointegration)和估计。新的检验方法表明,无论是以新产品开发项目数,还是以专利申请数来衡量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协整检验统计量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外资研发与国内企业专利申请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同时,误差修正模型表明短期内外资研发与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幅度为52.8%,且短期内各个行业对长期均衡的反馈程度各不相同。     

我国FDI区位分布条件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EBA模型的实证研究

虽然我国已经成为全球FDI最具吸引力的发展中国家,但FDI在我国东中西部的分布极不均衡。根据经济地理理论,运用EBA(极值边界分析)模型,系统分析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条件因素,揭示FDI区域间的发展规律及其差异性,为政府制定利用外资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浙中城市群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果分析——基于Panel Data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与浙中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刺激了地区经济的增长。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同时也对浙中地区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需要有关部门在未来的引资工作中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导与控制,更好地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产生正的外部性。     

汇率波动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跨国公司的视角

汇率和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国际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两个论题,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本文利用简化的“两国两公司”模型论证了东道国汇率波动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具有实质性影响。通过引入经济学家阿利伯的通货区域理论和“多国投资”模型进一步研究了汇率波动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传导效应。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upgrading of Polish exports

This paper poses a central question in relation to the economic-structural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with Polish manufacturing as an empirical case: how FDI coincides with the technology intensity of Polish exports. A short review of the available literature discusses critically the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one-sided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de and FDI. Subsequentl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vestigates what role incoming FDI appears to have played in relation to Polish export specialization over the period 1989–1996. Results indicate that FDI has affected positively the technology intensity of the Polish export b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