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几点思考

2015年国务院《关于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下文称《意见》)中明确了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配套措施,并在天津、上海、福建、广东开始展开试点工作,从而为201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提供经验与借鉴意义。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项规定和做法",那么进入新时代后,全面推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又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与挑战呢?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剖析这一制度实施的背景、面临的挑战及相应的对策。     

放宽市场准入与企业资金配置——基于负面清单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现金持有是财务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探索平衡现金持有动机冲突的有效机制,本文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为主要切入点,对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金配置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盈余波动性、减轻代理问题,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其中,具体业务准入限制放宽程度较高的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下降幅度更大。同时,对于要素错配严重、市场价值较低、商业信用获得较少的企业,负面清单制度抑制现金持有的作用更强。本研究丰富了相关领域的文献,拓展了引导财务决策和资金配置的合理化机制,也为负面清单制度的深入实施和动态调整提供参考,特别是为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数据支持。     

考虑投入和产出时滞效应的中国物流业绿色效率测度

考虑到物流业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时滞效应,以中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构建DEA模型处理非期望产出的聚合问题、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时滞效应问题,有效测算出2014—2021年中国30个省（市、区）物流业绿色效率。结果表明：从整体角度看,八年间绿色效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整体效率水平较低;从省域角度看,北京、上海和海南的绿色效率排名最好,河北、内蒙古、山东和新疆的绿色效率排名较低;从地区角度看,不同区域之间绿色效率水平差距较大,其中黄河中游地区、东北地区绿色效率排名居于后两位。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改进物流业绿色效率现状的建议。     

民间投资运行特征及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基于区域差异视角

本文基于1995—2012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民间投资的发展状况、动态变化特征及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从总体情况看,东部民间投资总量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但中、西部的平均增长速度高于东部;东、中、西部民间投资的动能均呈不断上升趋势,但势能均有所波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是正效应,西部地区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弹性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     

能源行业应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目前,实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已日益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投资准入制度。本文借鉴国际经验以及我国在上海自贸区施行"负面清单"的实践,通过分析能源行业中存在的行政性垄断和价格管制可以认为,在能源行业中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有助于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提高效率。同时,文章提出了在实行该制度时还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国家高新区推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吗？——基于277个城市的 “准自然实验”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277个城市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和PSM DID方法,评估国家高新区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1）整体上,国家高新区对地区TFP增长具有积极影响,并且这种效应主要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实现的。（2）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高新区对西部城市TFP影响的边际效应最大,东部次之,对中部地区却有显著的负效应;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从国家高新区设立中获益更多,设立在省会城市、较大市中的国家高新区对TFP增长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国家高新区的设立有类似“雪中送炭”的作用,显著促进TFP增长,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则不显著;政府效率高的地区,国家高新区的政策效果相对全样本更加明显,而政府效率低下的地区,国家高新区对TFP增长的影响表现为抑制作用。     

试论产品质量“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2013年9月27日,国务院批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要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根据《方案》要求,上海市政府于9月29日发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版）,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代码》 （GB/T4754-2011）提出了18个门类、89个大类、419个中类、1069个小类共190条特别管理措施.对于未列入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一般项目,采取“非禁即入”的管理模式.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域的一次重要探索,是政府行政管理模式的一项重大突破.当前,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实施产品质量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创新质量监管方式,加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质量工作体制机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研究：1978～2005

本文运用Malmquist指数对1978~2005年中国省区、三大地区间经济增长源泉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要素投入和TFP对经济增长效应年际、省际变化比较大,要素投入的贡献高于TFP的贡献,但在不同的时期内,要素投入和TFP对经济增长效应不一;1990~1995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最高,而技术效率的贡献自1978年以来一直比较低;1978~2005年要素投入和TFP对三大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顺序都是东部、中部、西部,并且年际变化不大,技术进步的贡献高于技术效率的贡献,并且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     

上海自贸区政策下电信运营商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2014年7月1日，上海市政府发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4年修订）。2014版负面清单与2013年相比缩短幅度为26.8%。文章通过上海自贸区产生的背景分析，以自贸区政策为切入点，剖析短期及中长期该政策对电信运营商增值业务的影响，并提出应对策略。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

本文构建了涵盖资源能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绿色制度实施四个维度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对2006—2011年中国及各省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考察期内全国总体和地区生态文明均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但在不同区域之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及其变化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发达地区生态文明绝对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中国生态文明呈现了由高到低逐渐递减的状态。     

收入增长的俱乐部效应

本文通过选取1993—2013年省域面板数据,基于俱乐部收敛的视角对收入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各省域经济出现了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分为东部地区的富裕省份俱乐部和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省份俱乐部。这种长期的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不利于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有效实施。本文进一步选取教育、科研、制度、收入差距等条件变量,实证结果显著表明它们是影响地区间俱乐部效应的主要因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和失败的国家都离不开同以上四要素的联系,也正符合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内涵。     

网络基础设施、包容性绿色增长与地区差距——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球数字化浪潮下,网络基础设施对中国践行更为绿色、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在测算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基础上,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究了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网络基础设施的区域协调效应。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的推广普及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方面;就影响机制而言,网络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鼓励大众创业行为、改善居民就业质量以及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相比,网络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正向影响更甚,且对不同类型城市具有异质性表现;另外,网络基础设施弱化了传统地理优势,能够在全国、地区以及省份层面降低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显著的区域协调效应。本文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现有分析框架,更为政府推动宽带战略落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城市绿色发展

以中国2003-2017年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为基础,对当年经济增长目标与过去实际经济增长均值之差进行归一化,构造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指数,分析其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指数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导致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下降,其传导机制在于: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导致地方财政支出、实际利用外资、资本存量、就业人数等增加,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下降,污染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上升、环境治理水平下降,进而抑制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选择适度的经济增长目标有利于城市绿色发展.     

政府绿色采购之客体范围分析

本文从对比分析政府采购客体范围的法律规则入手，阐述政府绿色采购客体范围的绿色政策功能，探索政府绿色采购的优先领域及其确定标准，明晰政府绿色采购清单制度要求，提出有效实施政府绿色采购清单制度的必要措施，旨在推动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有效贯彻执行。     

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度及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研究目标:构建科学合理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标体系,测度分析中国各省份及三大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变动趋势、区域差异及其收敛特征。研究方法:运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泰尔指数、σ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各省份及三大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区域差异显著但逐年缩小,并具有收敛特征。研究创新:根据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涵和外延构建指标体系,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指标选取主观随意性强、指标种类单一、忽略指标实际含义和指标体系不易操作等问题,从而更具有效性和应用性;运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测度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使测度结果具备了时空双重维度上的可比性。基于时空视角,从各省份及三大地区两个层面进行考察。研究价值:有助于观察和把握中国经济增长的绿色化与社会包容性的现实状态,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普及程度、网络信息资源和数字经济环境与效果四个维度构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采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06—2019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面板门槛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绿色TFP的提升,从而从绿色生产率的视角验证了数字经济完全可以成为支撑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绿色TFP提升的新力量,这一研究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渠道来促进绿色TFP的提升;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的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绿色TFP具有更为明显的积极影响。这一研究不仅为评估数字经济的影响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依托数字经济推动国内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环境质量、区域经济分化和经济增长

本文选取18个环境质量指标,分析2003—2016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个板块的区域环境质量分化、区域经济分化和纳入环境因素的区域经济分化情况,并使用1990—2016年数据检验环境质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1997年~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估计

文章运用1997年~2012年中国省际数据,基于MRW模型着重分析了物质资本、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物质资本仍为各省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各省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存在阈值效应,东部和中部地区少数省份已跨越阈值,而西部多数省份却尚未跨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有待提高;健康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取决于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和对物质资本挤出效应之和,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总效应值为负,西部地区总效应值为正。     

中国不同区域物流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目前东部地区,物流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而经济增长也对物流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而在中部和西部,经济增长对物流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物流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并不显著.因此,提高中西部物流的现代化水平和物流管理技术将是中国未来中西部物流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省际资本服务测量：概念、框架和指数构建

在提出资本服务是衡量资本投入最为恰当指标的基础上,梳理了资本流量视角下基于“年龄—效率”函数和资本租赁价格的资本服务测量框架,首次测量中国省际资本服务。研究发现,1994~2010年三大地区平均资本服务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2.86）、中部（2.77）、西部（2.67）;东部资本服务均高于全国水平,三大地区资本服务差距逐步减小。此外,资本存量总额指数增长快于资本服务,而这与资本存量总额是否高估中国资本投入密切相关。